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验式治理:价值、限度及其优化

伴随着体验经济新形态的不断涌现,各地也在探索将体验融入治理,应用于不同公共事务,体验式治理新形态初具端倪。表面上看,体验式治理与传统的下基层、明察暗访等方式相比似曾相识,但重视直接体验并和治理相结合,具有独特的治理价值。自上而下的体验式治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决传统科层制治理的弊端,但也存在体验表象化、内在性和个性化的缺陷。进一步拓展体验式治理的应用空间和形式创新,优化体验式治理与其他治理类型的嵌套互补关系,在互动中不断自我调适,才是其常态长效发展之道。     

治理和技术如何结合?——技术治理的思想根源与研究进路

治理的本质是引导人们有序生活。为此,治理者要观察、审视被治理者的现状,发现其问题,根据脑中的蓝图提出解决方案,此即为技术题中之意。由此,技术与治理的结合产生了三个论题:社会问题如何被识别和解决,谁有权力识别和解决问题,社会可能性如何被化简。论题引发了现有技术治理研究的三种路径:如何让政府行为技术化,如何让新技术成功嵌入现有科层体制,以及如何运用策略安排人们的生活。在此基础上,笔者尝试给出治理技术与技术治理的定义,并确定其研究主旨,即中央地方关系调整、国家社会关系变迁和国家政权建设的同步推进。     

感谢监督与转变治理思维

对于监督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只要善待之,善用之,则监督与善治必会实现良性互动。前不久的一天,有两条"感谢监督"的新闻不约而同。在上海参加的一个研讨会上,卫生部部长陈竺感谢媒体曝光"问题胶囊"。针对审计署发布15家央企2010年度财务收支等审计结果公告,国资委致谢审计署监督央企,并诚恳地欢迎社会各界一如既往地建言监督。感谢监督反映的是对待监督的态度。这需要治理者的胸襟,若缺乏胸怀气度,是不会从心里感谢监督的。在公共治理身处日益开放的社会环境、面临日益广泛的公民参与的情势下,对待监督仅靠治理者的胸襟是不够的,更需要一种治理思维的转变。     

警惕阻碍改革

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下改革与法治的关系 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下。改革与法治的适当关系应表现为： 其一,法治是改革的目标。或者说改革是为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或目标之一）是建立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是为了实现和增进人的权利、自由、幸福。改革不是为改革而改革,更不是单纯为提升治理者的“政绩”、改善治理者的形象而改革。     

刍论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关系

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国家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体制是治理中重要的概念和形式,它们之间有着内在的紧密联系。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领域,社会治理的主体、社会领域的问题以及社会治理的价值都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下,我们应以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作为突破口,通过理顺政社关系、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推进基层自治和底层参与、创新社会矛盾体制、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构建多中心的治理模式等途径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重要的社会基础。     

社会治理的概念辨析及界定: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比较分析

社会治理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需要在国家、政府与社会的现实关系中来理解,在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生动实践中来解释。学界现有的融合论、包含论、交差论、独立论等观点为更为准确界定社会治理的概念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社会治理包含"自治"和"他治"两个维度,社会治理要通过有效的"他治"来培育"自治",核心社会治理是政府对社会的治理。     

城乡"过渡型"社区的治理困局如何破解

随着城乡一体化推进速度的不断加快,介于城市与乡村过渡形态的边缘社区治理成为我国基层治理创新与城市治理研究的一项重大课题。而受物化发展模式等因素的影响,此类社区经常面临治理诸多棘手问题以及治理资源不足、治理结构混乱等困境。为此,应以人的城镇化为引领,从治理结构调适、治理能力塑造、社会资本培育等方面予以破解。     

基层治理中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

建设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提升治理效能的关键所在。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具有多维内在逻辑，分别是秩序和谐的生活共同体、多元构成的利益共同体、权责适应的责任共同体、社会进步与人全面发展的共同体。建设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需要用制度、协商、情感等多维治理工具来实现其现代化建设，需要重视解决重构基层新型人际关系、扩大群众参与、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创新治理方式等难点问题。     

运用社会治理理念 推进政府购买服务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用“国家治理”一词,将“社会治理”与“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并列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围绕“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对社会组织的改革发展进行了专章部署;同时,明确提出推广政府向社会购买服务。当前,就推行政府向社会购买服务来说,如何运用社会治理理念系统推进？笔者从积极构建新型政社关系和社会格局的视角,进行了思考。     

社会治理中的情感治理:理念、能力与路径——基于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视角

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囿于"情感-理性"二元对立的惯式,情感治理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相关问题有待厘清。在探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时,作为治理对象和治理策略的情感治理,需要从主观、客观两个层面激活社会治理的情感治理能力,而核心则在于社区的情感治理能力建设。在治理路径上,发挥基层党建和技术治理作用的同时加强情感动员,共建情感共同体,对于实现共治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电子治理:让城市更有"韧性"

城市韧性主要是指城市在面对冲击时具有抗压、恢复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合格的韧性城市应该能够通过系统组成部分的优化、协调、再组织等吸收和适应灾害,从而使损失最小化,快速恢复至正常运行状态。韧性城市通常具备良好的城市治理能力,而电子治理使得治理在现代社会具备了更好的发展动力、实施基础和法治秩序,展示出重塑社会的强大功能与巨大潜力。电子治理的核心特征主要体现在:一是重视信息通信技术的应用,将其作为电子治理最重要的技术基础;二是强调政府等公共部门与企业、社会的互动,更加注重政府活动和政策决策的民主性;三是电子治理的主要对象为社会公共事务,也就是关系到多个社会主体的事务。提升城市电子治理水平,可从多渠道及时公开信息、健全电子治理法律法规、建立互动性强的电子治理平台等方面着力。     

"天高皇帝远"?古代基层社会如何治理

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的关键在基层治理,基层治理的核心是国家行政权力与民间自治权力之间的关系问题。从历史来看,中央与基层社会的关系,既非"皇权不下县"的"地方自治",也非"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集权控制"。中央集权体制的下移,以及地方民间秩序的自我运行,两者相辅而行,相互为用,构成了中国基层社会官民合治的治理模式。     

社会治理的他者伦理问题探析

社会治理实践的伦理追问是指导社会治理的前提。社会治理他者所指为社会和社会多元主体,社会治理的他者伦理问题据此有两个面向:一是需要考虑他者的需求,从伦理角度考虑治理行为的正当性,省思复杂社会治理关系背后的伦理意蕴;二是确证社会治理中多元社会主体的他者地位,承认他者的存在,与他者合作共治,并能够在社会治理过程为他者负责。社会治理他者伦理的基础在于社会诚信,实现目标是社会公正,具体涉及社会治理过程中自我与他者的商谈伦理、责任伦理、制度伦理与发展伦理。社会治理的他者伦理问题在理论层面提供一种学科交叉的视角,实践层面为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了内在支撑。     

解决好县域治理"最后一公里"问题的关键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切实解决好县域治理"最后一公里"问题。当前,县域治理"最后一公里"问题突出表现在"头重脚轻",具体表现在城乡社区区划格局及组织倒置。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组织再造,即以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通过重建利益协调机制激发基层治理活力,以新时代家庭伦理建设完善基层社会的"免疫系统"。     

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路径研究 ——以德庆县"三信融合"为例

有效的乡村治理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基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政策目标为乡村社会治理提供了科学的行动指南。以理念、管理和技术三个维度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分析框架,以广东省德庆县"三信融合"为案例,分析基层党组织推进乡村社会治理的实践举措,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德庆县以信仰建设为根本、以信用建设为关键、以信息建设为支撑,设计出一种基层党组织引领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制度化渠道,为构建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探索出一条可能的路径。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必须筑牢利益生产和分配机制,让参与者具有切实获得感,从而实现共同体的巩固维持和拓展深化。     

治理视角下加强我国政府能力的思考

治理理论是西方上个世纪90年代出现的一种旨在解决复杂社会问题的理论,它强调政府与社会的共同治理。目前,在我国社会关系日益复杂和社会利益日趋分化的情况下,单一的政府治理模式已经过时,探讨治理视角下的政府能力建设有着紧迫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治理结构

社会治理是人类社会管理领域发生的一场全球性改革运动,作为一种过程与模式,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最佳路径选择。探索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治理结构应从以下方面着手:实施多中心的治理格局;从共同面临的问题出发确立目标体系;形成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化的行为准则;确立社会治理的方式。     

以“四个治理”推动农村社会治理创新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治理＂四个治理＂。本文以这四个治理为基础,讨论中国农村社会治理创新问题,认为系统治理理清了农村社会治理的主体关系,依法治理是农村社会治理的根本依据,综合治理提供了农村社会治理的规制系统,综合治理解决了农村社会治理的标本关系。推动中国农村社会治理创新必须坚持＂四个治理＂并举。     

融合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社会治理数字化的实践省思

社会治理数字化是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引擎,然而,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实践存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冲突与失衡的问题。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失衡容易引发数字鸿沟、数字孤岛、信任赤字和数字安全隐患等问题。因此,应探索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社会治理数字化实践中的耦合关系,有效回应社会治理数字化的实践议题。把数字公平、数字协同、数字信任和数字安全等价值理性要素作为社会治理数字化的实践遵循,通过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构建社会治理部门的数字化协同机制,强化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治理的认同机制,夯实社会治理数字化的“安全底座”等举措,全方位推动社会治理数字化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双向奔赴”。     

"一核多元":城中村改造协同治理中的政府角色研究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城中村成为我国严峻的社会治理问题。城中村改造作为一种治理手段,其本质在于协调各利益相关者间的利益博弈,进而达成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在"元治理"的视阈下,以当前城中村改造中存在的问题为现实依托,基于"一核多元"的分析框架,着重突出政府的主导地位,提出了政府在我国城中村改造协同治理中作为规则制定者、过程协调者、监督把关者、关键裁决者、人文关怀者的五个角色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