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信任何以转化为政治认同——基于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的分析

政治信任与政治认同息息相关,在政治态度层面呈现为由表入里的结构形态。通过分析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问卷,运用多元回归模型,考察政府绩效、政治参与等变量对政治信任转化为政治认同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公民政治信任与政治认同并非简单的线性逻辑关系;政治信任与公民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和国家认同之间呈显著正相关,而与价值认同的关联度并不明显;政府绩效在公民政治信任向政治认同转化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政治参与不仅能够调节政治信任与政府绩效的关系,而且影响公民政治信任藉由政府绩效向政治认同转化的过程。党和政府应从夯实政治信任基石、提高治理绩效、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等方面推动公民政治信任更好转化为政治认同,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心聚力。     

媒介信任与青年国家认同

基于2018年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数据,探讨了媒介信任对青年国家认同的影响。研究发现,媒介信任是塑造国家认同的重要因素,其中政府媒介信任对提高国家认同的影响最为强烈,市场化媒介对国家认同的影响相对有限,境外媒介信任对国家认同则为负面影响;社交媒介信任对国家认同的负面影响最大。研究发现对媒介信任建设和提高国家认同有启示意义。     

腐败治理对民众政治信任的影响分析——一个准自然实验

基于党的十八大后反腐败斗争在各省份取得的效果差异构造准自然实验设计，为理解宏观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下个体社会政治价值感知的变动逻辑提供了窗口。使用2012年和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两期平衡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模型（DID）进行政策效应评估，实证考察腐败治理对民众政治信任的影响及其群体性差异。研究结果表明：（1）腐败治理显著提升了民众的政治信任，反腐败力度越大，对民众政治信任的促增效用越强；（2）群体差异性检验发现，腐败治理显著提高了低收入群体的政治信任，但对高收入群体的影响微弱。上述研究发现表明，腐败治理对政治心理产生了积极效应，夯实了国家治理的民众政治信任基础。而且，腐败治理不仅能够在整体层面提高民众的政治信任，还可以缩小低收入群体与高收入群体间的政治信任差距。因此，实务工作层面，应着力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关注腐败治理过程中低收入群体的利益。     

社会经济地位、民主观念与政治信任——以上海为例

对政治信任的研究主要有理性主义和文化主义两种理论取向。基于上海市的实证调查数据,通过因果模型检验了社会经济地位和民主观念在解释政治信任来源中的作用,研究发现民主观念对政治信任的直接作用和中介作用在不同的年龄群体中有较为明显的差别。具体来说,上海居民的政治信任主要取决于对民主观念的认同程度和对社会冲突的认知状况,民主观念在政治信任和社会经济地位两个因子之间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青年群体的政治信任更多地受到社会冲突认知和民主观念的影响,而社会经济地位更能够改变中老年群体的政治信任。这反映出文化主义在青年群体中对政治信任的解释力更强。     

政治参与如何影响政府信任：清廉感知的中介效应

政府信任是公民与政府之间双向互动的结果,是公众对政府行为、过程与绩效等的一种评价。基于CGSS2015的调查数据,分析政治参与对政府信任的影响以及清廉感知在这一影响过程中扮演着何种角色。研究结果表明,投票型和沟通型政治参与对政府信任的影响不显著,清廉感知在这一过程中发挥遮掩效应;而接触型和维权型政治参与会对公民的政府信任水平产生正向影响,清廉感知在其中承担了部分中介的作用。因此,要想保持高度的政府信任水平,一方面可以转变政府职能,切实回应民众需求,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也可以继续保持当前反腐倡廉的高压态势,建立廉洁的政府形象,提升公民的清廉感知,进而带来政府信任水平的提升。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民族地区社会政策感知对参与行为的影响机理实证研究——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的作用

基于乡村振兴战略背景，构建民族地区社会政策感知对参与行为影响的理论模型，分析政策感知对参与行为的影响机理，重点考察政府信任的中介作用以及政策满意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政策感知对参与行为的正向影响显著；政府信任在政策感知和参与行为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政策满意在政府信任和参与行为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     

宗族认同、政治信任与公共参与——宗族政治视阈下的农民政治信任

宗族规模的大小不仅影响族群认同及族人之间的信任感,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民政治信任。在对高层政府的信任方面,大姓和小姓家族之间没有显著差异,而对于基层政府和村级组织,小姓家族却表现出较高的信任度。从根本上讲,农民政治信任的宗族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家对宗族的排斥态度所导致。因此,增强农民对政府的信任感,亟需在国家(政府)与宗族之间形成较稳定的沟通和协商机制,从而构建体制性力量与社会性力量之间的和谐局面。     

西部落后地区农民政治信任影响因素分析——以贵州A、B两村调研为资料来源

通过在贵州A、B两村设计问卷进行抽样调查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贵州农民政治信任状况总体不错,但农民普遍存在差序政治信任,对高层政府的信任比基层政府要高;政府执政水平对农民政治信任有一定作用,政府的经济绩效提升了农民政治信任,但政府工作能力、为民服务精神、工作作风都还有待提高;农村传统文化对农民政治信任有一定促进作用,但农民对不同传统文化的认同程度有显著差异,农民的国家和集体意识比较强烈,封建文化意识明显削弱;农民政治效能感能促进政治信任的形成,农民的政治效能感与农民对经济收入的公平感之间存在一定的线性关系;农民参与公共事务可以促成政治信任提高,农民更积极参与同自身利益相关的公共事务。     

中国乡镇政府的政治信任:影响因素及区域差异

乡镇政府政治信任的影响因素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区域之间存在差异。文化与制度因素共同作用于中国乡镇政府信任,其中制度绩效作用较大。在制度因素中,腐败程度影响力最大,经济绩效影响力最小。一般而言,经济发展水平高的乡镇政府政治信任度较高,但在经济发展水平高和经济发展水平低的乡镇政府,政治信任的最重要因素是民主政治建设状况;而在经济发展水平中等的乡镇,影响政府信任的最重要因素是腐败程度。     

国家认同:现代多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的构建目标

现代民族国家大都是多民族国家,多民族国家成员的身份是多重的,因而他们的认同结构也有层次性。国家认同整合了各民族的历史、传统和信念,体现多元一体的价值,居于最高认同层次。为实现构建共同体意识的最终目标,国家认同通常借助政治符号的作用使多民族国家成员对国家的感知具象化;并且通过政治仪式以情境化方式在时空场域中凝结共同记忆。新中国70年的建设实践表明,多民族国家在发展建设中促进了民族融合与民族团结,通过共同繁荣保持民族的特性与文化的多样;同时在国家的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发展中增强了共同体意识。     

论国民党在台初期建构“国家认同”的路径及其缺陷

“国家认同”是维护国家稳定和政治统一的重要心理基础，其不仅包括政治认同，还包括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因而其建构过程也是多种认同的复合。国民党到台初期，曾通过多种路径加强民族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台湾同胞的“国家认同”。但是这些路径同时也存在着深层的缺陷，这些缺陷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国民党在台前期的努力，导致了岛内“国家认同”的混乱，深刻地影响了台湾的政治发展。     

中国公民眼中的国家治理:能力与绩效评估——基于2002年和2011年两次全国性调查数据

从前后十年间两波全国性问卷数据的分析表明,在多数民众眼里,国家治理的能力与绩效危机并未显现。民众对于国家治理能力的评价普遍较高,但"央地差"明显;而对社会治安、公共服务、经济形势、民众生活保障等四个方面的治理绩效,民众的评价也总体良好。回归分析表明,政治情感和政治认同对我国公民评价国家治理均有显著影响。不过,公民的政治情感对于政府信任和官员信任之间存在着"区隔",政治认同在制度认同和制度能力认同之间也存在着"区隔",前一"区隔"反映了当下中国"官民对立"的现实以及中国政治传统中"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文化传统,后一"区隔"则反映了民众在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的矛盾心理。     

论警察的公众信任--以中国为例

本研究评估了中国公民对警察的信任程度,并探讨了影响公众对警察信任程度的因素。就目前来看,针对中国公民对待警察的态度进行的实证研究寥寥无几。本研究以冲突理论为理论框架,通过收集中国8个城市的访谈数据,检验了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收入、就业、感知政治影响力等冲突变量以及相关控制变量对中国警察公信力的影响。结果表明,这些变量对于中国公民对待警察的态度的解释力有限。青年以及政治权力较低的中国公民往往对警察的信任度较低。此外,中国公民对警察的态度还受到公共安全满意度、政府处理犯罪的能力、生活质量和政府官员腐败度的影响。同时本文也对未来研究的意义进行了讨论。     

心理资本如何影响工作绩效——警察心理资源的增值、转化与强化

本研究基于资源保存理论探讨了心理资本对警察工作绩效的影响,并考察了工作关系在心理资本与警察工作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和职业使命感的调节作用。通过对539份样本的实证研究发现：心理资本对警察工作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同事关系、警民信任关系在心理资本对警察工作绩效的正向影响中起中介作用;职业使命感不仅正向调节上下级关系、警民信任关系对警察工作绩效的影响,还强化了警民信任关系在心理资本与警察工作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既为提升警察工作绩效提供了新的路径参考,又为加强警察个体的心理资本建设、构建良好的警察内外部工作关系和培育警察使命感提供了理论支持。     

旅游动机、满意度、信任与重游意向的关系研究

现有研究很少考察游前心理因素即旅游动机对重游意向的影响.旅游者信任与重游意向的关系在旅游文献中也很少涉及.本研究以厦门市为案例地,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研究旅游动机、旅游者满意、旅游者信任与重游意向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虽然娱乐动机、声望动机、休闲动机、文化动机对重游意向均无显著直接影响,但是休闲动机和文化动机会通过旅游者满意、旅游者信任的中介传导对重游意向产生间接影响.旅游者信任不仅对重游意向有显著直接正向影响,而且在旅游者满意与重游意向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     

公共危机情态下社会信任对村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行为的影响——基于山东省微观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山东省村民的调研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公共危机背景下社会信任对村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村民整治行为响应受到制度信任、人际信任、风险感知和参与意愿的显著正向影响,影响程度从大到小依次为参与意愿、人际信任、制度信任、风险感知;社会信任和风险感知对参与意愿也有显著正向影响;社会信任能够正向促进村民风险感知。此外,社会信任还能够通过风险感知和参与意愿对行为响应产生间接影响。     

少数民族青年政治认同实证研究

政治认同可从政治信任、政治支持、社会认同三个维度进行测量,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少数民族青年对各级政治组织的政治信任、政治支持和社会认同度高,政治认同指数处于较高水平;汉族和少数民族青年在政治信任、社会认同和政治认同指数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少数民族青年显著优于汉族青年;在政治支持方面,汉族和少数民族青年之间没有显著差异。应通过加快民族地区发展、促进民族青年政治社会化、加快少数民族青年社会融入等措施,提升少数民族青年的政治认同水平。     

涉农政策满意度与农民的政治认同——基于生活满意度的中介效应检验

基于2017年调查获得的3844位农户数据,分析新时代我国农民政治认同的影响因素,发现当前我国农民的政治认同整体较强;农民对政策的满意度与其政治认同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农民对政策的满意度越高,其政治认同就越强;农民的生活满意度在政策满意度与政治认同的正向关系中起了中介作用。从人口学特征看,农民的性别、年龄、民族、政治面貌、受教育水平、职业和家庭年收入等对其政治认同均有显著影响。研究建议,增强农民的政治认同,应以农民为主体,从需求侧出发,让惠农政策精准、有效落地,由此强化农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现代国家治理中的制度化不信任建构

秩序建构的现代国家治理逻辑表明,信任构成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制度化不信任是信任的姊妹,也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客观情势。通过规范政治程序、保障公众权利、促进实现公共利益、增强政治体认感,制度化不信任对现代国家治理发挥着建构性的积极作用。基于此,应通过明确制度建设的理念前提、健全制度化不信任的常态机制、提升制度执行力等层面来实现信任质态和治理绩效的提升。     

文化认同视域中的政治认同

民族凝聚力认同的基础是文化认同,国家凝聚力认同的基础是政治认同。从民族凝聚力提升到国家凝聚力,就是要从文化认同的基础上达到政治认同。在文化认同的视域中强化政治认同,就要注重文化认同的力量,因为文化与政治的关系日益紧密,其中政治文化是联结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的中介。要获得较为持久的政治认同,需在文化认同的视域中寻找政治认同的现实因素,这些现实因素主要有文化经济、共同利益、价值观认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