摒弃地方主义凝聚抗疫共识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的社会治理、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医疗保障制度等提出了严峻挑战。在这一背景下,个别地区的地方主义有所抬头。全局观念缺位、法治思维缺场、应急能力缺失是地方主义滋生的内在根源。基于此,应当以治理创新为突破口,转变治理观念、创新治理方法、优化治理资源供给,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地方主义带来的负面影响,凝聚全社会协同抗疫的合力。     

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建构逻辑和实践展开

我国国家治理的理论基础、制度建构和治理实践都具有丰富的内涵,相互之间存在着内在关联,体现了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建构逻辑和实践展开机制;作为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历史主体理论和国家学说,蕴涵和规定了国家治理和制度建构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追求和发展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系统性建构,把国家治理的方向和目标以制度形式固化下来并为治理实践提供了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治理实践及其释放出来的显著优势,把国家治理思想和先进制度转化为改造世界的强大实践力量。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国家治理的互动逻辑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国家治理在坚持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底色、人民主体的价值取向、多元主体协商合作的运行逻辑和包容差异的结构特性等方面高度耦合。两者呈现出双向塑造的内在逻辑:一方面新型政党制度具有巨大优势和强大功能,它为国家治理提供制度供给、制度动能和制度效能,另一方面国家治理及其现代化成果为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势落地和优化发展提供实践平台、评价依据、价值导向和促动机制。两者的高度耦合与互动融合关系决定了新型政党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存在内在必然性。     

制度建设对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价值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立足新的时代背景,推行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并指出其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实际上是指国家制度体系和制度执行力,国家治理现代化离不开制度的现代化,加强制度建设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在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要健全制度体制机制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注意统筹兼顾,全面推进制度的贯彻落实,要加强党的领导,扎紧制度的笼子严把权力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形成与发展逻辑分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形成和发展,绝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国几千年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思想的传承,是对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经验的科学归纳与总结,是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理论的运用与发展,具有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视阈下突发事件治理制度构建研究

传统治理视阈下突发事件治理呈现治理主体相对单一、治理理念有待调整、治理模式有待改进、治理手段较为单一等现状。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对突发事件治理提出了新要求:突发事件治理主体应从“单一治理”转向“多元治理”,突发事件治理理念应从“事中管理”转向“全程治理”,突发事件治理模式应兼采“刺激处理”与“预先治理”,突发事件治理应从“线下处理”转向“线上线下并举”。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视域下各级政府、各突发事件应对部门、各主流媒体、各微媒体等应健全突发事件多元主体治理制度、建立突发事件全程疏导治理制度、完善突发事件预防预警治理制度、构建突发事件信息智能治理制度。     

国家安全治理逻辑转换与治理手段提升——基于风险政治学的考察

新国家安全观的提出昭示着国家安全治理逻辑从"维稳"向"维安"转换,具体体现为国家安全治理目标由"国家政权稳定"向"社会整体安全"转换,国家安全治理取向由被动式"防止社会暴乱"向主动式"保护整体安全"转换,国家安全治理目标群体由"弱势群众"向"强势群体"转换,国家安全治理主体由"国家政府"向"社会全体"转换。这种治理逻辑转换要求国家安全治理方式和手段全面提升,由单一性方式向综合性方式提升,替代性方式向自主性方式提升,集中化方式向集成化方式提升,对立性方式向协同性方式提升,从而将新国家安全观落到实处。     

由“准分权”治理走向整体治理:美好生活构建的制度逻辑

"准分权"治理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变革的一个鲜明特点。"准分权"治理在保留中央总体性权力的基础上,通过分权、放权等形式将市场因素吸纳到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之中,为经济增长和有效治理提供了驱动力和稳定器。但同时,"准分权"治理也伴随着粗放增长、地方政府非良性竞争、公共品供给不足等治理碎片化、局部化问题,造成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新时代化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关键在于制度体系建设,其要解决的不仅仅是制度供给问题,更内在的是对"准分权"治理机制的完善与超越。这要求我们要立足于治理的整体主义原则,致力于构建人民中心、党领全局、协调各方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在巩固和扩大基本制度优势的同时,进一步理顺党政、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间的权责利关系。     

论文化治理的运行逻辑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要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实现对社会的综合治理。这引发了学者对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以及治理能力的相关思考。文化作为一种软性的治理手段,虽然并非是现代社会的常规国家治理方式,但却在中西方传统社会至现代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笔者从国家治理中的文化因素入手,考察文化引发治理困境、促进治理转型、达成治理优化的运行逻辑。     

中国政府治理变革的制度根源探析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同时也是中国政府治理变革的三十年。文章试图用历史制度主义的观点,寻找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治理变革的制度根源。透视三十年来中国政府治理变革过程,可以发现,中国政府治理变革的制度前提是党的领导;政府治理变革的制度基石是市场制度、基本政治制度;而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市场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是保证政府治理变革顺利进行的必然选择,此外,能否产生有效的社会制度对政府治理变革也有着重要的影响。     

多党合作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多党合作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十分密切的联系,两者相互促进。因此既要通过发挥多党合作制度的独特优势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又要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途径就是通过加强多党合作的制度建设以提升多党合作的执行能力。     

技术治理视角下公共安全治理现代化的逻辑、风险与防范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在维护公共安全中的广泛应用,技术治理成为公共安全治理现代化的显著趋势。技术治理促进公共安全治理开放化、规范化和法治化,是提升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的关键。技术治理是新时代满足人民群众安全需要的必然选择,是充分利用信息科技手段实现精细化治理的客观要求,是响应基层社会由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的重要工具。然而技术治理在创新公共治理方式、增进社会安全稳定的同时,也存在技术发展滞后安全需求、“技术利维坦”、治理共同体缺失、技术革新代替体制变革等风险。因此,建议采取加强技术创新,完善技术监管,健全公共安全治理共同体,加强制度建设等风险防范策略,规范公共安全治理行为,化解技术治理风险,建构契合公共安全治理现代化要求的技术治理新模式。     

国家自主性视角下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自主性是影响现代国家治理效能的关键变量。当前中国的国家治理实践中,由于一些领域国家自主性的失衡,导致国家治理体系中出现了治理主体发育不成熟、治理维度间衔接机制不健全、权力运行监督机制不完善等内在问题,还伴随着国家治理能力在规制权力和保障权利、资源再分配、统筹协调及话语传播等方面的不足。展望未来,中国的国家自主性需要在以党建引领培育国家治理主体、以机构改革优化国家治理结构和以数字治理革新国家治理理念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重塑性发展,理顺国家、社会、市场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