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被害人同意理论及其启示

日本的被害人同意理论是其犯罪论体系之违法性论中的重要内容。本文论述了被害人同意的种类及成立条件,根据有效的被害人同意所符合的条件规定就可以判断出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的教唆或者帮助他人自杀及相约自杀、被害人同意的伤害行为、治疗行为及体育竞技中的伤害等行为的正当性。而我国现行刑法中还没有明确规定被害人同意理论,而在司法实践中上述案例时有发生,为了便于司法机关更好地处理纠纷,也为了我国刑法学的日臻完善,建议将被害人同意理论作为法定的正当化事由规定在刑法中。     

刑法中的正当化行为与犯罪构成关系的理性思考

与大陆法系、英美法系均将刑法中的正当化行为置于犯罪构成体系之中的做法所不同的是 ,刑法中的正当化行为是游离于我国传统的耦合式犯罪构成体系之外的一个“活泼元素”。这样的关系 ,与现代刑事法治的精神不相契合 ,实有认真检讨和改进的必要。英美法系双层次犯罪构成模式为刑法中的正当化行为的纳入 ,尤其是超法规的正当化行为的充分展开 ,不仅提供了极其广阔的空间 ,而且因赋予其程序要件的色彩 ,从而突出强调了程序正义的价值 ,推动了宪法在刑事领域的司法化。因之 ,借鉴英美法系双层次犯罪构成的结构模式 ,吸纳我国传统犯罪构成体系中的合理成份 ,实现经验与理性的沟通 ,应当成为改造我国传统的耦合式犯罪构成体系的努力方向。     

竞技行为正当化研究

刑法理论中关于体育竞技中正当化行为的理论基础存在被害人承诺说、区别对待说、国家许可说、正当业务说、正当风险说,但是,这些学说都缺乏解释的力度和深度,不能作为体育竞技中正当行为的理论基础.而社会相当性理论由于具有相当的包容性,是体育竞技中正当行为的理论基础.运动员在正当的体育竞技比赛过程中,以比赛为目的并遵守了比赛的规则的行为具有正当性,排除社会危害性.如果行为严重违反比赛规则并造成严重的后果,那么不但丧失了正当化的基础,而且还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刑事司法环境问题研究——以人民法院为中心的考察

刑事司法环境是影响刑事司法主体实施特定诉讼行为的一系列内外因素的总称,这些因素直接关系到司法正义的实现程度。本文分析了人民法院所处的刑事司法环境及其消极影响,并从提高司法正当化和有效性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净化刑事司法环境的诸多策略。     

论刑法意义上的自救行为

自救行为,又称自主行为、自力救济,作为刑法中的正当化行为的一种,它既不同于正当防卫、紧急避险,也不同于正当业务行为等其它正当化行为,它是一种独立的具有自身特征的正当化行为。但是目前我国的刑法学者对自救行为的研究并不多,并且很不深入,现行刑法中也没有明确规定自救行为是排除犯罪性的正当化行为,因此造成司法实践中对自救行为的处理结果极不统一。     

竞技场上的伤害行为何以为罪?——竞技运动伤害行为的刑事可罚性研究

竞技运动场上的伤害行为的刑事可罚性,一直以来都是刑法理论中一个不起眼却又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一般情况下,竞技运动伤害行为都被作为一种正当化的行为而排除刑事可罚性,其理论依据有被害人承诺理论、社会相当性理论、正当业务理论的争讼,但这些理论均有着自身的缺陷。应以被害人自我负责原理与允许风险原理共同作为竞技运动伤害行为正当化的根据。并且基于此,当某一竞技运动伤害行为在满足"运动员自我负责性地参与竞技运动中的危险行为"、"运动伤害属于运动之固有风险"、"行为人主观上是以比赛为目的"三个条件时,即为正当化的行为而排除刑事可罚性,反之则有入罪的可能性。     

起诉裁量权正当性研究

在和谐社会背景下,起诉裁量权能否获得应有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取决于其正当性.正当性即可接受性,包含合法与合理两项内容,具有客观和主观双重属性.然而,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由于实质、形式、实践、经验等方面的原因,起诉裁量权具有"先天"的失当性,基本表现为合法性与合理性的缺失.基于此,分别从检察官博弈和程序彰显与控制两个视角,从正当实体和正当程序两个层次论证如何实现起诉裁量权正当化.在和谐社会背景下,司法之解应具有二元属性:客观合法和主观合理.为实现这两个目标,在正当实体层面上可运用"法意"阐释、"法益"衡平等方法.正当程序层面上应确保实现起诉裁量中的检察官公正、诉讼参与人广泛性参与、裁决充分说理以及形式正义.     

竞技体育行为与体育暴力行为界分的刑法考察

竞技体育行为在正当化事由体系中应定位为正当业务和被害人承诺这两种正当化事由的竞合;竞技体育行为正当化的根据是具有极大包容性和解释力的社会相当性理论;在正当的对抗性体育比赛中,在比赛时间、比赛场地,参赛运动员以比赛为目的并遵守比赛规则的竞技行为具有社会相当性;正当的竞技体育行为和体育暴力界分的理论依据是社会相当性理论,界分的实践标准是行为人客观上是否遵守了比赛规则以及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罪过。     

司法救助及其中国模式——以《关于建立完善国家司法救助制度的意见（试行）》展开

司法救助的前身是刑事被害人救助,后者与各国刑事被害人补偿具有同一性,而前者在吸收被害人救助内涵后,不再属于民事诉讼费用制度中的特定概念。社会矛盾激化、纠纷解决的司法化以及普遍存在的执行难现象,是司法救助取代刑事被害人救助的内在原因。我国司法救助以功利主义作为正当化根基,倡导保护生活模式,大幅扩张救助对象范围,实现救助决定权的多元分享,从而具有了鲜明的中国特点。明确国家在司法救助中的清偿代位人角色,多元化地理解司法救助的正当性根据,确定被救助人权利主体的地位,同时合理地对救助对象加以类型化,是我国司法救助制度完善的可行方案。     

刑事司法控制:权力与行动——以检察司法控制为例

经验考察表明,刑事司法控制存在程序控制与结果控制、原则控制与细节控制等.从权力理性看,刑事司法控制是科层司法的管理、社会控制的加强、资本交换的限制、信息失衡的纠偏、法律理性的灌输与司法控制的常态.在刑事司法控制下,司法人员难免追求程序与结果的功利主义,就是有利指标最大化、不利指标最小化,这造成法定程序有所弱化、内部请示有所强化.对于刑事司法控制,应按照自利与利他的要求,进行正当化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