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农民教育思想探析

农民教育是马克思主义视阈下的一个重要命题。为此,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长期实践中,均把马克思主义农民教育思想与相应历史条件下的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农民教育思想,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农民教育理论,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农民教育理论。     

试析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农民问题理论中国化的逻辑关系

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农民问题理论中国化是对人类的特殊群体———农民的研究,把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农民问题理论中国化的理论基础,是源于两者皆以＂人＂为其研究对象的内在逻辑性。     

缺乏分层与缺失记忆型村庄的农民互助合作问题初探——以乡村治理与农民组织化为分析框架

本文以乡村治理与农民组织化为分析框架,讨论了缺乏分层与缺失记忆型村庄的农民互助合作问题.分析了农民互助合作的特点、作用与局限.以此为基础,展望了此类村庄在实现以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为方向的乡村治理中农民组织化未来的发展,并提出政策性建议.     

实施乡村建设行动要注重构建有效推进机制

乡村建设需要动用公共资源,全国各地村情及农民需求差异大,要确保乡村建设取得实效,让农民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构建一个有效的乡村建设推进机制至关重要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作出了全面部署,提出要加快推进村庄规划工作、加强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等重点工作的具体意见。     

农民数字治理参与对乡村治理效能的影响研究

以数字技术驱动乡村治理效能提升是数字化时代实现乡村善治的迫切要求。探索性构建了“数字治理-治理能力-治理绩效”的逻辑分析框架,基于宁夏回族自治区数字乡村试点县与非试点县农户调查数据,实证探究了以数字化党群教育、数字化村务管理和数字化民主监督为表征的数字治理对乡村治理效能的影响效果及潜在路径。研究表明,农民数字治理参与显著提升了乡村治理能力和治理绩效,且现阶段主要表现为对乡村法治能力、德治能力以及乡村治理的政治绩效和福利溢出的促进作用。农民数字治理参与不仅直接促进乡村治理绩效改善,还可通过乡村治理能力尤其是德治能力和法治能力提升间接优化乡村治理绩效。研究还发现,农民数字治理参与削弱了村庄空心化程度对乡村治理能力的负向影响,强化了村庄经济发展水平和信息化环境对乡村治理能力和治理绩效的积极作用。据此,从完善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机制设计、多路径提高乡村治理效能、增强发展包容性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内生式乡村振兴中的村干部队伍建设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尊重广大农民意愿,激发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活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让广大农民在乡村振兴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振兴乡村,需要合理引导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激活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走内生式乡村振兴之路.所谓内生式乡村振兴是指以村庄内的资源、技术、产业和文化为基础,以村庄内的创新为动力,以提高村民生活质量为目标,最大化实现乡村价值、促进乡村全面发展的模式.实现这样的内生式发展,建设好新时代的乡村,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好的村干部队伍和好的村庄发展带头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与逻辑起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前提和起点是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的历史条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是解决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条件差异的实践切入点。中国共产党人在大革命时期运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的失败,致使全党转变革命的方式和策略,把改造中国的切入点放在改造农村、组织农民和依靠农民的基础上,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是中国共产党通过改造农民和农村,党取得了走向革命成功的政治基础和军事基础,在理论上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飞跃。     

杭州乡村的“美丽”模式

正近年来,浙江省杭州市通过美丽乡村建设,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统筹城乡区域发展,使美丽乡村成为农民的幸福家园、市民的休闲乐园。杭州市的美丽乡村建设模式在全国享有较高的知名度,仅2012年,全国各地到杭州学习考察美丽乡村建设的就有448批、3.2万人次。美丽模式一对症开方彰显各地村庄特色杭州市坚持在美丽乡村建设中既不搞大拆大建,也不赶农民上楼,而是突出村庄有机更新,保持乡土气息、田园风味,充分尊重农民意愿。     

合村并居助推乡村振兴亟需规范和创新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深入,推动村庄整治具有客观必然性,但是不能"一刀切",通过大规模合村并居推动村庄整治的模式必须进行规范。推进村庄整治需要在尊重农民自愿基础上展开,当前建议以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为抓手,通过市场化方式推进村庄整治工作,配合政府对乡村的投入,以资产运营的方式和理念,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盘活乡村存量资产。     

《实践论》《矛盾论》与马克思主义农民问题理论中国化的逻辑关系

以《实践论》《矛盾论》为代表的哲学理论———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农民问题理论中国化的哲学基础。《实践论》《矛盾论》从认识论和辩证法上为马克思主义农民问题理论中国化作了哲学的论证,是沟通欧洲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农民问题理论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农民问题理论之间的理论桥梁。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

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是马克思主义存在和发展的一个核心问题。马克思主义能否且如何与现实相联系是马克思主义当代性的精神实质。21世纪世界外部环境的变化、中国改革开放向纵深的发展都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新的理论课题。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最新流派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对当代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展开批判的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提供了一种理论借鉴和素材。     

论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观

长期以来,存在着一个"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观的问题。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观是在"文化大革命"和"两个凡是"的背景下形成的,对全党认清"左"倾错误重新树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有着指导意义,同时对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有着重大意义。     

瞿秋白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贡献

瞿秋白是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杰出代表人物。他本着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与阶段、革命领导权、武装斗争、农民问题和农民运动等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重大问题进行了不懈的理论探索,提出了许多精辟见解和创新思想,从而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政治冷漠：当前青年农民参与村委会选举的心态与行为

本文从实证角度描述了青年农民参与村委会选举的现状:政治冷漠。政治冷漠是我国乡村民主化建设的一大阻力。村委会选举与青年农民间的利益关系弱,青年农民的经济困境、村庄权力格局中所处的劣势地位、选举中较弱的政治功效感及其传承的村庄记忆等五大因素与其群体特质相结合是造成青年农民政治冷漠的成因。促进青年农民摆脱经济困境,增强村委会选举与村民的利益关系,改变农民群体的弱势地位,是解决青年农民政治冷漠问题的标本之策。     

小农户经营现代化背景下农村阶层重塑对村庄治理的影响

小农户经营现代化进程推进了农民以要素配置方式为基础的阶层重塑。这种重塑对农民个体和乡村治理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各阶层在生产方式、资源利用、权力和利益需求等方面存在异质性,会改变村庄治理中的权力结构、信任关系、沟通渠道、公共资源分配方式和村庄秩序,但这种异质性并非是均质的,其影响亦非都是负面的。中间层、兼业层和贫弱层农民之间有易于调和的冲突,会推动形成以中间阶层农民为主的村庄治理模式,该模式既是对原有村庄治理的自我修复和更新,又能帮助小农户经营与现代市场对接。外源农民与其他阶层农民之间存在不易调和的冲突,会推动村庄治理重塑,形成有利于资本的新模式。为此,要注重区分各地农民分化的实际,着力提高政策的系统性、瞄准性和针对性,提升村庄治理绩效,为推进小农户经营现代化提供组织和平台保障。     

湖北党史人物对早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贡献——以董必武、李汉俊、恽代英为例

<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问题,本质上是一个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群众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内容,是通过各种方式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民众进行马克思主义理     

“源”与“流”：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解读

马克思主义有原生形态与次生形态之分.原生形态马克思主义是"源",次生形态马克思主义是"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指的是原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获得中国形态和内容与转换中国传统文化和人类其它优秀文明成果两个过程的汇合,其结果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还有着一个自身理论流变的问题.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起到了丰富和发展的作用.     

新时代乡镇服务农民的历史逻辑与提升路径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乡镇作为乡村建设行动“县域—乡镇—村庄”逻辑进路的中介,在乡村建设行动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我国乡镇服务农民的建设经历了百年的发展历程:乡镇服务农民的萌芽时期、发展时期与创新时期。但是,乡镇服务农民仍存在着问题,新时代乡镇服务农民的区域中心建设必须采取创新乡镇服务农民的理念方式、健全乡镇服务农民的功能体系与完善乡镇服务农民的运行机制等对策。     

乡村治理中的村庄精英角色分析

乡村的治理需要动员各种力量和积极因素的参与而形成合力,单纯的村民自治制度和村委会的体制难以解决村治中出现的所有问题。村庄精英群体在中国农村已经是一个客观存在。作为村民中有见识、有抱负的人,村庄精英在乡村的治理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成为乡村治理中不可或缺的力量。只要体制外的村庄精英与体制内的村委会和谐共存于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村庄治理就一定会出现新的生机和活力。     

青年县域城乡流动及对乡村振兴的参与研究

来自农民家庭的青年是乡村振兴重要的内生动力来源,虽然其中绝大多数选择非农就业,但是青年在县域城乡流动显示出其具有参与乡村振兴的现实性。研究采用半结构化质性访谈方法,研究发现,青年对于近几年来乡村振兴工作高度认可,乡村的宜居化吸引青年在村居住,县城青年具有"城乡两栖""客乡"的特征,离县青年对乡村较为疏离,但未来有可能返乡。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主要特点是在村青年对乡村产业兴旺有较高期待,青年参与村庄公共事务最为普遍。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组织形式有村集体引领、青年个体自发带动和青年自组织三种形式。通过分类、比较和归纳,本文提出了青年参与乡村振兴存在以村庄为中心的同心圆结构。通过将青年组织起来,便显现出一条青年融入乡村振兴战略的新路径,即依靠村集体的引领,青年个体自发带动和自组织,让同心圆能够向着村庄形成向心力和凝聚力。青年自身的社会网络,叠加经过组织活化的同心圆结构,将形成新的青年社会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