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微法院"撬动司法大变革

移动微法院由余姚市人民法院于2017年10月首创,2018年1月在宁波两级法院全面推开,2018年9月在浙江全省推广,2020年1月实现全国四级法院全覆盖. 3年多来,移动微法院功能不断完善,成效不断显现,受到诉讼参与人和办案人员的普遍欢迎,被评为浙江省2018年度"最多跑一次"改革最佳实践案例.     

"共享法庭":司法助力"浙"里共富

共享法庭是继杭州互联网法院、移动微法院之后,浙江法院推出的又一个重大改革创新.它"不增编、不建房",以"一根网线、一块屏"为标准配置,集成浙江解纷码、移动微法院、庭审直播系统、裁判文书公开平台等软件模块,具备调解指导、网上立案、在线诉讼、普法宣传、基层治理等功能,每个"共享法庭"配备一名联系法官和一名庭务主任,为人民群...     

"微法院"撬动诉讼大变革

"疫情原因,身在美国的我们难以去使领馆办理认证手续,不知执行余款何时才能退回,没想到宁波中院通过'移动微法院'解决了难题!" 前不久,身处洛杉矶的张先生通过移动微法院,在手机上与宁波中院的法官和上海的两名律师视频连线.借助移动微法院新上线的"代理见证"功能,法院依法确认了久居美国的当事人委托国内律师代为领取执行款的事实,顺利退还了270余万元执行款.当事人"零距离"感受到了我国司法的速度、公正和温情.     

法院数字化建设的浙江实践

近年来,浙江法院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落实省委数字化改革和最高人民法院"智慧法院"建设部署,坚持系统谋划、内外协调、整体推进,形成了"杭州互联网法院""浙江移动微法院""浙江法院统一办案办公平台"等一系列全国领先的创新成果,走出了一条具有浙江特色的法院数字化发展新路.     

诉讼调解中法官身份与职业技能困境

诉讼调解贯穿诉讼始终,是法院结案的重要方式。诉讼调解凸显了定纷止争、降低诉讼成本的效用。然而,诉讼调解中法官居于裁判者与调解员双重身份的矛盾,致使审判技能和调解技艺相互弱化。法院作为纠纷解决的最后一道防线,法官亟需独立品格。故而,结合司法实际对诉讼调解进行改革是构筑司法独立、法治权威的要旨。     

谈我国现行法院调解制度的完善

法院调解制度改革与完善,不能仅仅基于旧有诉讼模式产生的司法实践问题而去怀疑法院调解的价值和现有的调审结构,而应当在转换诉讼模式、建构新的诉讼制度的前提背景下,从法院调解制度的性质去思考和决定该制度的取舍、改革和完善。     

给善意以力量——审判权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尝试

本文以法院审判权参与社会管理创新为切入点,思考法院建立不良诉讼记录的现实性、困境、可行性以及具体操作方法及现实必要性。笔者认为,完整的不良诉讼记录应包含着进入机制、公布方式、救济机制、退出机制。本文通过对法院建立不良诉讼记录的思考,旨在寻找审判权在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有效路径,使司法更好地推进法治国家建设。     

泉州法院:创新直通式诉讼服务平台

"法律是怎么规定的?案件审判流程一般是怎么样的?法院的事情怎么这么复杂?"相信对很多第一次打官司的人来说,都有这样的疑惑或怨言。再加上法院诉讼程序环节多的固有特性,当事人参与诉讼少不了要多次来法院"一站一站跑"。如何破解难题,化繁为简?泉州法院的回答是创新诉讼服务平台,让群众享受一体化、一站式、家门口的全流程标准化服务。泉州被称为"民办特区",民营     

建议建立签收诉讼材料制度

在民事(经济)诉讼过程中，法院依法向诉讼参加人送达的各类诉讼文书，均要求受送达人在送达回证上签名或盖章。但时于诉讼参加人向法院提交的各种诉讼材料，如证据、起诉状、鉴定书、委托书等，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意见第七十一条规定“时当事人提交的证据，     

让和谐的春风在诉讼调解中飞扬——诸城市人大常委会力促人民法院加强诉讼调解工作

近年来．诸城市人大常委会以促进构建紧密和谐的社会关系为着力点．在依法监督诸城市人民法院诉讼审判工作中．每年都多次组织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人大代表视察法院工作．旁听典型案件的审理，广泛征求群众对法院审判工作的意见．提出了一些加强诉讼调解等工作的改进意见．有利地促进了和谐诸城、和谐法院的建设进程。     

群体性诉讼制度比较研究

在考察和比较分析集团诉讼、团体诉讼等群体性诉讼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我国的代表人诉讼制度,需要从六个方面入手:取消登记程序、扩大适用范围、扩大法院权限、扩大诉讼代表人的权限、发挥制裁功能、引进团体诉讼。     

析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是指检察机关以国家法律监督者的身份对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而无人起诉的案件,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有关违法行为无效,并追究有关当事人的法律责任的活动。我国虽尚未建立该项制度,但是域外的成功实践为我国构建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提供了良好的借鉴,在我国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存在必要性和可行性。     

审判管理视角下的虚假诉讼治理

司法实践中一些虚假诉讼存在"连环案"的情况,暴露了法院在审判管理当中的某些疏漏和缺陷,如法院片面追求适用调解、简易程序,案件信息缺乏共享机制,以及错误理解当事人主义等。从审判管理的视角出发,应完善审判管理评估,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建立虚假诉讼失信人名单,发布指导性案例以及增强依职权调查取证,切实治理虚假诉讼。     

论从法院调解到诉讼和解的制度变迁

我国法院调解制度已从初始制度均衡走向了制度非均衡状态,将调解制度作为非讼解决纠纷方式从审判方式中分离出来,并借鉴国外的诉讼和解制度改造我国诉讼中的当事人和解,以诉讼和解代替法院调解,实现强制性制度变迁具有现实意义。     

论诉讼判决的既判力

诉讼判决是否有既判力的问题,就我国而言,讨论尚不充分。既判力的本质是前诉法院作出的确定判决在诉讼法上直接拘束后诉法院不能作出与前诉判决相矛盾的判断,既判力的根据归根到底是法院审判权和当事人诉权的相互勾连。本文在此基础上,试从肯定诉讼判决在满足一定的条件下具有既判力的立场来分析我国不同诉讼判决的既判力,以满足诉讼制度和司法实践的需求。     

代位债权能否平等受偿分配?

案例:曾某因生意需要资金周转分别向李某、余某借款20万元,后因生意失败,无法偿还二人债务。债务到期后,李某、余某分别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诉讼生效后,曾某还是未能还钱,两人又向法院提起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未能发现曾某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于是法院终结了本次执行。在终结执行后,李某偶然发现张某欠曾某20万元货款,于是李某以张某为     

便民利民的“网络法庭”

正面对诉讼案件的逐年增加,仅有24名员额法官的基层法院,如何破解"案多人少"难题?如何让现代信息技术服务于审判,提升审判质效?梧州市万秀区人民法院创新探索"智慧法院"内核建设,将信息技术与审判工作深度融合,打造"法院-基层"对接互通的"网络法庭",开辟了诉讼便民利民新途径。     

关于毁灭、伪造证据等诉讼欺诈行为的刑事法律探讨

狭义的诉讼欺诈行为,指行为人虚构事实,毁灭、伪造证据,将被害人作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虚假诉讼,诱使法院作出有利于自己的错误裁判,使被害人交付或者借助强制执行获取被害人财产或财产性利益的行为。诉讼欺诈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有必要运用刑法来进行规范和调整,建议在刑法第三百零七条增设一款毁灭、伪造证据罪,规定诉讼当事人虚构事实,毁灭、伪造证据,并向人民法院提起虚假诉讼,进行诉讼欺诈活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反垄断民事诉讼与行政执法的衔接与协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确立了受理反垄断民事诉讼案件不需要以行政执法程序前置为条件,但随之带来两个问题:一是在"跟进诉讼"中,行政机关处理决定的法律效力如何?二是在"单独诉讼"中,如何协调法院与反垄断执法机构对同一案件的立场?应在"跟进诉讼"中秉承"司法最终解决"原则,将反垄断执法机构的生效的调查结论和行政决定视为"初步证据",如当事人提出适当的反证,法院可以推翻行政机关的决定;在"单独诉讼"中应允许反垄断执法机构直接参与法院的审理程序,并设置法院受理反垄断民事案件后向反垄断执法机构查询等辅助制度予以协调。     

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立案难破解研究

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立案数量虽有明显增加,但法院平均收案量很低,在环境案件总量中占比几乎可忽略不计,法院对环境公益诉讼起诉仍需实质审查,并非但凡起诉即能受理,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范围受法律严格限定。现状反映出的是环境公益诉讼立案仍然不易。在立案制度层面,造成环境公益诉讼“立案难”的原因包括立案条件高阶化设定、实体审查前置、原告资格限制等,可以通过对环境公益诉讼立案标准的改造,将部分诉讼要件从立案条件中剥离,立案审查以形式审查为主、宽松实体审查为辅,对原告主体资格范围扩张,寻求环境公益诉讼立案难的破解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