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责任研究:实践基础与理论背景——基于文献检索的分析

1985年以来的文献数据表明,我国学界主要从政治学、法学、行政学、伦理学及经济学等不同学科视角对政府责任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是在以下实践基础下完成的:政府主导型的改革模式促使政府责任成为实践和理论界的热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从整体到具体逐步深入,社会转型与社会问题凸显,民主政治进程的推进引发了社会和民众对建设责任政府的强烈愿望。同时,这些研究也奠基于人民主权与委托-代理、市场失灵与积极政府、民主与法治、公共产品供给和社会转型成本承担等理论背景之上。     

我国地方政府公共行政成本支出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我国地方政府公共行政成本支出存在着行政成本过高等问题，其主要原因在于地方政府规模太膨胀、公共政策制定缺乏科学化和民主化、地方政府预算编制缺乏科学性等方面。要取得政府工作的长期效益，必须降低政府工作的社会成本。实施职务消费货币化、整合监督体系、改革薪酬制度、合理设置行政层次、硬化预算编制执行、规范政策制定体系等等，是降低政府工作社会成本的有效策略。     

政府治理范式的成本分析

政府治理范式的区别会导致政府成本的差异。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政府治理范式显得僵化、迟钝,导致高成本、低效率;西方新公共管理效率驱动模式十分关注财政控制、成本核算、效率问题。中国现行的政府治理范式,容易导致政府利益的放大和膨胀,促进政府总体成本和隐性成本上升。建构现代责任政府,创新政府治理范式,优化政府治理的成本结构,是中国降低政府成本、提升政府绩效的基本实现路径。     

中国地方政府绩效外部民主评议模式——对南京市“万人评议机关”再研究

通过绩效评估可以提高政府效率，促使政府更好地承担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各项职能。对于地方政府，外部民主评议模式比传统的上级政府外部监督模式更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中国现阶段通过民主评议的方式可以扩大民泉有序地参与政治，推动地方政府更积极地承担地方建设发展责任，而不是一味靠上级政府的压力与刺激进行地方治理。     

略论当代西方国家行政领导模式的嬗变

新公共管理中“企业家政府”力主“掌舵”的行政领导模式，政府行政领导效能由此明显改观，并且推进了治理变革，但也造成参与价值的隐去、社会公平的缺失与治理易于失灵等问题。后新公共管理“整体政府”改革由此尝试“共享领导”的新型行政领导模式，并将其内涵界定为鼓励公众参与公共决策、增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实施愿景型领导等几方面，从而相应弥补了企业家政府掌舵模式所存在的诸多缺陷。     

编后语

降低政府成本、提升政府效益，是近年来的热点话题。就我国政府效益而言，现状不容乐观。对此，本期《降低政府成本的路径分析》、《新加坡政府成本控制的主要途径及其启示》、《创新优秀的行政文化》等文章，从打破政府垄断、建立刚性制度等角度提出了一系列观点或建议。     

论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的行政法治化

权力清单制度体现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基本要求,然而权力清单制度在地方实施过程中却存在着诸多行政自治现象,表现为权力清单名称不统一、"权责清单"重权力轻责任以及权力清单内容的多元交叉。权力清单制度应遵循形式统一性、程序合法性的行政法治形式合法性原则,同时应遵循裁量限制原则、平等原则以及特权禁止原则的行政法治实质合法性原则。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由行政自治向行政法治转变的进路为:权力清单制度应严格遵守公布前的行政磋商程序、公布后的行政运行程序以及运行过程中的监督程序,确保权力清单制度与立法进行有效的衔接。     

政府绩效管理中的行政成本控制

行政成本控制既是政府绩效管理的目标之一,又是影响政府能力发挥和绩效管理水平提高的重要因素.它在政府绩效管理中的重要地位主要体现在:政府绩效管理的起点是控制行政成本;降低行政成本是现代政府实施绩效管理的重要动力之一;降低行政成本同提高管理绩效本质上是一致的;重视行政成本的控制有助于政府绩效管理科学化.现阶段我国政府绩效管理中行政成本缺失产生的问题:一是政府绩效评估模式主要是服务于单纯的经济发展战略模式;二是行政成本没有被纳入绩效考评的指标体系;三是缺乏科学有效地控制行政成本的制度及运行机制.实现对政府绩效管理行政成本控制的途径:首先,应强化公务员的行政成本控制意识和效益观念,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其次,重新设计政绩评估体系,树立科学的政绩观;第三,建立以行政成本为主要内容的政府政绩评估指标体系;第四,建立科学的绩效评估制度.     

借鉴西方责任政府制度构建宪政意义上的中国责任政府

责任政府是政治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责任政府形成于近代,其理论与实践在当代西方国家较为成熟的根本原因在于现代民主的发展。责任政府既是一种价值,又是一种制度安排。责任政府的建立和落实不仅需要政府作为整体对议会和选民负责,而且需要政府对公务人员行政行为负责,从而使公务人员对行政管理相对人负责。当代责任政府的实践已经突破了传统的责任政府模式。现代责任政府理论强调,责任政府的核心特征应该是责任政治。在广义的责任政治中,责任政治的责任就形式而言又包括法律责任和政治责任。宪法制裁是责任政府的最高境界。西方英、美、法三大政体下的责任政府制度及其实践都有一个逐步完善的历史发展过程,有许多值得学习和借鉴之处。     

西方“整体政府”改革：理论、实践及启示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西方各国进行了以"整体政府"为内容的第二轮政府改革运动。在理论上,西方"整体政府"改革既是对新公共管理反思与批判的结果,又是一定意识形态作用的产物,还与各种协作理论密切相关;"整体政府"已成为当代西方各国政府改革的新趋向,并形成了一种区别于传统官僚制和新公共管理模式的新型政府改革模式,即"整体政府"模式。该模式具有深刻的内涵、鲜明的特征和独特的治理结构。在实践上,"整体政府"改革具有丰富的内容,既有改革模式上的共性,又有具体操作中的国别特色,并形成了一种最佳实践模式。这一最佳实践模式具有独特的文化与哲学、新的工作方式、新的责任和激励机制,以及制定政策、设计方案和提供服务的新方式。西方"整体政府"改革对我国当前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进路具有三点启示:一是建立"内联"治理结构;二是发展"外协"合作关系;三是转变政府职能,建设和谐行政文化。     

有效政府与积极穷人：反贫困的因素与组合模式——以中国地方政府脱贫攻坚战略为研究对象

反贫困不是政府与穷人的"单边行动",而是政府和穷人的多重组合行为。"有效政府"包括责任、能力两个要件,两个要件可以构成"有效性"不同的政府类型,不同类型的政府具有不同的脱贫绩效。"积极穷人"包括参与、组织两个要件,两个要件同样可以构成"积极性"不同的穷人类型,不同类型的穷人具有不同的脱贫成效。有效政府、积极穷人及其所属要件可以形成5个层级16种经典的脱贫模式。"有效政府"和"积极穷人"构成最有效的脱贫模式,"低效政府"和"消极穷人"构成最低效的脱贫模式。中国大部分地方政府的脱贫攻坚绩效和模式均位于最有效和最低效"两极"之间,具体的位置取决于政府有效性和穷人积极性的组合所决定的绩效和脱贫模式。     

西方整体政府的构建路径及其借鉴

整体政府作为一种新的政府改革模式,既是西方政府改革的理论总结,也是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反思与超越。西方整体政府的构建主要通过组织结构整合、信息资源整合、公民整体需求导向的流程再造及重构新型责任制度等方式来实现。西方各国在政府改革的具体实践中,依据本国国情积极创新、形式多样地建立"整体政府"。西方整体政府的构建路径对我国当前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可供的借鉴和启示如下:建立内联治理机构;发展外协合作关系;打造优秀的公务员队伍;加强对信息技术的建构与培训。     

公共利益：现代行政强制的逻辑起点——以责任行政的伦理精神为视域

责任政府作为现代民主政治的一种基本价值理念,是责任行政模式的一种制度安排,它"必须回应和满足社会和民众的要求,承担政治责任、行政责任、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与"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的价值追求与新公共行政所主张的社会公平理念相契合。而现代行政强制作为责任制政府的制度和机制安排之一,在实施过程中所表现的伦理缺失显然与责任行政追求公平正义、回应和满足公众利益诉求的这种"应然性"相背离。因此,现代行政强制,要从伦理的维度出发,站在公共利益的基点上,真正合乎维护社会正义的正当目的,回应和满足民众利益,重塑政府行政的伦理精神,以实现现代责任制政府的精神底蕴和价值追求。     

公共服务市场化与政府责任

20世纪70年代以来，政府行政改革成为一股世界性潮流。这场改革运动对传统的行政模式造成了巨大卫击，形成了一种全新的行政理念，即政府行政应以顾客或市场为导向，政府应开放公共服务领域，实现公共管理社会化和公共服务市场化。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程中，中国各级政府也在积极推进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但是，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在产生显著效益的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和缺陷，其根源则在于政府责任的缺失。本文从六个方面提出了强化政府责任的对策和思考。     

权力与责任的统一：地方服务型政府在国家建设中的政治准则

构建地方服务型政府在根本上与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密切相关，需要在国家、政党和民众的关系结构中去定位自身。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关键是寻求地方政府的权责统一，即是在有效规制地方政府权力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其能效，以此实现民众的利益诉求，履行政府的责任。政府权力的规范并不简单地以构建有限政府为最终目标，对于政府权力规范的目的是为了更充分地开发政府的能效，并保证政府能效发挥最终的合理性；政府的责任则是现实中的具体责任，法律意义上的责任与抽象理念上的责任的协调，不同层面的责任及其相互关系决定了政府责任的最终定位。     

双笼关虎：权力限制法治化的中国式表达

在长期的法治实践中，中国逐渐探索出独具特色的权力限制模式，即在依法治权的同时，充分发挥党内法规的控权功能，从而形成了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共同限制权力的“双笼关虎”模式。“双笼关虎”模式是权力限制法治化的中国式表达，表现出显著特征与优势，即实体标准上的更严格、调整范围上的更广泛、责任配置上的更周延、实施执行上的更高效、价值取向上的更人本，为更有效破解权力限制的法治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     

论善治是当代中国政府发展社会姿本的最佳治理模式

从我国社会目前的政治环境来看，政府必须在发展社会资本、构建和谐社会中承担主要责任并居于主导地位，在现有情况下，要发展社会资本，需要政府与社会和公民之间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需要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更需要善治前提下的民主自由的政治环境和政治氛围。本文着重论述了政府实施善治以促进社会资本增生的途径。     

非营利医院财务比率分析：管理决策之财务资讯

社会大众普遍认同非普利医院的主要宗旨为从事非营利性的慈善公益活动，获取利润并非其主要营运宗旨，然而充足的资源是非营利医院达成慈善公益目标不可缺少的条件，不同于其它非营利组织，医院的主要财务来源并非捐赠收入，而是医务收入．医院需要有具攸关性、可靠性、可比较性与一致性品质的信息，来协助组织的规划、营运与控制工作：尤其近年台湾地区实施全民健保，不论是个别医院或整体医疗资源使用．财务绩效评估与成本分析更显得重要，财务报表提供医院管理者与医疗政策制订者所需的财务信息。本研究通过实地医院访视与座谈会的方式，整理出25个适于台湾地区非营利医院的财务比率，率先系统化揭露财团法人医院的财务比率；，为了增强应用性，本研究将医院依净利与医务；争利分组，分别检定平均值与变异数的差异．资料显示净利分组的平均值差异普遍合于预期。在医务活动净利分组出现资本结构比率与预期相反的情况时，仅获利性比率合于推论，说明捐款收入与医务收入有互补的情况。     

政府精细化管理的现实需求、制约因素与对策分析

引企业精细化管理理念、模式于政府管理之中，是政府创新管理理念、方式、手段、技术的有益探索。政府实施精细化管理，有助于降低行政成本、改进公务员绩效管理方式、明确政府部门职权责关系、提供公众满意的公共服务、提高政府服务信息化水平。其制约因素主要表现为粗放式的管理理念、臃肿又扯皮的组织结构、“精于始轻于末”的政府生产方式和不适应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其实施的关键在于形成精细化的管理理念，重点在于构建精细化政府管理文化、推进成本管控精细化、执行力管控精细化、衔接配合精细化和加强政府信息化技术支持。     

政府与市场关系演变及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启示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俄罗斯与中国有着不同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模式,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时却无一例外的强化了政府的力量。政府在危机中扮演了双重角色,一方面要弥补自身缺位的问题,另一方面还要拯救市场,直接承担了化解危机的责任,政府角色在危机后如何调整深受关注。危机带来了挑战,更带来了启示,从全球来看,应当提倡政府的政治责任优于市场理性,"看得见的手"要从微观经济中逐步撤出,各国都要探索适合自己国情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