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主义行为的制度根源与治理逻辑

地方主义是指在地方治理中以地方和区域利益为第一原则,不顾全局和整体利益的思想和行为。地方主义不仅与个别领导的作风和素质相关,也与约束地方政府行为的制度体系和体制机制相关。从公共治理的逻辑环节进行分析可知:公共治理的制度体系为地方主义行为配置自主空间;公共治理的体制机制为地方主义行为提供激励;公共治理的行动能力为地方主义行为限定条件;公共治理的监督体系为地方主义行为留有漏洞。因此,彻底杜绝地方主义行为以及现象,需要持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从根本上加以控制和平衡。     

坚持源头治理与应急处置并重

<正>在当前形势下,有效预防和处置突发事件,无疑是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要求,"加快形成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坚持源头治理与应急处置并重,不仅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     

志愿服务参与应急管理的能力提升探析北大核心CSSCI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推动法律服务志愿者队伍建设";五中全会又强调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本文提出应对危机与风险的治理,既要提升政府治理危机的能力,更需社会公众与志愿服务的广泛参与,与政府形成合作协调的治理模式。因此,不断完善应急管理体系,构筑和提升志愿服务参与应急管理的法治化、制度化、组织化与专业化的能力,加强综合性志愿服务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努力塑造专业化、品牌化、规范化的志愿服务救援队伍,才能全面提高全民共建共治社会治理的应急管理能力。     

从战略层面健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公共卫生事件与应急管理之间具有天然的紧密联系。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在这次应对疫情中,暴露出我国在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等方面存在的明显短板,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从体制机制上创新和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举措,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水平。因而,如何健全我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是当前推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急需解决的紧迫性问题。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具有很强的专业性,但又远远超出单纯的医学范畴,整个管理体系涉及到公共管理、应急保障、舆论宣传等若干社会治理分支领域。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地方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地方主义"产生的根源是封建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瓦解于资产阶级建立的中央集权的政府,无产阶级革命反对一切地方主义。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用严厉的手段对待一切派别活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地方主义的认识对我党在革命和建设时期对待"地方主义"问题有一定的影响。     

比较视野下新时代边疆治理职能定位研究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边疆从国家的边缘状态被推移到了全面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巨大场域前端,边疆治理被置于国家整体发展战略规划场域。整体主义取向的边疆治理契合了边疆时空场域变迁的趋势,立足解决边疆地区多样性跨域性问题,实现对族际主义、地方主义治理取向的共生与超越。整体主义取向的边疆治理,需要正确认识和区分边疆治理与地方治理的差异,熟捻边疆治理的特征和在新时代所肩负的特殊历史使命,促进边疆治理的转型发展。     

韧性治理：城市公共安全治理的现代转向

城市的发展始终与风险并存,因此亟需转换传统的被动应急处置思维,重塑和优化城市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将韧性治理作为研究视角,通过梳理相关概念内涵,搭建“风险治理—适应、应急管理—恢复、危机治理—学习”的城市公共安全韧性治理逻辑框架,提出以韧性理念塑造风险应急文化、以多元主体协同保障应急恢复、以数字技术创新推进应急学习等治理新路径,期待与韧性治理相融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安全发展型城市在我国各地全面建设形成。     

公共危机治理:理论建构与战略重点

本文提出了公共危机的治理理论,针对中国政府传统应对危机的社会政治动员和政府行政管控的机械管理模式,条块分割组织体制、被动撞击式和事后救火式的应急机制以及缺乏长效的政府-企业-社会战略合作伙伴协同应急的公共行动网络,指出中国在公共危机方面的应急管理亟待特别设立专门法律程序。并结合我国将进入社会管理体制和机制全面转轨的新契机,创新政府-非政府-企业-社会整合的危机管理体系和应急行动的组织模式,围绕危机治理体系提出重点发展战略,以建立全社会整体联动的公共危机治理网络。     

北京 秉持“五大发展理念” 坚持创新驱动发展 积极推进“四化三体系双基”任务目标落实落细

正"十四五"时期,首都应急管理事业发展进入改革攻坚期、任务加速期。必须牢牢把握"五大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中谋发展、谋突破,积极推进应急管理法治化、协同化、智能化、社会化进程,努力构建应急管理责任制度体系、风险防控体系和治理能力体系,夯实应急管理基层基础,全面推进新时代首都应急管理事业"四化三体系双基"任务目标落实落细。     

破解信息化建设难点 推进应急物资保障体系数字化

<正>信息化是构建新时代大国应急管理体系的基础工程,也是提升应急保障能力的必由之路。当下,我国应急物资保障信息化建设较为薄弱,存在应急信息共享不足、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区域差异大、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不足、决策支撑能力不强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需要从完善数据治理体系、统筹加快国家应急信息化建设、创新应急物资保障的“数字孪生”智能场景入手,提升国家应急物资保障体系的数字化、智能化。     

论公安机关应急性警察权力的配置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中的警察权是应急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优化应急警察权的配置,有利于从整体上提升公安应急处置的水平。现行法下的应急警察权仍存在权力配置不清、边界模糊、新型突发事件处置权缺失、权力配置与现代行政管理目标错位等问题。应急警察权的配置应充分适应风险社会背景下的挑战,通过健全应急警察权行使依据、优化权力配置体系、引入社会治理共同体理论,打造完备的应急协同处置机制,推进国家应急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     

我国应急管理的四大转变

应急管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应急管理体系和应急管理能力建设、有效应对风险挑战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应急管理实现了四大转变:应急管理理念更加注重生命至上原则,主体由政府管控转为多元共治,方法由经验管理转为科学管理,模式由分类管理转为统筹协调,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应急管理新格局。     

秉持"五大发展理念"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积极推进"四化三体系双基"任务目标落实落细

"十四五"时期,首都应急管理事业发展进入改革攻坚期、任务加速期.必须牢牢把握"五大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中谋发展、谋突破,积极推进应急管理法治化、协同化、智能化、社会化进程,努力构建应急管理责任制度体系、风险防控体系和治理能力体系,夯实应急管理基层基础,全面推进新时代首都应急管理事业"四化三体系双基"任务目标落实落细.     

中国矿业大学公共安全治理协同创新中心成立北大核心CSSCI

中国矿业大学公共安全治理协同创新中心于2014年6月正式成立。该中心旨在充分发挥中国矿业大学自身学科优势,即矿业安全、能源政策安全的基础上,积极联合不同的社会主体,积极发挥其在公共治理协同创新中的积极作用;坚持资源共享、学科共建、协同研究和多元治理的发展理念,在运行过程中,项目的牵头单位中国矿业大学文学与法政学院等单位与南京大学社会风险和公共危机管理研究中心、徐州市委宣传部、徐州市社会综合治理办公室,徐州市应急办、     

推进社区韧性治理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研究

随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提升应急管理的韧性愈发成为不可忽视的方向和路径。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社区应对风险的治理模式与手段创新成为国家治理与社会稳定的重大议题。韧性已成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要素之一,其核心就是要有效应对各种复合风险的冲击,减少发展过程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围绕高质量发展导向下社区应急管理中韧性治理策略选择的有效性研究,揭示了传统风险治理的刚性规制的惯性和信任机制的式微,利益固化的藩篱使社区风险应对“各自为战”“顾此失彼”等体制层面“治理碎片化”的挑战。探寻如何有效应对社区复杂多变的各类复合型风险,提出了高质量推进发展与安全同构的基层治理现代化,应保持应急与常态秩序协调转换与内核稳定,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风险治理共同体,为新时代提升社区抗逆力、应对系统性、复合型风险能力,推进社区韧性治理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路径。     

欠发达地区县域突发公共事件治理的机制创新

当前,突发公共事件高发,而大多发生在县一级。本文基于欠发达地区突发公共事件的多方重大影响及其特殊性,注重县域内生机制的发挥,主要结合应急管理体系、风险管理、公共治理能力及民间社会的依赖联结等方面,探究县级政府突发公共事件治理机制的创新。     

危机生命周期框架下突发性群体事件的协商式治理

协商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也是协调社会利益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方式。以协商民主治理突发性群体事件的必要性在于其能够及时化解矛盾,是社会治理方式创新和善治的必然选择,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以协商民主治理突发性群体事件的可能性在于群体事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既有的协商渠道和协商形式为其提供了有效路径,协商技术为其提高了有效保障,已有的成功实践说明了群体事件协商式治理的可行性。在突发性群体事件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在预警期推进协商治理和应急准备,在爆发期实现应急协同和应急协商,在缓解期启动协商平台和商谈程序,在善后期进行事件问责和反思性评估,基于全过程的协商式治理机制有利于事件的稳妥解决。     

基于疫情实践的社区应急治理能力建设思考

正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广大城乡社区工作者不分昼夜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为取得疫情防控阻击战阶段性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也充分展现了我国城乡社区治理制度的优越性。但也应该看到,社区在应对疫情等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治理能力上还有不少短板,还存在思想认识不到位、运行机制不健全、组织能力不够强、群众发动不到位、保障条件不足等问题,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改进完善,以切实提升社区应急治理能力。一、着力打牢社区应急治理基本功。破除麻痹思想,切实改变应急预案停在纸上、应急准备敷衍了事的状况,切实把应急治理准备做扎实。一是应急预案要实。高度重     

根治“诸侯经济” 推行以分税制为中心的深层改革

近两年来,治理整顿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对危害甚重的经济地方主义却触动很少。经济地方主义仍在全国范围暗中蔓延,成为深层次治理整顿的“拦路虎”。一、“诸侯经济”的发展过程及其新表现经济地方主义的实质,是片面夸大本地的特殊性,把地方的局部经济利益置于全国的整体益利之上,不执行中央的统一     

跨区域应急协同治理的财政进路——以对口支援为切入点

作为突发事件跨区域应急治理的重要实践形式,中央政治动员下的对口支援机制实现了财政资源的横向府际流动。然而,政策工具定位的对口支援有待法律层面的正式认可,临时性的财政安排需要理顺权责分配和重视制度激励,应急治理实践形式亟需纳入规范轨道。跨区域应急治理有必要厘清其内在的理论逻辑,具体可从三个层面进行展开,即宏观层面的价值目标与主体关系,中观层面的权责分配与制度供给以及微观层面的成本收益与利益协调。协同理论作为一种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治理模式,可为突发事件下的跨区域应急治理活动提供有效的理论支撑。跨区域应急治理应当基于结构、战略、执行相互作用的“组织—规则—行动”的协同框架设计,财政进路的构建有助于实现跨区域应急协同治理的组织化、规范化及制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