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案说法

“跳楼讨薪”与“讨工程款”不得混淆【案例】8月11日,山东一包工头为工人讨工资欲跳下12楼。原来,工程完工后包工头支付了部分工资,但承建方拖欠仍有5．81万元,他和工友多次索要而承建方拖欠未果。于是,为了给大伙讨要工钱,包工头爬到了楼顶,被民警及各相关方劝说下来,一起去派出所解决……     

以案说法

7月26日清晨,北京一的士司机报警称,一乘客携刀,扬言说要到机场闹事,警方将嫌疑人抓获。经查,其家人称此人有精神病史。相比这起未遂事件,此前在北京发生的几起精神病患者伤人事件均为恶性事件：马连道家乐福超市精神病人王某持刀伤人,已致1人死亡3人受伤：朝阳大悦城一名精神病人持刀行凶致两人死亡;广渠门附近发生的一起持刀伤人事件中导致2死1伤,持刀伤人的男子疑似有精神病……     

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益探索——以河南省以案促改工作为例

近年来,河南省把以案促改作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重要抓手和有效载体,通过构建制度化常态化的组织体系、建立“两同步三教育四整改”的工作模式、形成多层次全覆盖的工作格局,充分发挥查办案件的治本功能,释放了标本兼治的综合效能。不断优化净化的政治生态,为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障。河南省推进以案促改制度化常态化的生动实践,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探索了有效路径,提供了有益参考。     

国际投资仲裁:有条件的上诉机制——从“尤科斯案”到“一带一路”投资争端解决

是否需要在国际投资仲裁程序中设置上诉机制,这在国际投资领域内长期以来一直无法形成统一的共识。新近刚出炉的尤科斯案上诉判决,又在事实上证明了国内法院正在行使并承接了国际投资仲裁上诉审理的大部分职能和权力。国际投资仲裁的上诉机制既需要考虑诸多因素,还特别需要在投资者和东道国争端解决过程中找到一个平衡点。以尤科斯案的经验来看,应从上诉机制的限制性条件、程序安排、审理范围、审理期限以及对透明度问题的规定等方面着手,构建国际投资仲裁有条件的上诉机制。同时,这一经验在很大程度上将能为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的制度设计提供参考与借鉴。     

司法场域的实证分析——以邱兴华案为对象

邱兴华案留下来的不应该仅仅是某个“片段”或某个“层次”的意义，如程序正义，它具有“场”的意义。本文运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分析了邱兴华案在司法场域是如何展开的及其出现的偏离，并顺便论及了与司法场域参与者有关的几个问题，如“法律人可能的贡献”、“法院改革司法”等。     

劳动仲裁和劳动诉讼关系的再思考

劳动仲裁和劳动诉讼是两项专门解决劳动争议的法律制度,二者具有性质不同、依据不同、原则不同、程序不同、审限不同、效力不同、收费不同等差异,二者现行的制度各有利弊.因此,应实行裁审分离制度.     

论瑕疵仲裁裁决之救济——以撤销仲裁裁决之诉为中心

我国仲裁法第58条所列的撤销事由应为独立的诉讼标的,而非攻击防御方法。该条第3项宜增加足以影响裁决结果的,即须基于其原因的严重性已足以改变裁决之结果,才能提起撤销之诉。撤销事由重叠之合并情形下,判决主文只需告知原告胜诉之结果,毋庸就无理由部分另告知驳回。若非形成仲裁裁决的事实及证据,不构成撤销事由,此乃当事人听审权保障之界限。现行仲裁法未对仲裁协议不成立、无效、失效的情形加以规定,未来修法中应增加此类情形。对于仲裁裁决被撤销后原纷争的解决,不宜采另行起诉说,仍可通过重新仲裁解决,且裁决经撤销后不适用时效中断。仲裁裁决若系用语不明情形,应采仲裁员续为处理说,当事人可请求仲裁庭就裁决书的特定部分作成改正或解释。仲裁裁决若出现漏裁事项,在严重影响当事人间权利义务关系、可能改变原有裁决结果时才有必要撤销该瑕疵仲裁裁决。     

审查逮捕讯问嫌疑人翻供现象探究——以“每案必讯”为分析样本

随着审查逮捕阶段每案必讯制度在重庆地区的深入实施,犯罪嫌疑人推翻侦查阶段有罪供述的情况时有发生。对此,不少公安民警产生了一定的消极情绪。讯问中产生翻供问题,并不能归咎于每案必讯的规定,而应从讯问的技巧、理论出发,在实践中考察效果、查找问题、加强调研,进一步厘清思路、看准原因、找到出路。     

《能源宪章条约》对签署国的临时适用机制研究——以“尤科斯诉俄罗斯”仲裁案为中心的探讨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时九年之久方作出的尤科斯诉俄罗斯案仲裁裁决,其标的额之高创下史无前例的纪录,而今该裁决却被荷兰海牙地区的法院予以撤销,举世哗然。对本案仲裁庭管辖权的判定需要立足于对《能源宪章条约》第45条临时适用机制的准确理解。荷兰法院与仲裁庭对《能源宪章条约》是否能临时适用于已签署但尚未批准的俄罗斯这一关键问题上,采取了截然相反的立场。以尤科斯仲裁案为中心,从《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关于条约临时适用与条约解释的原理入手,分别就仲裁庭认定管辖权与法院撤销仲裁裁决的分析路径加以研判,对讨论国际条约对签署国的临时适用机制意义卓著。     

刑事政策演进视阈下的“破小案”

随着社会治安形势的发展,基本刑事政策由"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向"宽严相济"演进,具体刑事政策亦将由"严打"向"破小案"演进。考量法律的严肃性和执法的公正性,在刑事执法层面,警察机关应树立起"破小案"的工作理念。     

刑事政策演进视阈下的“破小案”

随着社会治安形势的发展,基本刑事政策由"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向"宽严相济"演进,随之具体刑事政策亦将由"严打"向"破小案"演进。考量法律的严肃性和执法的公正性,在刑事执法层面,警察机关应树立起"破小案"的工作理念。     

“吴英”案的法律反思

＂吴英＂案的出现有它一定的客观原因。吴英的行为反映了当下众多民营企业的现实发展问题为扩大经营,通过支付高息的方式吸引民间融资,但一旦经营失败或资金链断裂,就可能深陷高利贷漩涡无法自拔。对吴英的审判暴露出现有法律和金融体制在应对民间融资问题上的滞后性。要规范民间融资,必须在把握吴英案背后的经济社会运行规律的基础上进行法律创新。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走出＂吴英＂案中的法律困境。     

特殊犯罪群体的犯罪分析与预防——以“未婚妈妈”杀婴案为视角

“未婚妈妈”杀婴案存在着被告人低龄化、低学历化,犯罪手段具有较大的残忍性,刑罚处遇轻缓化等特征。该类犯罪的成因既有行为人个体心理失常的直接原因,社会化的失败及消极的非社会实践的社会因素,也存在着现代性文化冲突的根本原因。预防此类犯罪,要进行价值观与道德教育,消除犯罪心理;加强特殊群体的社会化过程;净化社会环境,消除消极因素的影响等。     

两岸死刑案件法律救济途径比较研究——以苏建和、刘秉朗、庄林勋案为例

台湾＂苏建和、刘秉朗、庄林勋＂杀人案中,三被告曾五度被判死刑,现全体获判无罪。该案的死刑犯救济途径及程序对大陆地区司法界有参考价值。大陆地区刑事立法规定死刑案件被告人可通过申诉程序、死刑复核程序、死刑辩护程序和中止执行程序等途径获得法律救济。两岸关于死刑案件司法救济途径的规定存在差异,且面临着共同的挑战。     

劳动仲裁程序与诉讼程序的衔接——以诉讼资源的高效配置为视角

劳动仲裁在我国的实际运行过程中呈现诉讼化趋势,政府、资方、劳方三方人员利用集体智慧共同参与、共同裁决实则为行政机关独裁。以高效解决纠纷为目标的劳动仲裁程序实则冗长复杂,劳动争议案件久裁不决现象屡见不鲜。在劳动诉讼阶段,从立案受理到法院审理作出判决,一系列同仲裁并无太大差异的程序需要从头再来,从而导致诉讼资源的浪费,甚至使劳动仲裁成为了拖延责任的手段。因此,两大程序之间需要衔接。在思路上,以诉讼资源的高效配置为视角,可从证据的采纳、专职仲裁员综合素质的提高、劳动仲裁机构的独立化建设三个方面入手来解决劳动仲裁程序与诉讼程序的衔接问题。     

“附加程序”的法律评析:从WTO石棉案开始

"附加程序"是WTO争端解决制度采信"法庭之友"提交的陈述的证据规则,其产生根源在于对"法庭之友"制度的引入与控制的制度根源、上诉机构"造法"权力的扩张与自制的权力根源和贸易自由化与环境保护的价值困境所造成的价值根源。同时,推进、制衡和增加透明度是"附加程序"三项尤为重要的法律功能。"附加程序"说明法律程序的合理与完善是争端解决和价值权衡的一种新的路径,在带来启发的同时它还引发了一些问题值得进行继续关注和研究。     

刑事二审指定管辖问题研究——以吉林省辽源市中院“整体回避案”为切入

由近期发生的吉林省辽源市中院"整体回避案"衍生出的刑事二审指定管辖的实践创举受到了刑事诉讼理论界与实务界的关注,由此产生了对立的理论观点。参照日本刑事诉讼的管辖制度,并结合刑事诉讼的基本理论和我国现实因素,对刑事二审指定管辖的实践操作应当予以肯定,且应以此案为契机,确立刑事二审指定管辖规则。具体而言,必须明确《刑事诉讼法》中的指定管辖制度适用于二审审级,且要明确启动刑事二审指定管辖的具体情形。最后,二审指定管辖的程序应该当事人化。     

新技术环境下美国公开表演权的理解与适用——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Aereo案”的判决

Aereo案是长期困扰美国版权司法界的一大难题,新技术环境下如何理解和适用传输条款是解决本案的关键。美国联邦第二巡回法院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却对此给出了完全不同的判决。美国联邦第二巡回法院遵循Cablevison案所确立的传统规则而承认了Aereo公司行为的正当性,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却通过首次确立类似有线电视系统标准将Aereo公司的行为纳入公开表演权的规制范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这一判决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以往判决的认定,但并不违背基于意志的行为规则,而且也符合技术发展的特点和现行法律的解释方法,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从两起非法制售“瘦肉精”案看如何构建食品安全防线

非法制售“瘦肉精”案透现出道德缺失,片面追求经济利益,主管部门多头分管,互相推诿管理职责,监管不到位,打击处理不力。构建食品安全防线,重新构建食品安全管理体制,修改有关涉及食品安全的刑事法律,建立食品安全宣传教育工作的长效机制,完善和强化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加大对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严格食品安全监管部门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