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调解运作的实证分析

在我国，人民调解是诉讼外最主要的纠纷解决方式，其存在与发展不仅弥补了诉讼在解决某些纠纷类型上的局限，更与公力救济之间形成了相互竞争、替代互补的多元态势。通过对社区调解实际运作状态的考察，特别是其现存问题的分析，对该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福建省莆田市“调解衔接机制”的法治意义

福建省莆田市的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衔接机制是司法调解机制创新的一个典型。其特色在于立足诉讼调解,完善调解网络,主动加强对人民调解、行业调解、行政调解等非诉纠纷解决机制的支持和衔接,借助并整合社会力量共同化解矛盾纠纷。法院通过对非诉讼调解协议的效力确认,赋予其强制执行力,从而解决了制约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发展的难题。这一制度由于立足国情,体现民意,适应了社会经济和法治发展的需要,不断推陈出新,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从ADR反思我国的民事调解现状

ADR是世界各国近年兴起的一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具有传统纠纷解决方式所不具备的诸多优点,我国的人民调解制度和法院诉讼调解制度存在严重缺陷,需要吸收ADR方式的合理因素。本文为我国人民调解制度和法院诉讼调解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提出一些有针对性的建议。     

基层人民调解工作的现状和发展思考——以余杭区人民调解工作的探索为视点

社会转型时期,纠纷多发、矛盾升级,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迫切地提上日程。被誉为＂解决纠纷第一道防线＂的人民调解制度,在解决民事纠纷中一直起着重要作用。笔者所在的区近几年来大胆探索,几项新举措使人民调解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其发展依然面临客观困难。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为人民调解制度发展带来新的契机。     

协动主义：诉讼与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关系定位——基于人民调解的制度规范与地方实践的分析

关于人民调解的规范文件贯彻了司法最终救济的理念,但由于各地方纠纷解决需要的差异,实践中形成的不同的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模糊了诉讼与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的关系。构建一个功能互补的纠纷解决的生态系统,必须在确立司法权威的同时,按照解纷合意获得的不同样式,确定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与诉讼的程序协动关系。     

诉讼内外纠纷解决机制的分流、协调与整合

目前我国民事纠纷解决机制存在效率低下的弊病,难以充分发挥其解纷功能.其中最明显的表现就是诉讼内外纠纷解决机制之间缺乏有效的衔接.应当在合理分流纠纷的前提下,分别建立人民调解制度、仲裁制度、行政处理及涉法信访等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与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有机衔接,达到诉讼内外纠纷解决机制的功能互补与良性互动.     

论群体事件替代性解纷机制的完善

司法审判在定纷止争方面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当诉讼被过度使用于纠纷解决时,法院将不堪重负,从而导致诉讼迟延、诉讼成本过高,以及投入的司法资源无法与诉讼量增长的速度相适应等问题的产生。这就说明解决群体性纠纷除了司法诉讼,还必须借助于人民调解、协商、信访制度、行政机关先行处理等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为此,我们必须树立多元化解决纠纷的观念,充分发挥替代性机制在解决群体解纷中的功能;必须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在解决群体性纠纷中的功能,适时的启动强制性行政先行处理程序,并努力实现各种解纷机制的衔接与互补。     

立案预登记与非诉调解的有机衔接 关于立案预登记和委托调解制度运作模式的调研

诉讼、调解均是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重要方法,在新形势下如何加强诉讼与人民调解的衔接配合,使人民调解在解决社会矛盾纠纷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共同关注的问题。我院对诉讼与人民调解衔接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建立了全国首创的立案预登记制度。     

试论人民调解前置的价值与可行性

社会主流意识对诉讼的推崇和对民间调解的轻视，使传统调解机制运行的社会基础趋于瓦解，制约了人民调解在纠纷解决机制中发挥积极作用。人民调解前置制度可以从制度上为当事人解决纠纷提供更多的机会，不仅有助于做大做强人民调解，而且可以使诉讼文化出现某种转变，恢复法院维护社会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功能，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在我国，实行人民调解前置制度，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     

建立我国基层法院人民调解工作机制研究

人民调解是在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依据法律、政策和社会主义道德对民间纠纷进行规劝疏导,促使当事人互谅互让,解决纠纷的群众自治活动.人民调解进法院,标志着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之间成功实现了对接,为建立多元化的矛盾纠纷化解机制迈出了创新步伐.但就目前发展现状看,人民调解所具备的“非诉讼资源”与人民法院的“诉讼调解资源”之间,还有建立进一步的“资源整合”的发展空间.     

纠纷解决与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并不是没有纠纷的社会,而是要从法律的角度把不和谐的纠纷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使社会呈现出稳定而有序的状态。诉讼虽然是现代社会中纠纷解决机制中的最主要的纠纷解决方式,但其并不是唯一的纠纷解决机制。通过诉讼与人民调解等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科学配置及时的化解社会矛盾是实现和建构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积极构建和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构建和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必然要求,是转型期中国社会治理面对的重大政治和法律课题.目前,我国已有的过分强调以诉讼方式解决纠纷的机制已经不能适应多元化社会发展的要求,为此,应当进一步明确人民调解的职能定位,逐步扩大人民调解的工作范围;正确定位行政机关在纠纷解决中的特殊职能,提升行政机关处理社会矛盾...     

民事诉讼调解模式研究

在民事诉讼调解社会化和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当前语境中,从权力配置的视角对民事诉讼调解进行模式化的分析并提炼出权力独享型民事诉讼调解、权力共享型民事诉讼调解和权力分享型民事诉讼调解三个概念是对民事诉讼调解进行一般性研究的创新尝试,不仅可以为社会公众认知各式各样的民事诉讼调解提供智识上的帮助,而且可以通过对不同模式的民事诉讼调解之运作机理的概括、解释来为民事调解的现代转型提供支持。     

法院调解“内卷化”与调解资源外部植入——以Q市两级法院人大代表协助诉讼调解实践为例

在纠纷解决的资源视角下,法院调解资源的投放情况攸关调解的效能。由于缺乏传统"马锡五审判方式"所隐含的"熟人权威"资源背景,法官更多通过增加调解工作频度以弥补熟人资源的缺失,造成了诉讼调解的"内卷化"。地方实践中的人大代表协助诉讼调解,在人大代表介入调解的正当性基础上,通过常识性话语资源优势和社会资本优势,为法院调解提供了"意外"资源支持的机遇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调解"内卷化"问题。     

中国传统商会纠纷解决机制之功能分析——以调解为视角

清末民初的商会调处、商会公断的纠纷解决机制不仅承继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底蕴,亦不乏凸显现代化纠纷解决之功效。鉴于此,通过历史追溯手法,来探讨分析中国传统商会纠纷解决机制的功能演变以及时势因缘,立足于富有传统特色的调解机制,并结合现代替代性纠纷解决的基本理念以及关系紧密群体之理论分析,在区分调解与仲裁的界定以及调解类型分化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传统商会的调解功能予以深入的解构与剖析,以期对我国传统的多元化解纷机制的理论及史料研究有所贡献。     

从美国法院附设ADR调解制度探索中国法院调解的改革之路

当今社会,社会矛盾呈现出复杂化、多样化的特点,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作为一种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应用的新型纠纷解决机制,不仅有效地缓解了司法机关的诉讼压力,也促进了各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合理构建及有效运行。而调解作为现代ADR的主要形式,它的广泛应用,尤其是美国法院附设ADR调解的成功应用经验,对我国调解制度特别是法院调解的改革具有深远的借鉴意义。     

The importance of teaching dispute resolution in a twenty-first-century law school

Civil justice reviews over the past 20 years have encouraged the use of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ADR) and particularly mediation. Mediation is arguably now becoming more mainstream in terms of dispute resolution process choice. In some instances law changes have been introduced requiring parties in dispute to consider using mediation; similarly, lawyers have an ethical responsibility to provide advice to their clients about the range of dispute resolution processes available. What is lacking however is a corresponding appreciation of the changing attitudes to the teaching of dispute resolution in the majority of UK law schools, where the promotion of adversarialism within the curriculum appears to remain the focus as the primary and only method of dispute resolution.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this is unreflective of current attitudes and thinking towards dispute resolution in most common law countries, where litigation is no longer necessarily the primary dispute resolution process of choice. Whilst there was token appreciation of the importance of mediation advocacy and its inclusion recommended within the Bar Practice Training Course (BPTC), the recent Leg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Review was silent on any suggestions about the inclusion of dispute resolution based curriculum content at any stage of legal education in England and Wales. The article will explore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lawyers’ attitudes to dispute resolution within the civil justice arena and academics’ teaching of curriculum associated with it in UK law schools. The article will pose questions on why recent legal history suggests that law schools should now perhaps take a more socio-legal approach to their curriculum content and embrace the teaching of dispute resolution as a defined subject area for the twenty-first-century law school.     

行政争议的中立评估及其制度构建

行政争议的中立评估机制是指由具备专门解纷知识的中立评估员对纠纷进入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渠道的审理前景进行预测的一种制度。它能在降低当事人过高的解纷期望、促成当事人之间达成和解、克服评估式调解的弊端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亟待引入我国行政争议解决领域之中。中立评估机制处于合意型行政争议解决机制与决定型行政争议解决机制的连接点...     

以国际商事法庭为核心的我国“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建设

我国提出建立诉讼、调解、仲裁有效衔接的多元化"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国际商事法庭作为该机制的核心不仅要扩张其管辖,还需要对调解和仲裁提供司法支持和监督,并深化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的职能。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需要配套程序法的国际化,为此要引入国际化的商事调解,完善国际商事仲裁法律制度,民事诉讼法也要有所突破和创新,并在多双边层面推动国际商事调解协议和判决的跨境执行。     

税务争议替代性解决机制探析

随着纳税人权利意识的增强,税务争议呈多发趋势。而解决各种税务争议多着眼于传统的途径即税务行政复议和税务行政诉讼,使得在税务争议解决实务中已存在的调解、和解、仲裁等替代性税务争议解决方式没有可靠的理论支撑和法律依据。因此,对税务争议替代性解决机制进行研究,以有效解决各种税务争议,成为税法理论界及实务界十分关注的课题。笔者从税法适用的角度,对引入税务争议ADR的法理合法性与现实合理性进行分析,并尝试研究国外税务争议ADR的成因、背景和运作状况,以借鉴其规则或惯例,为我国引进并完善税务争议ADR提出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