对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客观行为的解析与认定思考

增设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后,在司法实践中如何适用本罪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从行为方式入手,对关系人、国家工作人员、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行为性质进行具体分析,期望能够对该罪的司法适用提供参考,为深化对该罪的理论研究抛砖引玉.     

受贿罪中滥用职权行为的界定

【要点提示】根据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之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然而在实践中,会碰到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本身也可能构成滥用职权罪等犯罪,那么,在存在数罪的情况下应如何处理?本文仅从牵连犯的视角加以分析,认为在个别类型的案件中,     

浅析我国受贿罪主体的扩大

受贿罪的主要表现形式是职务、身份、权利、地位与金钱财物的非法交易.它产生于人类社会分工的特殊时期,证明人类的物质需要开始向特定的历史阶段发展.本文从受贿罪主体的演变、受贿罪主体扩大、受贿罪主体扩大的完善三方面阐释了对受贿罪主体扩大的理解.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理论困境及破解

在我国法律语境下,受贿罪的实质是＂权钱交易＂,即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其自身的权力和请托人进行财物交换的行为,此处的权力应仅限于国家的公权力,不应扩大到影响力,而且利用公权力的行为人应与公权力的拥有者相统一。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不符合受贿罪的本质特征,与传统的受贿罪理论存在冲突,应借鉴《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之规定,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定位为利用影响力交易罪。     

日本受贿罪立法及对我国的借鉴价值

日本刑法中关于受贿罪规定了7个具体罪名,各个罪名之间既互相区别又相互补充。不同的具体罪名虽总体均属受贿罪,但每个罪名的构成要件的规定又有所不同,日本刑法中受贿罪的立法模式对我国刑法中受贿罪立法规定的进一步完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其中,日本刑法中受贿罪的行为基本模式、特殊行为的规定模式及法定刑设定模式对我国刑法的借鉴意义重大。     

浅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刑法确定的新罪名,也是刑法罪名体系针对性、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对推进我国刑事立法的科学化和现代化,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本文尝试从该罪的立法背景与意义探究该罪名确立的理论基础,从该罪的立法原则与依据阐明该罪的现实必要,从该罪法律适用的三个难点来解释适用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以期实现对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确当领会。     

行为对象不存在能否成立受贿罪

"行贿人"以欺骗的故意,伪造房产证,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了一套住房,该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对象并不存在能否成立受贿罪,如果成立犯罪该如何量刑。笔者从不能犯、行受贿对合关系、量刑规则等方面进行了分析。     

浅析受贿罪的主观要件

鉴于受贿罪已成为当前官员腐败的主要罪名，本文对有关受贿罪的现行立法规定和司法实践进行了分析。认为对受贿罪应重新认识，应以受贿罪所保护的利益是否受到危害以及所受危害的程度来确定行为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罪行的轻重，而受贿罪所保护的利益应该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     

浅析受贿罪主体范围

受贿罪是一类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进行的贪利性职务犯罪。由于受贿罪形态多变,我国现行刑事立法曾多次对受贿罪主体作出改动,分别在《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到第三百八十八条中作出相应规定,以其适应社会发展变化。本文试对国家工作人员以及其核心问题从事公务作出探讨,对现行刑事立法关于受贿罪主体的范围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以期对中国刑事立法有所帮助。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行为方式辨析

受贿罪的手段,即主体通过何种方式、途径实施了受贿行为。在新型受贿罪即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未得到立法首肯之前,普通受贿犯罪都是主体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向当事人索取或者收受贿赂。故学界关注的受贿罪的手段就是如何理解、认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刑法修正案(七)》中的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则规定行为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     

论张某的行为是否构成受贿罪

国有医院的医生,利用职务便利在采购医药器材中收受回扣的情况屡见不鲜,这种情况应如何认定引起了广泛的思考和争论,在受贿罪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之间应如何认定。     

周某的行为是否构成受贿罪

正[案情]2003年,周某在其妻子姜某(清远市某区原副区长,分管城乡建设)的授意下,在姜某负责推进旧城改造项目的过程中,利用姜某的职务便利,帮助开发商张某、潘某获得该项目的开发权。期间,张某承诺送给周某300万元好处费。被告人周某还介绍张某、潘某与朱某(某村委会书记)等村干部认识,并约定张某、潘某在获得该项目的开发权后,给予朱某等村干部好处费。事后,周某在其妻子姜某默许下收受了张某、潘某给予的好处费200万元。后因群众举报被检察机关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行为方式辨析北大核心

受贿罪的手段,即主体通过何种方式、途径实施了受贿行为。在新型受贿罪即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未得到立法首肯之前,普通受贿犯罪都是主体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向当事人索取或者收受贿赂。故学界关注的受贿罪的手段就是如何理解、认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受贿罪的共犯

刑法第 3 82条第 3款不是法律拟制 ,而是注意规定。一般主体与国家工作人员相勾结、伙同受贿的 ,成立受贿罪的共犯 ;国家工作人员使请托人向第三者提供贿赂时 ,故意接受贿赂的第三者与国家工作人员成立受贿罪的共犯 ;以各种形式帮助行贿或者受贿的 ,分别成立行贿罪或受贿罪的共犯 ,而非介绍贿赂罪 ;受贿罪的共犯人应当对所参与的共同受贿数额负责 ,追缴受贿所得时原则上应采取连带追征说。     

试比较影响力交易犯罪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和影响力交易犯罪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犯罪，两犯罪的性质、主体、影响力的本质、行为方式等存在重大区别。利用影响力交易罪是极具中国特色的一个规定，要注重中国刑法规定对之进行解释。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主体范围与行为性质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在适用过程中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争议性问题。犯罪主体方面,国有单位、家庭式的个体工商户与具有单位性质的一人稳定经营式个体工商户应属“其他单位”,确定单位性质是认定单位内部工作人员身份的第一步;“公务说”是非国家工作人员身份认定的第二步;“是否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既是非国家工作人员身份认定的第三步,也是兼具双重身份的工作人员行为认定的关键。行为性质方面,对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理解宜采限缩解释,非国家工作人员单纯的“事后受财行为”不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受贿罪中贿赂范围的厘定

受贿犯罪作为腐败的重要形式,不仅严重侵害了我们党和国家的健康机体,侵害了我们国家的廉政制度,而且严重败坏了党和国家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极大破坏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秩序。贿赂,作为受贿犯罪的犯罪对象,如何界定其范围,目前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这给司法实践的认定带来了相当的难度。本文列举了我国刑法学界,关于贿赂范围的三种主要观点以及我国关于贿赂范围的法律界定,借鉴域外贿赂范围的立法情况,提出我国立法完善之建议。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疑难问题研究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构成要件设置比较复杂。当前,对该罪主体即关系密切人的范围如何确定,主观方面是否需对谋取不正当利益明知,客观方面有哪些行为方式以及利用影响力受贿与共同受贿、斡旋受贿、行贿、介绍贿赂如何区分,如何准确判断利用影响力受贿既遂未遂等问题,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中一直存在较大争议,亟需予以研究解决。     

论受贿罪适用中的几个问题

新刑法中受贿罪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应理解为利用本人的职权便利 ,可以是将来的职权便利 ,但不包括所谓“过去的职权便利”。刑法第 1 6 3条第 3款规定的索贿构成受贿罪 ,应当以第 385条的规定为标准。“为他人谋取利益” ,从利益的实现方面来看 ,包括意图或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 ,正在为他人谋取、尚未谋取到利益 ,以及已为他人谋取到利益。间接受贿的成立 ,必须以行为与第三人职务之间存在制约关系为前提 ,为请托人所谋取的“不正当利益” ,包括非法利益和不确定的合法利益     

“感情投资型”受贿行为是否构成受贿罪

[基本案情] 2006年3月,时任兰州大学第二医院（以下简称兰大二院）党委书记的丁某,在家中收受某建筑公司经理张某（承建兰大二院医疗综合大楼和萃英门花园住宅楼施工建设）给予的人民币50万元。丁某将其中15万元用于孩子上学,剩下的35万元以他人名义存入银行。至案发前,请托人张某尚未向丁某提出给予帮助的要求,丁某也尚未利用职务之便为其谋取实际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