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利个人信息与隐私保护

不利个人信息是指对公民人格利益产生不利影响的个人信息,如犯罪纪录、行政处罚、行政处分纪录等.这类信息是否属于个人隐私,应否受到法律保护以及如何保护在理论上存有争议.探讨这一问题对于保护特定群体的人格利益和建立和谐社会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价值.     

我国个人信息法律保护现状及完善路径

当前,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的事件频发。信息时代的个人信息保护既是一个需要高度重视的社会问题,又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法律问题。当前,我国要妥善解决好侵害个人信息的问题,应从法学基础理论入手,论证完善个人信息法律保护的必要性;同时从工作实务出发,考察具有代表性的刑事司法实践,找出存在的主要问题,并系统地分析相关原因,构建完善个人信息法律保护的路径。     

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刍议

当人们正在为信息社会的到来而欢欣鼓舞之时,信息技术以及信息文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随之而来。个人信息滥用等不利因素直接或间接导致新的价值危机和利益损害,造成新的社会利益结构的失衡。公民个人信息利益被侵害是众多社会因素反方向综合作用的结果,对其进行治理也应该考虑运用综合手段,其中立法是最基础、最根本和最有效的措施。     

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思考

个人信息被窃取及滥用已经成为当前我国严重的社会问题,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国现行立法的缺失,不能够很好地保护公民的个人信息。我国应秉持科学的立法理念,将保护个人信息上升到宪法的原则性高度,尽快建立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明确规定保护个人信息的主管国家机关,建立以民事、行政手段为主、刑事手段为辅的多层次的个人信息法律保护体系。     

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思考

个人信息被窃取及滥用已经成为当前我国严重的社会问题,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国现行立法的缺失,不能够很好地保护公民的个人信息。我国应秉持科学的立法理念,将保护个人信息上升到宪法的原则性高度,尽快建立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明确规定保护个人信息的主管国家机关,建立以民事、行政手段为主、刑事手段为辅的多层次的个人信息法律保护体系。     

个人信息保护机制的构建

个人信息的开示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利于信息交流和资源共享,也会造成对公民隐私权的侵害。构建一个合理的个人信息保护体系,需要从完善立法、规范公权等方面加以努力。     

疫情如何深刻影响国际关系格局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与全球应对,可谓是自苏联解体以来对国际关系格局构建最具影响力的重大事件。它将有助于从根本上转变人们对全球化内涵的理解,迫使人们反思并调整对国际关系和外交理念的传统认识,推动产生一个真正合乎人、自然与国家协调发展的新范式。基于中国对全球抗疫所作的贡献,中国的主张将会有效地内化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一种新规范,国际社会共同应对疫情的前景是乐观的。     

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研究

当前,我国严重侵害个人信息的情况仍有发生,因此对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为加强对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建议对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措施加以完善,主要包括注重现行法律和个人信息单行法律之间的衔接,对侵害个人信息行为情节严重的内容加以明确界定等。     

数据正义与个人信息的程序性保护北大核心

个人信息的程序性保护不同于宽泛意义的法律程序,而是指数据处理者实施处理行为前,应当向利害关系人提供的必要程序,以有效约束数据处理者,从而保护利害关系人的合法预期利益。当前个人信息保护制度中,确权授权机制存在固有局限、知情同意规则的效果被弱化、数据利益的分配失衡等情况表明,个人信息的程序性保护亟待加强。三种类型的数据正义理论为个人信息的程序性保护提供了较为体系化的理论支撑:以工具性的数据正义拓展确权授权机制,以程序性数据正义支持个人信息决策理性,以分配性数据正义均衡利益分配。结合我国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实践,个人信息的程序性保护可在三个方向上予以加强:细化公示公开程序以配合确权授权机制,强化知情同意程序以制约数据处理决策,完善影响评估程序以协调各方利益。     

反智主义的本质及社会根基分析——基于美国社会的问题审视

从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美国反智主义的影响可以发现,反智主义已经在美国形成了较为深厚的社会根基和政治基础。反智主义表面上是反知识,本质却是反精英、反理性、反权威和反建制。美国反智主义是美国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的一种直接反映,是民粹主义的一个变种;其回潮和大量现实存在与某些政客的炒作不无关系。美国反智主义是美国充分的民主社会的自然反应和必然产物,也是美国当代思想困境的直接体现,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国内政治的恍惚和迷茫。     

防范疫情境外输入的法律对策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迅速蔓延,我国面临着外防输入的巨大压力。可以从国内法和国际法两个角度,以法律手段防控疫情境外输入,对于不如实报告个人身体健康情况、隐瞒个人旅居史、不配合防疫措施等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     

疫情防控中政府信息公开与个人信息保护衡平研究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政府及时全面地披露疫情信息,不仅推动了抗击疫情工作开展的精准性和有效性,还能及时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引导公众有序参与疫情防控。但是,疫情信息公开也意味着公民个人隐私信息存在暴露的风险。基于公共利益满足与个人信息保护之间的利益权衡,公民需要适当让渡其个人信息,但应以公民隐私权为边界,并以对个人信息的去识别化处理为前提。政府在对个人信息去识别化处理的过程中,应当评估个人信息在具体场景中的使用所可能引发的隐私风险,坚持信息数据利用的最小化原则,阻却个人信息再可识别的可能性。同时,应当加强政府对信息采集、传输存储以及披露利用等环节的安全监管责任。     

个人信息保护的整体性治理：立法、行政与司法的协同

数字时代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的实现需要立法、行政和司法以宪法上的个人信息权作为其行为指南和价值基础,并且这几个方面须努力配合。采用整体性治理理论框架,能够很好地契合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的整合作用,并且能够有效因应当前个人信息保护的理念、机制、手段的碎片化治理问题,有利于增强个人信息保护治理机制的系统性与稳定性。为了推进个人信息保护整体性治理,充分实现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我国需要树立风险控制与激励驱动的保护理念,搭建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沟通协调网络,制定多元化的法律规范体系,促进行政监管与第三方监管的协同,健全个人信息保护中的司法救济措施。     

行政调查中个人信息保护初探

作为做出行政行为或裁决的先决程序,行政机关通过行政调查这一合法化的手段可以掌握大量行政相对人的个人信息。在信息能够创造更大价值的现代社会中,个人信息被丢失、滥用、泄露已经成为了一种信息公害,甚至为了部门利益,行政机关把对于个人信息的侵害当成是对行政相对人的合法侵害权的行使。本文将从保护基本人权的角度出发,对行政调查中个人信息保护进行初步探索,以期有益于行政调查中个人信息的保护。     

论刑事侦查中的个人信息保护

整体侦查规则体系对个人信息权益的保护局限,以及具体制度中技术侦查措施规范对大数据侦查的规制失灵,导致实践中出现了以大数据侦查为突出代表的侦查行为干预公民个人信息权益的客观风险。对此,应当建构起刑事侦查中个人信息权利体系和大数据侦查规制体系。个人信息权利体系包括侦查对象的个人信息权利以及侦查机关的个人信息保护义务。大数据侦查规制体系对大数据侦查行为和个人信息主体实行层级化程序控制和区分保护,并以比例原则严格约束大数据侦查行为的使用。此外,还应当建立监管制度与权利救济制度来确保刑事侦查中的个人信息安全。     

2020中欧关系的新变化及其前景

2020年是中欧关系的大年,双方安排了一系列高层会晤活动。但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和中美经贸摩擦成为影响中欧关系的重要因素。新冠肺炎疫情为中欧合作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中欧之间相互援助和支持,在复工复产等方面加强合作,共同擘画疫情后双方合作的蓝图。美国因素的干扰也让中欧关系发展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美欧在对华问题上既有一致性,也有差异性。未来,中欧合作的机遇和潜力仍然巨大,欧洲寻求对华务实合作的动力依然强劲。     

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的信义法进路：反思与修正

大数据时代信息主体与信息处理者的地位愈发失衡,传统个人赋权保护路径的效用正在逐步减弱。为有效制约信息处理者并协调其与信息主体间的不平等地位,域外学界提出了信息信托的概念,并发展出了两种模式：一种是美国的“信息受托人”模式,要求信息处理者承担为信息主体利益考量的信义义务;另一种是英国的“数据信托”模式,由第三方受托人提供独立的信息信托服务。两种模式均有不同程度的漏洞,需要结合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实践加以反思。在肯定个人信息信义法保护思路的前提下,宜对信义义务主体加以修正,由个人信息保护负责人承担信义义务,并对信义义务具体内容、适用范围、法律责任等加以界定,发展出符合我国实际的个人信息信义法保护进路。     

保险活动中的个人信息的私法保护研究

保险制度是人们为了应对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危险以及由自然界带来的灾害而创建的运用社会力量分担个人损失的制度.保险活动是保险公司与客户之间形成的一项具有商业性质的法律活动,保险活动的开展必然会关涉客户的个人信息,然而,对于保险活动中个人信息的保护,我国现行的立法却鲜有提及.并且,现实的保险活动中侵害个人信息的现象时有发生,针对这种情况,笔者提出了相应的私法保护策略.     

个人信息，谁来保护

前不久,香港八达通控股有限公司因出售197万名客户个人资料获利4400万港元,而被指责侵犯个人隐私,事件已导致公司行政总裁陈碧铧黯然下台。此事件引发了内地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讨论。     

公共卫生事件中个人信息保护的比较法研究

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离不开个人信息的收集与利用,但是我国的个人信息保护现状令人堪忧,个人信息得不到有效保护。为此,可以从比较法角度考察美国、欧盟、德国的立法经验,从而总结共性并立足于本土法律文化进行创新发展。完善我国公共卫生事件信息保护,需要构建个人信息保护的利益平衡机制、对个人信息进行区分保护以及强化个人信息保护的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