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右翼的崛起及其对特朗普主义的影响

自2016年大选以来,特别是特朗普被提名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之后,美国政治和社会思潮中出现了一个引人瞩目的新现象,这就是另类右翼的崛起。另类右翼的核心思想是"白人认同"正受到运用"政治正确"和"社会正义"来削弱白人及"白人文明"的多元文化力量的攻击。另类右翼大量使用社交媒体和网络迷因,摈弃建制派保守主义,把白人种族-民族主义作为它的基本价值观。另类右翼的崛起有着特殊的现实原因。作为极右翼保守主义的一个变种,它对特朗普政府的内外政策制定具有显著的影响,但作为目前跻身于美国政治主流的一个边缘意识形态和小的社会思潮,另类右翼思想的影响将是短暂的,不会取代主流保守主义而成为美国社会和共和党内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     

"9·11"事件后东盟反恐合作及其存在的主要问题

"9·11"事件后,为了配合美国在全球反恐的战略需要,以及出于东盟自身反恐和寻求安全的需要出发,东盟成员国之间,东盟与美、中、澳等大国之间,开始进行各种形式的反恐合作.但由于受到宗教、经济和政治等方面因素的制约,东盟联合反恐成效不明显.本文主要分析"9·11"事件后美国与东盟反恐合作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     

美国保守主义:政治进程而非固有观念

政治保守主义在美国的发展经历了一个长期累积生成的过程。近年来,美国政治保守主义者愈发倾向于维护传统的社会等级;视自由市场为美国经济生活的最佳仲裁者;把信仰、基于信仰的知识和家庭视为道德准则和现实智慧的主要源泉;对多边主义的外交政策或任何把美国看作世界民族之林的普通一员的思想嗤之以鼻。大体说来,在回应自由主义者关于"国家需要规制市场"的主张时,保守主义者强调,真正需要被规制的是个人,而规制方式应该是通过自由市场的竞争活力和对信仰与家庭价值的长久忠诚。保守主义的这套原则与实践并不是凭空出现的,也并不见得会为所有时代的保守主义者全盘接受。正是经过好几代人的努力,保守主义者才创造出一个基础广泛的政治运动,具备了足以行使国家政治权力的空间。     

阿裔美国人的政治参与研究

阿裔美国人是美国这一民族"熔炉"中的一员,在美国族群政治生活中处于非常独特的地位.一个多世纪以来,阿裔美国人已经从最初的处于社会边缘的外来移民族群,演变为集中居住在大都市的殷实中产阶级.同时,阿裔美国人通过进行抗议政治、组织利益集团、影响选举与进行游说等多种途径参与美国政治生活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反恐战争和美国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的恶化,以及美国阿拉伯/穆斯林社团的边缘化,使得阿裔美国人政治参与的前景较为黯淡.     

塑造与"反哺":大国地缘政治竞争回归背景下美国核战略转型论析

基于对国际形势和战略环境的认知变化以及对安全威胁与现实挑战的新判断,美国提出了"大国地缘政治竞争回归"的概念,它既在客观上反映了当前国际关系的基本面貌和趋势,更是美国政府在"后反恐时代"顺应全球战略规划转向需要的概念创设和阐述,为构建新的内外战略提供了政治效用.在大战略转向的背景下,美国对其核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转型的核战略以赢得大国地缘政治竞争为 目标,其要点是加快核力量现代化,发展灵活、多样、实战性的核威慑力,强化对于其他大国的核优势.特朗普政府以"大国地缘政治竞争"的视角和思维看待并谋划美国与中俄之间的关系,完成了安全和外交重心由"反恐"向大国地缘政治竞争的彻底转向,并启动核战略转型作为护持美国霸权的重要举措.拜登政府的安全战略与对外政策同样建立在大国地缘政治竞争的基础之上,其核战略或许会向"合作性"方向适度回调,但仍会将核力量作为应对"未来不确定因素"和巩固美国权力地位的重要依仗,这保证了基于"大国地缘政治竞争回归"核战略转型的延续性.大国地缘政治竞争塑造了美国的核战略转型,以大国地缘政治竞争为导向的核战略又反过来激化了大国地缘政治竞争,促使美国更加重视核武器在大国博弈中的作用,形成二者的相互强化.     

"9·11"事件后美国的文化悖论

本文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分析揭示了美国在"9·11"之后作为"新帝国"在一系列问题上所面临的文化矛盾其帝国地位与其基本的民主价值观之间的矛盾;美国重新审视其社会的开放性,而实行一个较为强硬的移民政策,这对美国社会的根本特点--移民性--构成威胁;总统权力扩大,行政与国会之间的权力制衡受到了挑战;在理念上,美国政府可以反恐的名义而限制公民自由,可以说限制了美国价值中的核心部分;国际恐怖主义所宣称的宗教性,以及美国文化内部的宗教冲动,使美国处于十分尴尬的文化困境.本文指出,美国所面临的种种文化悖论从表面上看源于其反恐所采取的战略,即美国不是依靠现行的国际机制采取政治的手段,而是采取先发制人的单边主义的军事手段来对付国际恐怖主义,但其深层原因则是韦伯所谓的"攫取型道德"、天赋使命感,以及普世主义的美国主义.     

九一一事件以来美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变化

九一一事件后,出于安全的需要,东南亚国家与美国加强了反恐合作,美国与东南亚国家在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合作也有所加强.美国利用反恐使自己在东南亚的影响有所扩大,但东南亚地区原有的大国平衡关系没有受到影响.今后五至十年内,恐怖主义仍将是影响美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的基本因素,东南亚国家会继续加强与美国的安全合作,但不会让美国肆意妄为.     

美国公共外交的反恐作用与局限

九一一事件后,公共外交在反恐中的作用受到国际社会关注。美国在阿富汗、巴基斯坦等伊斯兰国家通过各种公共外交项目拓展外交渠道和资源以应对恐怖主义威胁。公共外交的信息传播、社会接触和增进利益功能,有助于公共外交实施者和反恐怖主义者获得别国目标受众的信任与合作,遏制极端主义思想传播,削弱恐怖组织在地方社区的动员能力,推进情报搜集等任务,以及在国际社会唤起更多反恐共识。同时公共外交在发挥反恐作用的过程中也面临一些局限,比如公共外交的"柔性"方式与目标受众的信任倾向带来的制约,以及美国政策失误带来的信誉问题致使其巨大公共外交投入常常被当地反美情绪抵消等。实施"可信的公共外交"有助于相关国家增进反恐有效性,团结和动员伊斯兰社会和国际社会广泛参与,共同战胜恐怖主义。     

殖民主义、城市规划与现代国家建构——20世纪初美国"城市美化运动"在菲律宾的实践

20世纪初,随着美国的对外扩张,其亚洲殖民地菲律宾成为美国"城市美化运动"最大的海外实践基地.在美国,城市美化运动旨在通过综合性规划解决城市化带来的一系列发展问题.而在菲律宾,城市规划的首要目标是重构政治空间,在此基础上建构一个以殖民宗主国美国为模板的菲律宾现代国家.丹尼尔·H.伯纳姆和威廉·帕森斯等美国规划师不但重塑了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公共空间,还将美国的城市美化模式推广到群岛各地.他们将现代性和美式民主制度的特性提炼成直观的空间表达方式,试图向菲律宾民众展示美国民主改革和菲律宾现代国家建构的方向,构建殖民者认可的菲律宾现代国家、将国家统治扩展到整个菲律宾群岛并整合菲律宾经济,从而引导菲律宾走上美国设计的"现代化"道路.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菲律宾的政治经济发展和民族国家建构.     

印度尼西亚的伊斯兰教极端化及"去极端化"

受印尼国内伊斯兰化以及国际伊斯兰跨国运动的影响,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在苏哈托政府倒台后组建了许多极端组织,这些极端组织给印尼国家安全和东南亚地区安全带来了极大危害."9·11"事件以后,美国通过"反恐"战争推翻了塔利班政权,并捣毁了"基地"组织和其他恐怖组织在南亚的大本营,以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和南亚大本营为依托的"基地"组织被迫从原来的集中型向"去中心化"方向转变,从南亚向包括印尼在内的东南亚扩散,并与东南亚本土的极端组织共谋发动恐怖袭击.印尼巴厘岛爆炸事件后,印尼政府在采取军事"反恐"的同时,也采取了一些柔性的"反恐"措施,内容包括"识别""康复""再教育"和"重返社会"等.印尼的"去极端化"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警察据此掌握了恐怖主义网络的大量情报,还利用"改过自新"的前恐怖主义分子作为教育主体,到监狱教育说服其他极端分子放弃极端意识形态.此外,还为在押囚犯培养一定劳动技能,以便其释放后能自食其力,从而减少释放后因经济不能独立而重返极端组织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