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问政对地方官员执政能力的影响及应对

微博问政对领导干部的执政能力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地方官员如何应对这一变化,直接关系着地方发展乃至国家兴衰、民族发展和社会稳定。通过分析微博问政对地方官员执政能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探讨地方官员提升执政能力的途径。     

财政分权与中国房地产业困境

现阶段,我国实行财政分税制,在中央财政收入迅速增长的同时,中央政府承担的相对义务大幅减少,地方政府则承担了过重的财政支出责任。在此分税制下,地方政府及地方官员的经济行为,对我国房地产行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此亟待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与支出的角度进行变革,使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的经济行为能够最大化福利于社会。     

宋代救荒中的地方官员

宋代是我国荒政思想渐趋成熟、荒政制度不断体系化与系统化的时期,不过,制度规定的细致、严密,并不等同于救荒的实际效果。实际救荒中,现行制度设计中或隐或显的冲突,救荒制度背后所涵养的文化理想与社会现实问题之间的张力,在相当程度上左右着地方官员救荒中的行政选择与施行效果。朝廷对地方官员救荒的奖惩,保证了救荒制度的执行力度。     

推进地方自治 构建地方政府公债制度——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化解之道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已超过金融风险,成为威胁中国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诱发因素,全面整顿、规范地方政府融资已刻不容缓。分税制改革导致的地方政府财权与其所承担的公共服务的责任不相匹配,以及淘汰式的地方官员考核机制,促使地方政府陷入举债危机。全面推进地方自治,逐步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公债制度是化解风险的出路。     

官员辞职的三戒与三界

<正> 近来,长三角民营经济发达之地,不断有官员辞职下海的报道,官员下海与商人从政两者并存应当说是件好事,彰显社会进步,形成两者良性互动更是走向成熟社会的必经之路。官员下海当有三戒。一戒权力期权化。领导干部辞职下海中不乏有一些人到自己曾经管辖过的地方的企业中去任职工作,这些地区党政领导、综合管理部门或者拥有特定审批权的官员选择自己管辖过的地方或企业工作,不排除其将权力期权化的可能性。一些官员认为“当官时是不能接受钱财礼物的,因为这是明摆着受贿,但辞职以后上边就管不着了”;所以在权力的运行过程中很早就为自己留了“后路”,一旦辞职或者提前退休后到企业,就算啥事不干,也照样可以拿到几十     

推进地方自治 构建地方政府公债制度——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化解之道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已超过金融风险,成为威胁中国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诱发因素,全面整顿、规范地方政府融资已刻不容缓。分税制改革导致的地方政府财权与其所承担的公共服务的责任不相匹配,以及"淘汰式"的地方官员考核机制,促使地方政府陷入举债危机。全面推进地方自治,逐步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公债制度是化解风险的出路。     

如何激发地方政府的能动性

面对无处不在、随时可能发生的非线性叠加风险,地方政府的被动反应会导致更坏的结果央地之间财权事权划分不够清晰、压力型体制的强化、主政官员缺乏担当,是地方政府被动性反应的主要原因如何使地方政府能动起来,一要通过理顺中央与关系,依法赋予地方政府自主权,完善对地方政府运行的监督机制,来充分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二要增强地方政府治理能力;三要激活地方政府主政官员担当作为的动力源。     

宋代县官,怎么选任?怎么监督?

宋代统治者十分重视县级官员的选用,并要求地方长官向朝廷推荐县级官员人选,皇帝要亲自召见,考察合格后方可任命。同时,宋代高度重视对州县各级各类官员的考核监督。地方官员的考核既有针对任职年限积日计月的严格核算,也有对履职效果的等级评定。在近乎严苛的选任制度下,宋代知县、县令群体的总体素质与行政能力普遍较高。     

论"治理"视阈中的地方和谐社会构建

社会和谐从纵深角度体现为地方治理、国家治理乃至延伸到全球治理的和谐,因为信息时代已使庞大的世界变成了地球村,一个局部的骚乱很快就会对全球政治格局产生影响。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样要将地方治理的绩效作为其程度衡量标准。只有负责任的官员与具备积极参与精神的公众怀着共同的愿景共同努力,让地方治理达到或接近“善治”的程度(地方和谐),社会和谐才能得以全面呈现。     

“以人为本”要到位

中国30多年的高速发展,确实改变了中国积贫积弱的面貌,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但发展至上、GDP挂帅也带来了相当的负面作用。由于官员的升迁直接与GDP挂钩,一些地方官员将GDP视为最重要政绩,不顾一切求发展;一些地方官员在统计数字上瞒天过海、弄虚作假;一些地方官员通过搞大拆大建,反复提升GDP总量;有的地方大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政绩工程,城市改造     

财政分权、晋升竞争与保障房供给——基于江苏县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目前,无论相对于政府的最大供给能力,还是相对于保障房需求量而言,我国保障房供给量均为不足。因此,保障房供给不足的根源及对策研究显得十分必要。县级政府是提供保障房的职责主体,然而,在现行财政分权与政府治理架构下,提供保障房无法给县级政府带来地方财政收入的增加与地方官员晋升竞争力的提升,因而地方政府缺乏保障房供给激励。本文理论分析并利用江苏县级层面数据实证检验财政分权、地方官员晋升竞争对保障房供给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地方官员晋升竞争是保障房供给不足的主要根源;财政分权总体上对保障房供给产生负向影响,但区域差异较大。因此,增加保障房供给,需要改革目前政府治理架构,完善财政分权体制。     

提升防范化解环境性社会稳定风险能力

近年来,一些由环境安全问题引发的社会稳定风险及其事件影响到社会稳定,这迫切要求各级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提升环境性社会稳定风险的治理能力。风险意识不足、与公众的互信度不足和责任意识不足,是一些地方政府提升防范化解环境性社会稳定风险能力的制约因素。因此,需要通过加强风险意识建设、公信力建设和责任意识建设,提升这方面的治理能力。     

面向公民网络诉求的政府回应行为与政策性回应——基于地方官员调查数据的列举实验分析

伴随网络问政平台的发展,各级政府能更加及时地回复公民的网络发帖,但政府回复的具体行为是否可以等同于政策性回应却并不明确.通过对地方官员的列举实验分析可以发现,相较于网络诉求,地方官员在进行具体回应时更愿意回应通过体制内渠道表达的诉求,但在制定政策时,地方官员对网络民意具有极高的政策性回应.因此,政策性回应与具体回应行为...     

“官员倡烟”伤的是政府脸面

"官员倡烟"倡导不出税收繁荣的艳阳天,只能是助长腐败,这种"官员倡烟"的活动就此打住为好。一份地方政府的红头文件,让湖北省荆州市一些地方"官员倡烟"景     

关于构建武汉城市圈地方政府合作机制的思考

建设武汉城市圈,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构建地方政府合作机制,促进地方政府合作是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本路径。构建武汉城市圈地方政府合作机制,利益协调是灵魂,官员考核是推手,统一规划、产业分工及社会一体化是基本内容,协调机构是保障。     

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的行为动机与行为模式研究——以农村建设用地整理政策执行为例

农村建设用地整理是我国解决人地矛盾、提高土地集约化利用的一项重要政策举措.地方官员作为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在执行农村建设用地整理政策过程中生动地演绎了逐利的萌动.根据官僚经济理论,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具有政治、经济和社会三种行为动机,并存在四种不同的行为博弈模式.为推动博弈模式的转变与优化,需要加强制度建设,推动官员“去人格化”塑造；加大执法力度,提高执法监督效能；推动信息公开,加强民主监督.     

宋代榜文与政治信息传播——基于政治传播学视角的分析

宋代榜文作为皇帝、朝廷及地方官府发布指示、晓谕民众及官员的一种下行公文,其内容是与政治权力、公共生活及民众利益相关的知识、信号和信息,具有政治信息的属性。榜文政治信息的传播是政治传播的典型形式。宋代皇帝、朝廷及各级官府作为榜文政治信息的控制者,为实现传播效果提供制度、机构的保障及实施过程的有效控制,借助于榜文实现中央、地方官府与吏民之间的政治信息传播,并在民众、官员对榜文政治信息反馈与互动的基础上进行沟通、交流,进而履行其行政管理职能,最终实现封建政府对社会的管控。     

建设和谐社会过程中地方政府代理行为偏差的分析

本文在委托─代理理论的框架内分析了地方政府的代理行为,指出地方政府官员对控制权回报的追求以及地方官员工作绩效的选择性显示,会导致地方政府过分关注辖区经济规模的快速扩张,偏离建设和谐社会所要求的综合发展目标。为了减轻地方政府代理行为的偏差,本文提出了加强地方人大建设、推进政务公开和建立科学的地方政府官员绩效评价体系等建议。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政治学分析——以地方政府官员的激励为视角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基于以往以政府主导为特征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提出的科学命题和重大战略方针,而以往地方政府官员围绕GDP所展开的晋升竞争是导致这种粗放型增长方式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传统治理模式和不科学的晋升考核体系下,对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出现了偏差,使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付出了高昂代价。发挥对地方政府官员的强激励效应,加快建立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相适应的科学的晋升考核体系、调整和优化政府职能配置和减少政府对经济的控制权、建立科学的决策体制机制、构建多层次的监督体系,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     

对人大任命的政府官员应该组织就职宣誓

组织官员就职宣誓,在西方国家的政治活动中比较盛行,近年来我国一些地方也在试行。其目的是想通过这样的形式,让政府官员忠于宪法、忠于职守、廉洁奉公。然而,由于一些政府官员没能践行自己的誓言,引发了大家对就职宣誓有无意义的争议。应该说,宣誓不等于践行,它只是一种自我约束的形式。地方人大对其任命的政府官员组织宣誓,是对人大任免权和监督权的一种探索,也是对政府官员职责教育的一种形式。当然,要让政府官员践行誓言,还应该有相应的监督约束制度和法律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