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共用物的治理模式

公众共用物本身无所谓悲剧或喜剧,由人类推动的公众共用物运动好比人类演出的一幕戏剧,有时表现为悲剧,有时表现为喜剧,有时表现为悲喜剧,而关键是我们人类对它的态度和行为方式。公众共用物治理的单一模式是:针对第一种公众共用物悲剧问题,依据第一种公众共用物悲剧产生的机理,建构防治第一种公众共用物悲剧的理论,采取将具有非排他性的公众共用物转变为具有排他性的物权或财产权的客体的经典方法,通过将公众共用物私有财产化或国有财产化的途径,或运用市场调整机制,或运用行政调整机制解决第一类公众共用物悲剧。公众共用物治理的综合模式是:从公众共用物的状况、人的各种需求和两种公众共用物悲剧等实际情况出发,依据公众共用物的特点及两种公众共用物悲剧产生的机理,建构公众共用物可持续利用和防治两种公众共用物悲剧的理论,对不同状况的公众共用物,分别采取或维持公众共用物性质不变或将公众共用物转变为具有排他性的产权或物权客体等方法,综合运用三只手(三种调整机制)或多元调整机制和调整方法,防治两种公众共用物悲剧和反公众共用物悲剧,实现公众共用物的功能、作用和喜剧,促进公众共用物的可持续供给与利用。     

治理现代化:治理价值、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三维构建

治理现代化追求善治秩序。达到善治秩序需要治理价值、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三维构建,这样,才能在治理价值应然发展逻辑与治理体系、治理能力实然演进逻辑耦合中推动治理现代化的进程。     

政府治理体系的构建:特色、过程与角色

健全和完善政府治理体系,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和目标。为此,中国共产党在基于中国国情和多年改革的经验基础上,创造性地进行了“整体性治理”的党和国家机构的全面深化改革,从而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政府治理格局。我国政府治理体系的构建,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民政府与法治政府的内涵建设,将人民政府打造成体现多种功能的多维人民政府。     

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公众参与研究

公众作为生态环境治理中重要的参与主体,能够发挥政府和市场都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是公众在参与生态环境治理中存在着参与层次低、集中于末端参与环节、参与无组织性以及无法充分发挥监督职能四个方面的问题,限制了生态环境治理机制的发展.如何激发公众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公众的主观能动性,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进程是本文的研...     

危机管理视角下的网络群体性事件治理机制构建

网络群体性事件是网络时代政府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本文试从危机管理视角切入,通过危机管理三阶段理论和治理相关理论的运用,构建起一套事前预防机制、事中的应急机制和事后恢复机制有机联系共同作用的网络群体性事件治理机制.     

方法论视角下的治理理论与中国乡村治理

我国乡村治理理论具有非常鲜明的特色,它立足于农村社会实际,寻求以历史和现实资源解决问题.乡村治理主要是以农村、农业、农民为中心,但又涉及到现实中国各方面的改革开放实践和社会产业结构、利益实现、社会结构、区域协调等问题.我国乡村治理的基本问题应包括乡村治理体制的创新、乡村治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及推进乡村治理体制的改革和发展等方面.     

关于基层政府适应国家治理体系的思考

基层政府适应国家治理体系,需要对定位、职能、方式及自身管理等运行要素进行改革,这种改革要理顺党政关系,使执行同担责统一;要参与整体治理,使职能同担责统一;要进入治理途径,使民主同担责统一;要完善责任制度,使法治同担责统一.     

国家治理现代化下的社会治理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并对社会治理进行了中国化的创新探索.本文指出,如何全面正确的理解社会治理的概念特点,以及执政环境的巨大变迁,其内容包括改革开放和转型期的大背景、公众参与意识的发展和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使用,这些都迫切要求党和政府大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创新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因此,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宏伟目标,我国必须继续全面深化改革、创新社区治理体系、发挥网络的积极作用.     

国家治理体系视角下党内法规研究的基础概念辨析

随着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深入推进,党内法规学日益成为一门显学。但是,与传统的法学学科相比,党内法规学仍处于起步阶段,党内法规理论研究还主要在浅层次徘徊。围绕党内法规研究存在着认识混乱甚至误读或曲解,这不仅阻碍了党内法规研究的进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和依法治国成效的认识与评价。对党内法规研究涉及的基础概念进行辨析,不仅有助于澄清模糊认识,也有助于领会中国共产党治党治国的实践逻辑、制度逻辑。为此,必须以准确把握国家治理体系中以党的主张为统领的政策制度体系、以党章为统领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和以宪法为统领的国家法律制度体系等三套关键性制度体系为理论前提,以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发展状况为实践依据,厘清党的主张、党内法规、党内规范性文件、党规、党内规矩、党的纪律等基础概念。     

治理理论视角下的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探析

由于思想意识、制度等方面的障碍,《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从纸面到现实的落实还存在种种问题,透明政府的实现任重而道远,因此,本文引入治理理论为此提供新的分析视角,以找到解决问题的路径。     

市民社会视角下环境保护与公众参与的逻辑关系

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在最近几十年中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要真正把环境保护理念贯彻到实施与监督管理阶段,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市民社会的理念源于西方社会学家的理论研究,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国内诸多学者对此领域进行了大量研究。文章力图通过梳理市民社会这个社会学概念的分析范式,剖析市民社会中环境保护工作与公众参与的内在逻辑,以诠释环境保护工作应建立在充分调动市民社会以公众参与的形式展开的必要性。     

构建和谐社会视角下的政府能力及其提升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政府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政府要发挥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主导作用,必须具备包括维护公平与正义的社会平衡能力等在内的一系列能力。政府有效提升其能力的基本途径包括:确立以人为本的政府管理理念、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建立健全政府管理机制、提高公务员的能力和素质。     

论国家治理体系下的检察公益诉讼

检察公益诉讼是富含治理内涵的司法体制创新。该制度体现了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所具有的在执政党领导下、改革与建构并重、注重社会主义公益保护、兼具国家主导与半开放性等特征。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形成了关联深广、多层嵌套的复杂网状治理结构。文章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角度,剖析了检察权与行政权、审判权、立法权和公民权的关系演变,描述了网状结构中各主体不同的权能定位,以实现提升检察公益诉讼的治理效能。检察公益诉讼的治理效果明显,表现为治理领域广泛覆盖、治理力度全程深入、治理主体全面带动、治理规范充分法治化、治理方式刚柔并济。为了实现检察公益诉讼的治理目标,还需增强协同治理效应、完善治理机制与规范建设,并逐步提高检察机关司法治理能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法治化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准首先是"国家治理体系法治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相辅相成、相互促进,通过将国家硬实力和软实力现代化的有机结合,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社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全方位的制度保障和实践推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项具有系统性特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工程,除了突出法治化的要求之外,还需要采取综合治理的思路,调动一切有利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生产要素和管理要素,全面、有效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法治中国的建设。     

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制度体系的功能建构

制度建设作为现代国家治理的核心内容和首要任务,发挥着衔接和支持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良性运作的根本功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功能体系建设主要包括社会动员与政治整合、资源汲取与利益分配、关系协调与国家稳定三个方面。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制度建设推进国家权力向社会系统有效渗透并充分汲取所需资源,在对市场实施宏观调控的基础上实现社会成员生活改善与利益关系均衡,从而巩固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制度化互动关系。     

公众认同视角下死刑存废的理性思考

死刑存废之争历经百年,仍没有定论。本文着重从公众认同的视角分析死刑制度是否应当保存。从长远角度看,死刑应当废除,但应当采取渐进的方式。     

构建全过程欠薪治理体系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为农民工获得工资建立系统化特殊保护制度2019年12月30日,(以下简称《条例》)公布,自2020年5月1日起施行。多位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条例》是完善我国劳动法、健全工资支付保障制度的一部重要行政法规,也是我国第一次为保障农民工群体权益制定的专门法规。《条例》的出台,开启了依据行政法规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新阶段,解决了之前主要依据规范性文件、地方性法规、规章进行治理的局限。坚持问题导向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是《条例》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工资是农民工及其家庭生活的最主要来源,也是其最基本的权益。近年来经过系统治理,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得到明显遏制。     

社会诚信危机的治理:行政法视角的分析

诚信是社会正常运转所必不可少的基本品质。我国当前面临着严重的诚信危机,无论国家机关诚信还是社会诚信均需重塑。我国当前的诚信信息供给模式属于公共信息机构占据主导地位的混合模式,市场化的诚信信息供给主体作用较小。因此,对社会诚信危机的治理,应当在完善公共诚信信息系统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公共诚信信息的行政运用机制,通过行政机关的协同配合和社会公众的参与来达成目标。     

论我国政府立法中的公众参与——以香港公众咨询制度为视角

政府立法中的公众参与制度对于保证立法的民主性尤为重要。我国近年来兴起的听证会制度和专家代表论证制度即是对此的有益探索。本文通过对香港公众参与立法制度设计与实践的论证,并以香港《淫亵及不雅物品管制条例》第一轮公众咨询为例,阐明公众参与立法过程的制度安排及其意义,为我国内地公众参与立法提供理论准备和实践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