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群体性事件演化的动力机制——基于群体动力学理论的研究

重大群体性事件演化外在地表现为人群规模的扩大、行为手段的升级、行为目标的转移以及影响范围的扩散,但却内在地持续存在着由群体成员不断建构、互动而成的复杂动力系统。社会变化、导火索事件情景、政府干预行动作为外源动力提供演化的外部条件和推动力,导火索事件社会认知、群体规模、关系网络、群体情绪、集体效能作为内生动力形成演化的基础和原动力。依据作用的性质和效果,可进一步细分为正向外源动力、负向外源动力、正向内生动力和负向内生动力,重大群体性事件演化正是在上述群体力场中各种动力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结果。     

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的公共安全管理

安全，是人生存和发展的重要需求和基本保障。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社会矛盾凸显。重大自然灾害频繁发生，重大疫情传播范围扩大，重大突发性群体事件日益增多，人们的安全感普遍下降，尤其是对于食品药品、生产、社会、网络等方面的不安全问题反映强烈。各类公共安全事件已经呈现出由非常态化的偶发向常态化频发转变的趋势，不仅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还极大地影响社会稳定．甚至对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网络群体极化视阈下网民正义感的培养

首先对网络群体极化现象进行了具体分析,认为网络群体极化现象中网民正义感的表达存在理智性与非理智性并存的特点,因此,研究群体极化现象不仅与培育网民社会正义感息息相关,也可为进行相关调控、避免群体极化负效应提供有益指导。研究表明,网络群体极化容易产生网民正义感的缺失,并对网络群体极化现象的生成机制和网络群体极化事件中网民社会正义感的培育两个方面进行了多方位的阐释。     

大学生网络虚拟群体的特点及问题研究

大学生网络虚拟群体是以电脑网络为沟通、联系平台建立的非正式群体。它有非正式群体的一般特征，又表现出一些新特点。网络虚拟群体的产生、发展影响了大学生的成长、成才，阻碍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培养。应研究大学生网络虚拟群体的特点，分析存在问题的成因，为进一步开展网络虚拟群体研究，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奠定基础。     

情绪主导型群体事件的机理研究

根据群体事件中个体的心理状态,本文将群体事件分为有组织的群体事件、自组织形式的群体事件以及情绪主导型群体事件三类。其中情绪主导型群体事件具有突发性、极强的破坏性与容易被利用等特征,具有“非直接利益冲突”的特殊现象,是最值得关注的群体事件。个体在形成情绪主导型群体的过程中要经历情绪积累、情绪激发与接受暗示三个阶段,融入情绪主导型群体后的个体具有典型的非理性特征,所以要以理性、宽容的态度对待情绪主导型群体事件。     

网络社群：特征、构成要素及类型

网络社群就是以互联网为媒介而进行网络互动,形成的具有共同目标和网络群体意识的相对稳定的人群。网络社群具有非身体在场的互动模式、交往纽带的网缘化、群体的边界确定与不确定性特点。网络社群的构成因素有网络空间、角色或网名、群体目标和规范并具有独特的类型。     

做好非公企业主先富群体工作的立足点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由于非公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已经出现了一个人数越来越多、影响力也越来越大的非公企业主先富群体。能否做好这一群体的工作将对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产生重大影响。做好这一群体的工作必须首先研究这一群众的特殊性。这一群体是在改革开放这一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产生的,他们与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相伴相生,也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所从未遇到过的,当下这一群体也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新情况、新问题。     

从“垮掉的一代”到“逆行英雄”:90后青年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群体镜像研究

在抗击新冠肺炎重大疫情中,涌现出一大批90后青年逆行者。他们中有医生、护士、警察、志愿者、快递小哥和辅助人员,这个青年群体的勇敢行动,既体现了对自身职业使命和伦理的清晰认知,也体现了国家情感的高度认同。正是这种清晰的身份认知与高度的家国情怀,激励着年轻的逆行者冒着生命危险开展繁重的医疗救治与疫情管控工作。他们身上展示了新一代青年的社会成熟度、群体责任心、职业使命感、担当精神和公益品格,他们早已从曾经被标签化的"垮掉的一代",成长为"勇敢的逆行者",已经并终将成为中国未来的"中坚一代"。     

增强网络舆论引导力的三个着力点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国内外网络舆情空前活跃,为疫情防控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并保证信息的准确传达是考验此次攻坚克难中实践网络舆论引导力的重要一环。信息协同高效渗透、社会情绪稳步调适、辟谣平台高效建设,都体现出我国舆论引导力的时代性、先进性和全局性。同时,面对不足仍需进一步反思,以增强在重大公共事件中信息治理、审时度势的综合领导能力。     

地域性犯罪群体的概念、成因及预防--对北京地区流动人口犯罪状况的考察

地域性犯罪群体,是由流动人口构成,成员之间建立在地缘关系基础上,在异地进行某些特定违法犯罪活动,对原籍流出打工人口有一定影响力的犯罪团伙的总称.地域性犯罪群体之所以能够形成,很大程度上在于社会主文化对群体成员的控制力量不足.亚文化不是地域性犯罪群体产生的最初原因,此类群体的原始开端应当是单独的犯罪个体的产生.但是在原籍共同的生活状况、对贫富差距相同的仇视心理、对于较高生活水平的向往等亚文化现象,促使了由个体向群体的发展.亚文化对地域性犯罪群体形成的促进,对中国当前的犯罪原因研究有重大启示作用.     

青少年网络自杀群体的影响与对策初探

在描述网络空间出现的青少年网络自杀群体这一重要现象的基础上,分析青少年网络自杀群体形成的外在条件和内在因素,探讨青少年网络自杀群体对社会和个人的消极影响,明确提出消解青少年网络自杀群体的网上网下联动策略。     

海外中国留学生接受抗疫大考

一场重大疫情让百万海外中国留学生身处跌宕起伏的抗疫进程。一些欧美国家的民众将个人偏见转嫁到当地华人群体身上,致使一些中国留学生遭受谩骂排斥;少数留学生的不当言行,也一度令留学生群体在国内自媒体上被污名化、标签化、边缘化,令其面临双重压力。尽管如此,绝大多数留学生都表现出应有的文化素养和个人修养,不卑不亢、理性应对、勇于担当,以超凡的姿态接受时代的特殊"大考"。化双重压力为双重动力,追求双重认可,是留学生们的不懈追求,也是他们进一步成熟成长过程中面临的重要人生课题。     

老年人自杀的特点、原因和对策

70—80岁年龄段的老年人是自杀高发群体。自杀老人多为丧偶、独居老人,自杀方式以半夜至凌晨时段跳楼、自缢、跳河的居多。老年人自杀主要因孤独寂寞产生抑郁心理、身体患病产生恐慌心理、家庭重大变故产生逃避心理或家庭矛盾产生绝望心理。防止老年人自杀,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做好相关各个方面的预防工作。     

网络趣缘群体与青少年发展

网络趣缘群体是网络上最多的群体群,它是人际趣缘关系在网络领域的表达。作为一种新兴的网络群体,它具有社会化功能、情感功能、教育功能等社会功能。青少年结成或参与的网络趣缘群体,具有初级群体的性质和作用,对青少年的发展造成复杂的影响。     

青年群体网络消费特征及影响

互联网时代青年群体利用网络进行消费逐渐成为主流消费模式,体现了社会与时代的进步.本文在对青年群体网络消费特征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提升消费者效用、维护社会和谐、促进创业、实现交易效率的提高、消费主客体异化、对青少年产生的危害、交易安全风险等角度探讨了网络消费的优势与劣势,最后就实现青年网络消费健康有序发展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部队“地缘群体”的透析与控制

社会是以共同体的形式存在，社会生活是以群体的形式进行。群体是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对象。部队中的地缘群体是一种客观存在，既有正向功能，也有负向功能。目前部队中的地缘群体具有普遍性、显现性、功利性等特征。其成囚主要是群体中的自然因素、成员的心理需求、传统观念的影响和业缘群体的异化等。加强地缘群体的管理，必须变小群体为大家庭，在思想上搞“五湖四海”；干部必须跳出“地缘群体”的圈子，保持公正和平等；关心战士的切身利益，增强组织的凝聚力；创建生动活泼的文化氛围，把干部战士引导到健康有益的活动中来。     

高凝聚力群体内部可能消极因素及应对策略

高凝聚力能为群体发展提供内动力,增强群体成员的自信心并增强群体行为效能,但高凝聚力群体容易产生群体思维、群体偏好和群体中心行为并可能会对群体决策和群体行为产生一些消极影响,需要我们在群体组织完善过程中予以注意和调控。     

虚拟群体中的知识管理

信息时代，有一个词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这个词就是“群体”。我们的生活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群体：同业群体、知识群体、商业群体、学习群体、兴趣群体以及职业群体。借助于网络技术的发展，群体围绕知识而建立．不受任何现行结构的制约。10年后，群体对于我们来说会像团队那样成为十分自然的组织形式。     

青年审美的时代融合与再造——以主旋律影视作品为分析视角

主旋律影视作品与青年受众的审美视点在网络提供的沟通渠道中逐渐相融，从电视机前仪式化的观赏到通过网络参与影视剧的传播，青年群体在与艺术作品的相互审美交流中互为参照，彼此走近。尤其是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中，青年群体对祖国的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达到了空前高峰，他们的审美态度也更加理性、客观，开始主动参与到主旋律影视作品的审美再创造中。作为主流文化的主旋律影视作品，只有主动转变创作理念，尊重青年视角，才能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让青年受众在接收和观看主旋律影视作品中开启“双向奔赴”的审美征程，在潜移默化中塑造具有时代特征的青年审美价值观。     

国内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工作、家庭关系及其对负面情绪影响的性别差异

本文旨在探讨两性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时害怕、焦虑、担忧这些典型负面情绪的变化,以及疫情期间工作、家庭关系的变化对负面情绪影响的性别差异。借助2020年1月至3月在国内疫情上升期和下降期对同一批受访者的网络追踪调查,本文发现,虽然在疫情初期女性比男性表现出更多的负面情绪,但随着国内疫情趋于好转,女性负面情绪已降至与男性同一水平。疫情给女性工作带来的消极影响比男性大,这不利于女性负面情绪的改善;较之男性,女性负面情绪的改善更多受到家庭关系的影响,尤其是对于工作出现消极变化的女性,家庭关系的改善能够缓和工作损失对她们情绪的不利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