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教唆他人自杀的犯罪性来源

对于处罚教唆他人自杀的根据,理论上有三种思路：一是根据共犯理论,二是根据间接正犯理论,三是直接根据《刑法》第232条规定的故意杀人罪。以上三种思路都不能正确说明教唆他人自杀的犯罪性,处罚教唆自杀没有法律根据。从教唆行为的二重属性分析,教唆行为本身是一种恶的表现,其次教唆行为的恶性还来源于实行行为,即教唆自杀具有双重恶性,教唆自杀可能具有比自杀行为更大的社会危害性。因此应该在刑法中规定教唆自杀罪。     

自杀条款的司法解释

我国《保险法》第44条规定的自杀,系指故意自杀.自杀条款仅适用于人寿保险,而不适用于健康保险及意外伤害保险.被保险人在合同成立两年之内自杀,保险人仅退还保单现金价值的规定有失公平,应要求保险人退还保险费及同期银行存款利息.《保险法》规定的自杀条款适用例外范围较窄,除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自杀不适用自杀条款外,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不能认识或控制自己行为的情况下导致自己死亡的,或者第三人为被保险人投保,被保险人自杀的情况,亦不适用自杀条款的规定.     

自杀参与之可罚性新论——以PUA致死为例

尽管普遍认同自杀参与行为应当归罪,现有学说从共犯或正犯两种路径出发却均无法全面回应其入罪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法性的纷争。国内通行的"准共同犯罪说"坚持自杀参与行为的共犯属性且肯认自杀行为与参与自杀行为的独立性,其结论具有可采性。这可以从现行法解释中进行反推。一方面,被害人对自杀及他人参与的同意涉及生命实体法益与人格尊严权利两种基本利益间的冲突与平衡,使一主体在不同领域内的同意具有不同效力;另一方面在最小从属性说下,参与自杀成立独立不法的共犯,实现对《刑法》第232条的全面适用。     

醉驾行为出罪理据的法教义学分析

犯罪的认定应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原则,既不能客观归罪又不能主观归罪。醉驾行为的出罪也应当从主客观两个层面展开,醉驾行为的出罪理据主要包含五个方面。一是欠缺犯罪客观构成要件,行为不符合醉驾型危险驾驶罪驾驶行为、驾驶工具和驾驶道路的规定的,不构成犯罪。二是行为不符合犯罪主观方面的规定,驾驶员的主观心态是过失而非故意的,也不构成犯罪。三是构成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和其他正当行为,应当出罪。四是情节显著轻微而适用“但书”条款出罪。五是行为超过追诉时效而出罪。     

PUA教程中"自杀鼓励"行为的刑法规制

PUA教程中的"自杀鼓励"行为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对其进行法律规制迫在眉睫。但对其如何定性,理论界和司法实务学界尚无确切结果。自杀行为本身具有违法性,"自杀鼓励"可细化为帮助自杀和教唆自杀行为,这两种行为均具有可罚性,其构成犯罪,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论处,无需对此单独设立罪名。     

聚众哄抢罪的多视角分析

聚众哄抢罪作为一个独立的罪名,其立法经历了一个较漫长的过程。该罪作为一种聚众犯罪,是必要共同犯罪,聚众者和积极参加者都构成犯罪。另一方面,聚众哄抢罪属于不纯正数额犯和开放性数额犯,对于数额较大和具有其他严重情节,二者居一,即可定罪。司法实践中,应注意区分本罪与抢夺罪、抢劫罪等罪的界限。对于多次实施聚众哄抢行为,但是每一次又都不构成犯罪的,对首要分子和积极参加者,应以多次实施行为的总数额计算,如果达到数额较大的标准,则构成犯罪。聚众哄抢罪以结果定罪,所以在犯罪过程中不存在犯罪预备、中止形态。在立法上,对聚众哄抢罪还应作进一步完善。     

PUA致人自杀行为的刑法规制困境及建议

我国刑事立法并未对包括PUA致人自杀的自杀参与行为进行规定,引发了理论界对该行为的关注,特别是在如何评价和调整的问题上在理论界的争议较大。PUA致人自杀行为属于自杀参与行为,具有行为手段隐蔽性、行为过程长期性、社会危害性容易被忽视等特征,面临追责“无法可依”、实行行为难界定、因果关系难认定等刑法规制困境,对PUA致人自杀行为的处理,应当先明确PUA的行为性质,然后综合行为人的主观故意、实施的行为手段等按照侮辱罪、增设教唆自杀罪进行处罚。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若干问题探讨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犯罪对象,包括一般和特定的伪劣产品,但不包括铜矿和建筑工程。生产销售伪劣产品和特定伪劣商品结果犯中的单纯生产行为不能独立成罪,多环节的销售行为均构成犯罪,但购买行为应当按不同情况分别处理。伪劣医用器材明知而购买并有偿地使用于他人,造成严重危害的,以销售不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定罪处罚是合理的。     

袭警罪刑事立法化初探

频繁发生的袭警案件，警察权威受到严重挑战，使我们不得不关注袭警罪的立法化问题。我们认为，应在刑法中增设袭警罪，以维护国家法律权威，震慑违法犯罪分子。所谓袭警罪，是指以暴力、威胁方法致使正在执行执法活动的人民警察不能继续履行职务，构成犯罪的行为。     

自杀与安乐死之辨

自然人的自杀行为是其放弃生命的一种方式，一般来说尽管自杀既不违法，也不构成犯罪。但人的生命是高贵而神圣的，不能轻易放弃，因而始终受到人类社会的普遍谴责。尽管安乐死与自杀有某些相似之处，然而，两者之间存在着性质迥异的天壤之别，安乐死不是自杀。安乐死的合法化不会导致对安乐死的随意放任。自杀不属于安乐死，任何以“安乐死”名义的自杀也不会获得法律的支持。因此，安乐死的合法化并没有、也不会改变现代社会对自杀的态度，更不是对自杀的认可。     

辨析危险驾驶罪的若干问题

2011年我国刑法确立了危险驾驶罪。危险驾驶罪的确立,对危险驾驶行为的规制将起到提前预防作用,从而使高危险驾驶机动车的行为能以刑法规制。但同时在实务界对于危险驾驶行为的成罪认定标准还存在很大的空白,缺乏理论指导,危险驾驶罪仅包含两种危险驾驶行为,即追逐竞驶和醉酒驾驶行为,追逐竞驶能否构成犯罪还要考虑"情节恶劣"的情况,因此,"情节恶劣"需有一个司法指引以规范认定标准,醉酒驾车行为构成犯罪则需要确立行为人身体酒精含量标准,即行为人身体内酒精含量多少为醉酒,本文试途对其相关认定标准进行探讨。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教唆他人自杀行为的定性与理性分析

教唆自杀,是指故意采用引诱、怂恿、欺骗、促成等方法,使他人产生自杀意图并进而实行自杀的行为.通过对世界各国刑法对教唆他人自杀行为的立法规定和定性争议的梳理,并在分析我国学者对此问题见解的基础上,对教唆他人自杀行为进行理性反思,应当细化故意杀人罪的罪名,增设关联自杀罪,使追究教唆他人自杀行为刑事责任有法可依.     

出卖不满十四周岁亲生子女行为的定性

出卖不满十四周岁亲生子女行为的性质,在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存在争议,主要有三种观点:不构成犯罪、构成遗弃罪、构成拐卖儿童罪。笔者认为此行为构成拐卖儿童罪。首先该行为符合拐卖儿童罪的犯罪构成;其次,符合法条竞合的原理,拐卖儿童罪与遗弃罪存在法条竞合的关系,应根据重法优于轻法的原则适用拐卖儿童罪定罪处罚。此外,《收养法》的提示性规定指引该行为的定性应适用《刑法》,而《通知》和《纪要》不具有对抗《刑法》的效力。     

大学生非自杀性自伤行为与自杀意念的关系：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自杀意念反映了个体的自杀风险,探讨自杀意念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对自杀预防与干预工作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以1920名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青少年自我伤害行为量表、累赘感知和归属受挫在内的人际需求量表（中文版）与Beck自杀意念量表（中文版）进行调查,通过SPSS22.0与Mplus 8.0软件进行中介与调节效应检验,结果有五。一是女生自杀意念检出率显著高于男生,二是大学生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累赘感知、归属受挫与自杀意念四个量表的评分均两两相关,三是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可以正向预测自杀意念和累赘感知,累赘感知可以正向预测自杀意念,累赘感知在非自杀性自伤行为与自杀意念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四是“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累赘感知→自杀意念”这一中介效应的后半段路径“累赘感知→自杀意念”受归属受挫调节,五是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对自杀意念的影响是有调节的中介效应,该中介效应仅在归属受挫高分组学生中有显著表现。     

自杀关联行为刑法类型化认定路径探析

自杀关联行为包含劝说、帮助、欺骗、强迫、相约自杀等多种行为方式。传统“教唆、帮助自杀行为”的讨论范式掩盖了各类行为的差异性，对行为定性失之泛泛，缺乏准确性。将自杀关联行为区分为劝说帮助、欺骗强迫、相约自杀三种类型无不使得行为定性更加精细和准确。受罪刑法定原则的制约，劝说帮助型自杀关联行为并不具有可罚性；在欺骗、强迫他人自杀的场合，只有当欺骗、强迫达到了剥夺他人自主意志的程度时，才可认定为故意杀人罪；在相约自杀的情况，即是相约自杀的发起人未死亡，也同样不能将其定罪。     

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司法认定问题研究

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在司法认定中存在规制行为类型理解有局限、"违法犯罪"认定过于宽泛、部分罪量事实轻描淡写、此罪彼罪的区分标准不统一的误区,使该罪面临被轻易且过度适用而成为新的"口袋罪"以及定罪量刑上失准失衡的风险。应在认知上明确:一是该罪规制的行为包括相应预备行为的正犯化、相应帮助行为的正犯化以及一类新增犯罪共三类行为;二是对该罪"违法犯罪"罪状的理解应坚持限缩解释立场,切实按照罪刑法定原则将其限定在已经构成犯罪或者"可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的范围内;三是但凡出现犯罪竞合时,均应以更严重犯罪定罪处罚。在制度上,最高司法机关应当对既有相关司法解释予以整合清理并发布指导性案例。     

精神控制致人自杀死亡的刑事规制——以PUA“教唆自杀”为例

近年来,PUA亲密关系中不法行为人利用精神控制致被害人自杀死亡的案例频发,危害严重。但我国现行法律对亲密关系中精神控制行为致人自杀死亡的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界定模糊,导致受害人的合法权利难以得到有效保护。PUA教程中"教唆自杀"的概念需要进行明确界定。根据我国涉精神控制犯罪的司法现状,结合国外"客观归责理论",可以证成精神控制行为与自杀死亡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同时,参考英美法系国家的相关立法和案例,应当适当扩张教唆的内涵,将教唆自杀单列成罪。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规制PUA中"教唆自杀"行为的目的。     

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之犯罪状态探析——对《刑法修正案(九)》“收买”一律入刑之刑法溯及力思考

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在《刑法修正案(九)》得到了极大的关注,"收买"行为从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到一律入罪。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的犯罪构成应认定为收买这一实行行为;犯罪形态是状态犯,收买行为自交易结束而终了。收买完成后非法拘禁被害人的,收买人另外成立非法拘禁罪,与本罪数罪并罚;追诉时效也应从收买行为完成之日起开始计算。研究"收买"行为的行为性质与状态,对本罪"从旧兼从轻"溯及力的适用有着重要的意义。     

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之犯罪状态探析——对《刑法修正案(九)》“收买”一律入刑之刑法溯及力思考

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在《刑法修正案(九)》得到了极大的关注,"收买"行为从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到一律入罪。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的犯罪构成应认定为收买这一实行行为;犯罪形态是状态犯,收买行为自交易结束而终了。收买完成后非法拘禁被害人的,收买人另外成立非法拘禁罪,与本罪数罪并罚;追诉时效也应从收买行为完成之日起开始计算。研究"收买"行为的行为性质与状态,对本罪"从旧兼从轻"溯及力的适用有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