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因师获印”之议看党锢之祸

东汉时期皇权逐渐强化,皇帝重用近臣(多为外戚、宦官),士大夫在朝廷只是受命办事,被边缘化。但由于察举制和征辟制的实行,东汉中后期逐渐形成了士人阶层。日渐强大的士人阶层对"不亲接"的地位开始不满意并和皇权逐渐产生了冲突,周福"因师获印",党议兴起;"因师获印"所导致的党议是士人阶层为获得朝廷核心权力而和皇权产生的冲突加剧的表现,是士人阶层在经过向皇帝上书争取核心权力不成功后以党议的方式对皇权的施压。随着士人阶层在赦后杀人,与皇权的冲突逐渐加剧,从而导致了党锢之祸的爆发。党锢之祸是东汉儒学取士、士人阶层强大和东汉专制的皇权体制之间的矛盾而导致的士人阶层和皇权之间冲突的结果。     

从权争到辅治:宗族与国家权力关系史之千年嬗变

中国早期国家形态为以统治部族为中央、臣服部族为地方的"酋邦式"部落国家,地方部族实行完全的自治,宗族尚未正式形成。西周的全面分封制实现了统治部族对被征服部族的武装殖民,统治部族的贵族宗族组织及其自治制度基本形成,被征服部族原则上不再被允许保有其宗族组织。战国及秦朝,贵族组织及其自治制度暂时被废除。汉代在短暂地恢复了皇族、王族与军功贵族的自治之后,又很快将其废除,开始扶持官僚宗族与文化宗族。魏晋南北朝,士族作为文化贵族的最高形态,其自治权达到鼎盛后开始转衰;官僚宗族的自治权亦通过家庙制度开始崛起。唐代士族的法定自治权被取消,官僚宗族通过家庙制与荫族制进一步发展。晚唐、五代时期的战乱毁灭了士族的族谱乃至肉体,官僚宗族的世系也被完全破坏,宗族自治势力对国家上层政治的威胁被最后解除。宋代开始将原仅适用于贵族、官僚的宗族自治制度下移至普通平民,终于在明代形成了在县政府控制之下,由宗族自治辅助国家官治的农村社会治理模式。     

先秦士人的道义传统及其批判精神

西周时期社会政治文化的巨变以及诸子百家的"哲学突破",促使了先秦士人阶层的产生和兴起。士人产生以后,便将"以道为尊"确定为自己的价值追求。为此,他们便"言治乱"议政事"论国事",表现出了强烈的批判精神。     

宗族主义是太平天国失败的罪魁

宗族制度和宗族主义在我国历史上拥有深远的影响。对于太平天国运动而言,宗族主义的影响分为两个方面,其正面影响表现为宗族势力的加入,成为"拜上帝教"实力急剧增长、金田起义得以发动的重要因素;消极影响是太平天国内部宗族矛盾激化,导致领导集团各派宗族势力过早摊牌,从而酿成大规模的血腥残杀,断送了太平天国的前途。宗族斗争的发生率并没有阶级或者阶层差别;权位越高、宗族势力越大,斗争的频率越高,斗争的后果越发严重。斗争手段残酷程度的升级,必然成为利益关系适应新的利益格局的唯一手段。我们当前最需要注意的是,宗族势力在现代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中的复活及其消极影响。     

明清时期孔氏南宗宗族文化述评

明清时期,孔氏南宗族人继承南渡以来的优秀传统,谨守祖训,承传礼仪,不断完善宗族规制,形成了底蕴深厚、特色鲜明的宗族文化.南宗族学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当时衢州儒学的发展方向,在与社会现实结合中推动了儒家在衢州地区的发展.南宗士人的诗文佳作蕴含深厚的人文内涵和具有崇高的人格风范.孔氏南宗凭借其独特的宗族文化,与当地望族一道,身体力行,对促进当地和谐稳定、推动好学尚理之风、静化民风民俗、丰富精神世界,都起到了示范辐射作用.     

国家与社会在场:乡村振兴中融合型宗族制度权威的重构

宗族制度作为典型的非正式制度,在乡村社会与正式制度共生共治。宗族制度权威因其社会价值属性而能在正式制度权威缺位时进行有益补充,这不仅符合治理有效的价值目标,也是宗族制度权威与治理现代化需求的价值对接。在国家与社会这一分析框架之下,从宗族制度适应性发展角度出发,将宗族制度权威重构理解为其所依托的文化价值的复兴、权威资源的再汲取以及权威合法化的过程,拟定出"发育型→威胁型→混沌型→融合型"这一路径规划。这既充分体现了宗族制度权威重构中国家与社会的同时在场,又有效回应了乡村振兴背景下宗族制度权威所具有的价值与功能这一重要议题。     

"市民社会"与社会新阶层形成的文化影响

社会新阶层的出现和形成,导致了中国当代社会发生了历史性的文化转型,并影响着现代文化格局的形成.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市民社会"的理论模式,分析社会新阶层形成的文化影响机制,研讨社会新阶层的特点及对21世纪中国先进文化现代性发展的影响.     

两汉祠堂的社会文化探源

随着社会生产和社会交往的发展,两汉文化进程的几个重要特征:儒学教育的广泛普及,宗法秩序的初步稳定,道德建设的空前升格,都与宗族祠堂这一社会文化存在有关。汉代宗族祠堂的作用超越了以往日月山川诸神祀所,形成社会文化经纬的要络,成为先祖祭祀的场地,孝道宣传的课堂,亲族汇聚的中心。皇族“宗庙”放大和提升了的祠堂,其作用尤其显著。然而,汉代祠堂建设“崇侈”的趋向也受到了开明士人的批判。     

走出弗里德曼宗族研究困境：从“分离说”到“配套说”

弗里德曼的宗族研究模式本质上是一种"分离说",表现出国家(上层)与地方社会(基层)之间、官方(官僚体制)与民间(宗族组织)之间的分离,不能完全解释中国传统宗族社会的现象,也不符合中国传统社会等级制度的根本特征。相较于"分离说",明清时期海南宗族社会的发展状况,体现出国家(上层)与地方社会(基层)之间、官方(官僚体制)与民间(宗族组织)之间的相互配套和双向互动,可以视为一种"配套说"。"配套说"超越了"分离说"以乡村宗族为主体社会结构的研究范式,将宗族置于不同层级的、与自上而下的官僚体系相匹配的结构体系中去,更符合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本质特征,也更有效解释中国宗族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由此,对当前人类学研究与中国民间社会组织研究进行以下思考:在人类学研究上,需要重新反思其发展历程,加强向上研究,走出乡村,促进多学科合作研究;在中国民间社会组织研究上,需要走出西方理论和经验研究的局限,从中国二元社会的结构特质,理解官方社会与非官方社会的联系与互动对民间组织发展的重要意义。     

古时乡贤的推举方式与作用的发挥

中国有着悠久的基层社会治理传统,常以年岁、德行及能力为标准推举乡贤,优化基层社会治理。乡贤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历代王朝在基层体制设置的三老、父老等,另一类是选官制度中的文教与德行标准所引导形成的士人群体。从东汉世家大族到魏晋门阀士族,再到明清士绅,士人都在地方社会中承载着文化传承的使命,指导着社会生活,并充当着社会与政府之间的沟通桥梁。     

论东汉末流寓士人的政治抉择与社会教化

东汉末宦官专权、黄巾起义、董卓移都等原因,士人们举族流寓,形成辽东、河东、荆州、益州、交州等集中地。流寓士人"择明主"以保身,出现了士人反复流徙的现象。流寓士人的分化为曹操、孙权、刘备三大政治军事集团,形成人才的大体均势,为三国鼎立局面的重要条件之一。此外,东汉末流寓士人在流动社会里实行教化和管理,充当了流寓社会临时管理者的职能。东汉末流寓士人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三国历史的走向,其历史作用不可低估。     

有关明清家族制的是是非非

明清家族形成了以祠堂、族谱、族田、族学以及族长家法为特征的制度形态,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族权,对当时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有着重要而深刻的影响,因此,明清政权都希望宗族成为政府的基层组织,以维持地方社会秩序。这种族权与政权互动的加强,也影响了明清政府统治政策的走向。     

警惕“居住隔离”的形成——不同收入群体住房状况调查

居住隔离在一定程度上对同一住宅阶层的群体起着激励作用,因其相似的经济利益、兴趣爱好等能够形成共同的利益需求。但居住隔离不利于文化的交流,严重者则可能引发文化隔离,从而限制城市整合文化的功能,使城市文化难以成长;甚至加剧阶层间的对立和冲突,从而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此,从城市的稳定和发展而言,我们还是要警惕"居住隔离"的形成。     

从乡村宗族到城市宗族——当代宗族研究的新进展

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促成宗族形态发生不同程度的变迁。从时间维度上看,宗族的类型可分为传统宗族和现代宗族;从空间纬度上看,宗族又可分为乡村宗族和城市宗族。考察和研究不同形态宗族的变化发展历程,可认识和把握它们在特定的时空下是如何完成转型的,及其对一方山水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影响。为此,学界有必要加强对各种形态宗族的研究,尤其是城市宗族的研究。     

校园文化中的浮躁之气

一、校园文化校园文化属于亚文化的范畴,它从属于主体文化,是主体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主体文化反映的是一个社会中处于主导地位或统治地位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及风俗习惯.社会是由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人所组成,社会的每个阶层、每个群体均有与其他群体相异的地方.文化的差异则是不同群体间相互识别的一个重要标志.企业文化以商品经济为基础,以利润为导向;军营文化以整齐划一、纪律严明为其显著特质;校园文化则荡漾着一种宽松、欢娱的气氛.为讨论上的便利起见,     

南宋乡村社会“富民”阶层实态与社会关系研究

南宋时期,内忧外患伴随政权始终,使得南宋政权不得不日益将地方财务聚集中央,导致地方官府行政治理能力严重不足,百姓赋税重于前代。唐宋以来崛起的财富力量“富民”阶层,历经北宋,到南宋时期,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乡村社会强弱关系、贫富关系、官民关系等重要社会关系的主导力量,使南宋地方社会经济文化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富民”阶层在强弱关系、贫富关系、官民关系中不断加深着与国家、与小农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既推动了乡村经济的繁荣发展,更保障了乡村社会的协调稳定,为维持国家政权稳定和社会安定奠定了基础。同时,“富民”阶层逐渐成为地方社会的经济文化引领者,而且促成了吏强官弱的地方政治治理模式,成为乡村社会治理与教化的主要力量,使南宋社会呈现出政治力与社会力共治的形态,形成明清以来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形态的雏形。     

从“回娘家”到“联谊会”:外嫁女的“报”与新宗族主义的兴起

本文以对粤北甘姓宗族村庄的田野调查为基础,研究近年流行于华南和东南地区的"外嫁女联谊会"。这一新的社会组织形态是新宗族主义背景下外嫁女与村庄共谋互惠的结果。研究发现,新宗族主义的兴起,改变了以往以男性为中心的组织形式,基于平等、自愿的同宗女性成员之间的联合成为可能。外嫁女回报娘家村庄的初衷,使外嫁女、宗亲网络、村庄三者之间构成一种"报"的循环机制。在这个过程中,村庄借助外嫁女连带群体,间接获得更多公共服务和资源,降低了正式制度的运行成本,形成一种新的乡村再组织方式。最后讨论新宗族的"里"与"表",新宗族主义是传统宗族一脉相承的延续,呈现出适应时代发展和社会变迁的弹性。     

论太平天国失败后族权的强化

晚清以降,中国传统宗族制度逐渐走向衰落,在经受了太平天国运动的打击后,由于族权被严重削弱,反而激起了宗族势力的反扑,加之封建国家强有力的扶植,族权在太平天国失败后空前强化,族权强化的方式有修葺宗祠、广置义田等。这种逆潮流而动的"回光返照"的确起到了延缓宗族制度土崩瓦解的作用,是晚清乃至民国宗族制度都没有发生根本性变革的原因之一。     

当代宗族更新与基层社会的文化治理——以浙江省为例

宗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承载体,当代宗族的复兴显示了传统宗族文化潜在的顽强生命力。浙江省当代宗族在20世纪80年代迅速复兴,成为重建乡村社会的重要力量,其所包含的以伦理为方式协调社会秩序的文化治理模式,也对乡村社会治理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当代宗族需要加强现代性的更新,在避免与行政力量合而为一、克服狭隘的宗族本位观念的前提下,造就新伦理,构建地缘与血缘相结合的组织体系,并把现代文化元素注入到宗族文化之中,才能切实地发挥以伦理为方式协调社会秩序的文化治理的作用,为乡村社会重建以及城乡一体化发展提供动力。     

宗族文化与中国现代化--宗族秩序存在的合理性分析

宗族秩序是中国传统典型的政治结构,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由传统与现代“冲突”而形成的僵化性的文化格局使人们对具有与传统文化特征和命运相似的宗族文化也陷入非此即彼的两难选择模式。但是,无论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在理论上有多大区别,有生命力的现代社会的建立,实际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于传统社会中的某些因素,现代性实际上是从传统中发展起来。本文拟从全新的视角,运用科学的方法论工具剖析宗族秩序存在的合理性,挖掘宗族文化与现代化本质相契合的有效因素,引导其成为现代化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