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慧眼识施琅

1683年也就是康熙二十二年，施琅为清朝取得台湾，统一全国立了大功。施琅原是郑氏部将，顺治年间投降清朝，康熙二十年能被复授为福建水师提督专征台湾，这与康熙慧眼识人知人善任有很大关系。因为，康熙一贯重视用人之道，深知正确的决策要由“贤能”的官员来执行。认为“从来有治人，无治法，为政全在得人”；“得一人则事治，失一人则事败”。他在多年听政中认识到，用人“必才德兼备为佳，若止才优于德，终无补于治理耳”。他把是否忠于封建王朝的政治标准，列为用人的首要条件。由此可见，康熙关于统一台湾的决策所以能够实现既不在于他“洪福齐天，威灵远暨”，也不在于他“庙略指挥，决胜万里”，而在于他善于选用“才德兼备”的“贤能”官员。     

邓小平的最后时刻

自从1994年春节以后，邓小平就再也没有公开露面。境外的媒体至少一百次说他“病危”，他却在京城里自己那个四方形的院落中，过得既舒适又洒脱。     

关于青年院校发展取向的思考

青年院校的优势在于发挥并突出青年办学特色,培养既适合青年工作岗位需要,又适合转业后从事其他工作岗位需要的复合型人才。青年院校应设置多种类型、多种培养方向的复合专业,淡化专业界限,扩大学生自主选择专业、课程的权利,与用人单位、国内外名校开展多角度的合作,培养“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得到社会的真正认可。     

论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生命力

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生命力在于“抓实”和“创新”。近几年来，我校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上，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以校园稳定为前提、以学风建设为主线、以班级建设为栽体、以素质拓展为着力点、以队伍建设为保障，既狠抓落实，又勇于创新，使我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充满着生机与活力。     

后新公共管理时代英国合作政府模式探析

英国新公共管理改革对于市场的过度依赖和管理的碎片化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1997年布莱尔上台伊始遂提出“合作政府”理念，希冀通过中央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政策提供以及地方自治的自下而上的公共服务供给，跨越部门边界，融合国家、市场、社会力量进行合作治理。合作政府改革既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也带来了相应的问题，值得我们借鉴并深思。     

科学迷巴甫洛夫

有价值的生活 1880年的最后一天，巴甫洛夫还在他的生理实验室没回来，许多朋友在他家等他。天下着雪，彼得堡市议会大厦的大钟敲了十一下。一个同学不耐烦地说：“巴甫洛夫真是个怪人。他毕业了，又得过金牌，照理可以挂牌做医生，那样既赚钱又省力。可他干吗要进生理实验室当实验员呢？他应该知道，人生在世，时日不多，应该享享福、寻寻快活。”     

浅论青年网络交往现状

近年来，青年网络交往以迅猛的态势持续发展，总的来说呈现出以下现状：既有“虚拟”又有“现实”，既有“狂欢”也有“孤单”，既“渴望交往”又“自我封闭”，既享受“自由”又忽视“规范”，等等。对此，青年需要对“自由”与“自律”、“虚拟”与“现实”、“网络文化”与“网络规范”等问题有更加清醒的认识，这样才能更好地进行网络交往。     

青少年品德"底线"问题探微

面对社会转型期青少年品德水平“一再”滑降的严峻形势，我们对人的品德降退到一定程度后决不能再滑落的“临界线”问题即人的品德“底线”问题。进行了现实层面的概括描述和理论层面的结构探讨。在此基础上，我们勾勒出青少年品德“底线”教育的“大平台、大榜样、大桥梁、大警戒”策略，以及“大环境陶冶、大身教示范、大专业德育、大拯救攀登”的模式。     

徘徊在新旧之间的感伤——苏曼殊的美学风格初探

苏曼殊现象是辛亥革命前后中国最引人注目的话题，政治上既鼓吹激进革命又习惯消极出世、思想上既崇尚个性解放又推崇传统道德、文化上既译介西方新说又维护中华文明，艺术上既内容独抒性情又形式模拟因袭、生活上既放纵肉欲享受又守护灵魂纯净，苏曼殊集矛盾于一身，其挣扎以致最终归于无力，折射出一个时代的躁动和迷茫。苏曼殊是感伤的，这种不同于浪漫的感伤有其身世、生理及心理的根源，并受时代政治的影响，进而表现为其独特的文艺风格、人生态度和文化价值取向。苏曼殊的感伤不同于拜伦式的浪漫，苏曼殊的人格结构是以东方文化为里，而以释、道和西方浪漫主义文化为表，他在情感上倾向东方文化，但又在形式上以叛逆的姿态表现出来。在“新”与“旧”之间的徘徊，造就了苏曼殊东方式的感伤。     

做好基层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

思想政治工作只有做到点子上、火候上，扎实有效，才能化解矛盾、凝聚人心，才能发挥好其强大的政治优势。对于基层而言，思想政治工作要做到因地、因人和因事制宜。因地制宜在于“入境”，因人制宜在于“融情”，因事制宜在于“明理”。     

坚定信心创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

对于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既不能过分悲观,又不能盲目乐观,应该树立科学的态度。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肯定能建立,但不可能在短期内建立。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需要各有关方面进行长期艰苦卓绝的共同努力,需要学习借鉴典型的自由贯易区建设的经验,必须遵循国际通行规则,在“10+3”和WTO的框架内进行,必须加速三个“10+1”的合作进程。     

止争同向 和而不瓦——宗教和顺文化浅析

“礼之用和为贵”，贵和尚礼是中华文化的历史传统。宗教和顺文化与我国传统文化既在一统性中相生又在特殊性中相异。宗教和顺文化的主旨在于“和而不同”前提下的求同存异。息争而谓之和，同归同向而谓之顺。弘扬宗教和顺文化应注意理性取舍，避免盲目的宗教崇拜或宗教狂热。坚持差异性与统一性的并举，做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陈毅的统战工作贡献简

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陈毅就对统战工作进行了艰辛探索，并取得了较显著的成绩。如上井冈山之前与滇军范石生部合作，三年游击战争时期搞“黄色村庄”，第二次国共合作之前与国民党江西当局谈判。在中共面临各种困难的时刻，陈毅总能根据党的相关政策，既不“左”也不右，既团结又斗争，通过宽广的政治胸怀和特有的人格魅力，去寻找我党我军的朋友、合作者与同情者，最终渡过难关，使革命工作能及时开拓新的局面。     

“第三条道路”——吉登斯“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构

吉登斯作为当代著名的左派社会学家与马克思一样对社会主义情有独钟。在建构社会主义过程中也和马克思一样，把现代性和社会主义勾连起来。但不同的是，他认为，社会主义既缘起于现代性，又因现代性的全球化而衰落。在反思现代性的全球化时代，传统社会主义虽已终结但其核心价值依然有效，资本主义虽已别无选择但仍有局限。因此，必须构建“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用“第三条道路”政治既捍卫社会主义价值，又驯化资本主义，以此化解高度现代性的内部风险和人为不确定性。     

中国共产党对我国民族理论新发展的几点思考

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和政策做出的公开表述有四次。第一次是1990年江泽民同志在视察新疆时的一次讲话。在这次讲话中，江泽民同志把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和政策归纳为五个方面。既“五条”。第二次是，1992年第一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同志根据他前面提出的五条又把它扩充为八条，既“八条”。     

社会“法商”远比个人“法商”重要

2007年8月在《潇湘晨报》撰文指出，社会“法商”远比个人“法商”重要。他认为，纷纷扰扰的明星涉法新闻，使得人们努力撅求个人对于法律的理解、认知程度，如同情商、智商一样，“法商”一词也就自然而然的产生了。但在笔者看来，与情商、智商等强调个体因素的测试指标不一样，人是个社会动物，犯罪等各种越轨行为根源在于社会，     

金圣叹的小说功用论

金圣叹通过《水浒传》评点，阐明了小说的三大功用：帮助读者认识社会的兴衰和政治的得失；感化、激励读者扬善去恶，奋发向上；使读者得到种种艺术娱乐。他的小说功用论既继承了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又与亚里士多德和贺拉斯等人的“快感”、“寓教于乐”说不谋而合，是相当全面而深刻的     

“暖医”江学庆:用细节传递医学温度

白大褂,他一穿就是34载;红党徽,他一戴就是17年。从始至终,他不忘从医初心,牢记医者使命。他被人称为“暖男医生”,既治病又疗心,收获了大批“粉丝”。他就是原武汉市中心医院甲状腺乳腺外科党支部书记、主任、主任医师江学庆。他曾先后荣获第11届中国医师奖、荆楚楷模、武汉“五一”劳动奖章、武汉市卫生系统优秀共产党员、“白求恩式的好医生”等荣誉称号。     

康德的法权哲学基础

康德的法权哲学思路是和他的三个《批判》所述一致的,“科学知识”要发现“自然(关系)”中的“必然性”,而“法权学”则是要在“人”的“关系”中发现“必然性”,也就是关于“法权”的“先天综合”何以可能的问题.“法权”问题又和《实践理性批判》里所论述的“自由”密切相关.“自由”的“限制”“关系”就《实践理性批判》所涉及的“道德”来说,“根据”在于一个“形式”的“应该”,而就现实的“国家-法律”来说,则是“自由者”之间的“法权”关系.“法权”“本体的所有”既“悬搁”又“范导”“现象的所有”.“自由者”在“人格-格位”“平等”基础上“限制”着各自的自由,由此而形成的“共同体”乃是“自由的共在”.     

中日博弈的历史考察

中日关系既有两千多年的友好交往史，又有1894年到1945年的日本侵华史。1949年新中国成立，二战后日本走上了和平发展道路，中日关系开始了“第三个历史”。中日关系“第一个历史”是日本向先进中国学习、在实力比较上是“中强El弱”时期。然而日本作为一个狭窄多灾岛国，有着强烈的扩张生存空间意识，在唐朝和明朝，中日间发生过两次军事较量，都以日本失败而告终。这说明，只有一个既先进又强大的中国，才能使日本折服甚至追随。日本在1868年明治维新后走上了“脱亚入欧”之路，其后又走上了疯狂的对外侵略扩张的邪途。1894年甲午战争成为中日实力对比的转折点，即从“中强日弱”转变为“日强中弱”。二战后，中日关系“一强一弱”成为历史，并开始走向两千多年来从未有过的第三种状态——“强强型”关系。201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今后10-15年，中国现代化水平将进一步提高，经济和军事实力将进一步走向强大，日本和美国将会加强合作来牵制中国。然而，从中期而言，日本将会摆脱对美国的依赖而追求某种自主性；长期而言，日本可能还是不得不与中国友好相处。当今中日关系的本质问题在于，在日本从当前追随美国转向美国某学者所称的“追随中国”的长期过程中，是否也会经过古代历史上日本终于对中国“服气”之前曾发生过的同中国之间的“战争磨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