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下沉要成“新常态”

基层治理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具有重要地位,如何提高基层治理能力,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而严峻的课题。为此,我们要认识到当代中国基层治理存在着治理绩效低和治理能力不足等问题,积极推进基层治理改革。参照一些实践探索,通过完善下沉干部日常管理制度和考核评价体系,以及鼓励下沉干部安心基层工作并做出实绩,来做实做好干部下沉基层的工作,实现提高基层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的目标。     

基层善治中如何发挥下沉干部作用

干部下沉不同于干部下乡,在摆脱当下基层治理困境中,可起到人才补充、创新实践以及价值引领的作用。鉴于此,下沉干部需要有"政务官""事务官""为师者"等多维一体的角色担当。新时代干部下沉参与基层治理,要着意于人的建设,在"立人"方面,如何"向下用力"和"向里用力",可成为检视下沉效力的关键。     

干部下沉"下"得了身更要"沉"得住心

干部下沉一线,能够多方面锻炼干部,有助于解决基层所面临的人手不够、基层党组织强弱不均、发展不平衡、公共服务难以集约等问题,也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必然要求。推动干部下沉常态化需要组织安排、任务厘定、多部门协作来加以完成,在此过程中常常会出现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突出问题,需要加强制度化建设,真正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干部下沉何以助推乡村治理的有效性？——基于D村驻村帮扶工作的调研分析

干部下沉是党践行群众路线的重要机制，也是党独创的一套用以有效治理乡村的常规实现形式。基于D村驻村帮扶工作的调研分析可以发现，干部下沉从三个方面助推了乡村治理的有效性：一是依托群众路线的持续贯彻，切合了乡村社会的熟人底蕴；二是借助治理机制的有效创设，激发了治理体制的实践效能；三是凭借政社双方的耦合勾连，构造了国家与村社关系的二元合一。从治理有效出发，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干部下沉长效机制建设既要立足村庄的具体实际，也要注重甄别下沉干部的个体特质，从制度层面保障其能充分将自主能动性释放于乡村治理场景。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阈下的基层干部激励机制构建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精神,它为基层干部激励机制建设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对基层干部的激励,既要兼顾干部是"经济人"的利益诉求,同时也要把握体制内干部作为"政治人"的现代政治价值追求,在国家治理目标引导下,调整体制、制度和环境的激励功能,尤其是要充分发挥地方和基层的作用,按照全面净化政治生态和治理现代化的要求,辩证地解决激励制度建设和执行中容易出现的畸轻畸重的问题,加快完善基层干部激励机制,为进一步激发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的动力提供体制、制度和环境支持。     

"小巷总理"何以推动基层治理创新

"小巷总理"既是一支基层治理队伍,也代表了一种基层治理模式。不管是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还是在常态化治理时期,"小巷总理"都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下,基层治理面临很多新的变化。为此,要理清新时代的基层治理要求,让"小巷总理"成为积极的治理实践力量,推动基层治理更加富有成效。     

解决好县域治理"最后一公里"问题的关键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切实解决好县域治理"最后一公里"问题。当前,县域治理"最后一公里"问题突出表现在"头重脚轻",具体表现在城乡社区区划格局及组织倒置。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组织再造,即以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通过重建利益协调机制激发基层治理活力,以新时代家庭伦理建设完善基层社会的"免疫系统"。     

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为两岸统一奠定坚实制度基础

正2019年10月31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全面回答了在新时代如何坚持和完善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这一重大理论问题,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制度     

谱写新时代“中国之治”的宏伟篇章——学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的体会

<正>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准确把握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演进方向和规律,深刻回答"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的重大政治问题,为完善和发展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谱写新时代"中国之治"的宏伟篇章,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提供了行动纲领。     

新时代网格化管理的核心逻辑

网格化管理是无缝隙政府的流程再造,通过组织空间的社区化集聚、组织资源的多元化整合和组织信息的技术化连接,达成治理重心的下沉和治理资源的整合,实现对网格内人、物、事、情的全天候、实时化、动态化、智能化管理和服务,试图形成一个全方位、多维度、高韧性的现代基层治理体系,为新时代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有效的制度安排和组织支撑。     

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优势

正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这为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只有切实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优势,才能顺应时代潮流、应对时代挑战,用"中国之制"推动"中国之治"。一、坚定制度自信,为国家治理提供坚实基础《决定》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具有强     

主持人语

<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提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2013年11月,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重大理论命题。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是"法治化",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过程同时就是实现法治化的过程,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必须依赖国家治理的法治化才能实现。因此,法治治理与实施问题成为新时代的一个重大课题,事关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     

新时代"电子形式主义"的行为逻辑、消极影响及其防治之策

"电子形式主义"的本质就是披着"智能马甲"的形式主义,是传统形式主义凭借政务电子化、管理信息化之风在实际工作中进行的异化衍生.通过分析新时代"电子形式主义"在行为动因、行为维度和行为机制上的基本逻辑,指出其存在电子政务科技趋异化、干部政绩观念畸形化、行政资源使用低效化和以人为本理念薄弱化等消极影响.同时,提出通过人机与人本同举,夯实以人民为中心的政务观,强调显功与潜功并重,树立以实干为导向的政绩观,实现刚性与柔性共济,完善电子政务监管体制机制,坚持智能与效能齐抓,实现电子政务持续健康发展,有效防治"电子形式主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基层社会治理综合体:市域社会治理的基层创变——重庆市"和顺茶馆"新探索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出发,就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新时代市域社会治理提供了根本指南.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概念.党的十九大提出,到本世纪中叶,我国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首次将"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作为一项制度进行顶层设计.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强和创新市域社会治理,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凸显其重要性和紧迫性.市域是重大矛盾风险的产生地、集聚地.市域具有较为完备的社会治理体系,具有解决重大矛盾问题的资源能力和统筹能力,是将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解决在基层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治理层级,是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前线指挥部.中央有指示,地方有行动.市域治理对象更多样、治理问题更典型、治理体系更完备,需要市域层面加强顶层设计、进行宏观指导.与省域相比,市域直面基层一线,直面社会治理各类问题,需要拿出微观层面的操作方案和具体解决办法.     

运用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优势推进祖国统一

正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这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一国两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和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局中推进祖国和平统一,为新时代推进祖国和平统一指明了重点任务和基本方向。新时代的对台工作,必须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     

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在战"疫"中经受考验

重大疫情对新时代的重大检验,最根本的是对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检验,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检验。这次抗击疫情斗争,举全国之力,既包括人力物力,也包括制度力、治理力。此次疫情防控以重大实践的方式,展现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     

下沉抗疫,机关干部难掩不适

一段时间以来,全国各地各级党政机关干部纷纷走出机关,下沉社区、车站等基层一线,为阻断疫情蔓延贡献力量。在这场超大规模的“下沉实验”中,有下沉干部坦言基层工作太累、太琐碎,有群众吐槽下沉干部想法太多、官架子不减。受访人士表示,应加强干部下沉常态化机制建设,让机关干部下得去,沉得住。     

乡村权力下沉治理模式的运行策略及其反思

在后农业税时代,当乡村治理面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公共政策贯彻不畅等难题,从而使"乡政村治"的治理结构力不从心之时,逐渐出现了政府权力向乡村回流的趋势,权力下沉的乡村治理模式成为治理实践主流,该治理模式采取了一系列运行策略,包括:通过财政手段将村委会吸纳于政府体制之内、通过交叉任职实现政党权威在村民自治中的嵌入、通过干部驻村制向村庄注入行政纽带。权力下沉的乡村治理模式具有一定的现实回应力和善治效果,但它潜藏着巨大的治理隐患和治理危机,包括:加重了地方财政负担,侵蚀了村民合法权益,加剧了差序政府信任,尤其是挤压了基层自治的内生活动空间,权力下沉治理模式因高昂的政治成本和财政成本而具有不可持续性,乡村治理亟需走出一元化的威权治理体系而遵循现代简约的治理逻辑,从权力下沉走向权力下放,通过激发乡村社会组织的力量和提供充足的公共空间而奠定乡村秩序稳定和谐的基础。     

从"中国之治"看铁路行业治理体系之变迁及内在要求

正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十三个显著优势,实质上就是制度优势,从而回答了在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上"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一政治问题,擘画了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美好蓝图。铁路作为国民经济大动脉,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生力军,亟需准确把握国家治理的关键和根本,深化铁路行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进一步推动铁路高质量发展,为实现"交通强国、铁路先行"集聚力量。一、铁路行业治理之历史演进     

适应新时代新要求 激励干部新担当新作为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多方面的显著优势,要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党的干部制度作为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坚持德才兼备、选贤任能,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培养造就更多更优秀人才的显著优势,为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需要牢牢抓住干部这个决定性因素,激励广大干部自觉投身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实践,担当作为、建功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