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六大”后“七大”前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

1928年6月,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随后六届一中全会选举向忠发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但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不是向忠发。查看党史的相关文章,说法不一。有的说是李立三,有的说是周恩来,有的说是周恩来和李立三：甚至不说,     

党的六大至七大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

1928年6月,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随后六届一中全会选举向忠发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但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却不是向忠发。细看党史的有关文章,说法不一。有的说是李立三,有的说是周恩来,还有的说是蔡和森。党的六大至七大,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是谁？历史的真相到底是怎样的呢？前后顺序又是如何？笔者梳理如下：     

中央领导人专机的“绝密往事”

2008年10月，在珠海日东广场停放9年的毛泽东专机出售，要价800万元。由此引发了人们对中央领导人乘坐专机往事的关注。     

周恩来与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

通过“红色丝绸之路”前往莫斯科 1928年5月，周恩来装扮成古董商人，在邓颖超的陪伴下，经大连、长春、吉林、哈尔滨前往莫斯科，参加将要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六大”。这是周恩来第一次去苏联。     

早期中共领导人在共产国际轶事

1930年,李立三犯了“左”倾冒险错误,被调来莫斯科进行检查。在共产国际里批判他,我（口述者,中国政治活动家黄药眠）也参加了。李立三初到莫斯科时,曾对东方部领导人说,希望对他保护过关,那就是说要求参加的人少点,小规模地批一下。     

遵义会议前毛泽东对中央领导人的争取

在遵义会议前长达四年的漫长岁月里,毛泽东走过了一段艰难的心路历程和复杂的思想轨迹,经历了一个痛苦的等待过程。他最早识别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最早对李德的错误军事指挥提出了批评,却遭到了“左”倾领导者的排挤和打击,处于无权的地位,更没有发言权。从第五次反“围剿”到长征,在突围方向的选择,在进军路线、战略方向、战术方针上,毛泽东总是以大局为重,以高度的责任感,“不在其位”,仍“谋其政”,不断地提出自己的建议。但“左”倾中央没有接受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转移,遭受敌人的围追堵截,损…     

“济南惨案”与中共留守中央的应对策略

1928年济南五三惨案发生后,中共留守中央起初采取了较为激烈的反日反蒋方针,在执行不力情况下,留守中央及时转变斗争目的与策略,力图通过加入国民党所组织的反日团体、联合各类工会与小资产阶级等较为灵活的手段恢复与扩大党在城市的力量,使得中共在城市的党团组织得到了一定程度恢复。在共产国际影响下,中共"六大"以后,中央对"济案"引发的反帝运动的方针再次转为激烈,力图以城市为中心,"掀起革命高潮"。"六大"前后中共对"济案"的应对在推动全国反帝运动蓬勃发展的同时,也为党的白区工作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莫斯科郊外的中共“六大”旧址

最近，我赴俄罗斯进行学术访问，考察了位于莫斯科近郊的中共“六大”会址。会址位于莫斯科南部的莫斯科州纳罗福明斯克区，译成汉语为“五一村”。1927年7月，中国大革命失败，革命形势转入低潮。中共“六大”于1928年6月在五一村召开。     

中共“七大”代表历尽艰险赴延安

中共“六大”是1928年6月在异国他乡的莫斯科举行的,而党的“七大”却到了1945年4月23日才在陕北延安召开,期间耽搁了整整17年之久。这其中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艰辛？     

中共“六大”对中国革命思想政治工作的历史意义

1928年6月召开的中共“六大”，对民主革命时期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做出了许多重大原则的规定，迄今人们尚缺乏足够的关注。从中国革命的思想政治工作方面来揭示党在这一历史阶段为扭转困难局面所付出的种种努力与不足，可以为新的历史时期党的建设和提高思想政治工作水平提供桌种借鉴。     

1979年，“改革四君子”给中央领导人“上课”

被称为“改革四君子”的几个青年人第一次面对中央领导人进行“老青对话”是在1979年底,当时,翁永曦32岁,王岐山3l岁,黄江南29岁,年龄最小的朱嘉明28岁。     

“劳模领导人”陈永贵与“四人帮”的恩怨

原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作为劳动模范被毛泽东、周恩来所赏识。经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名,陈永贵当选为九大中央委员、十大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他当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后,到中央工作,却与“四人帮”发生了矛盾。陈永贵无比热爱毛主席,“文革”中他坚决拥护毛泽东的主张,他与“四人帮”有着本质上的不同陈永贵出身贫苦,有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领导,他家才获得解放,分得了土地,政治上也翻身做了主人。因此,陈永贵打心眼里拥护共产党,热爱毛泽东。50年代初,他带领大寨全体农民走上了合作化道路之后,率领农民,依靠集体的力量…     

我党领导人为何多用“化名”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中共领导机关迁移到延安之后,当时代表中共中央政冶局的电报末尾常署"洛恩博泽"4字,这是四大常委名字的简写。即洛甫、周恩来、博古、毛泽东。其中的"洛甫"、"博古"都用的是化名。     

中央三代领导人与“三峡工程”决策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建造长江三峡大坝逐步提到了党和国家的重要议事日程,从1953年提出“三峡工程”方案到1992年国务院批准兴建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整整经历了中央三代领导人,历时39个年头,其决策过程几经波折,倍受世人关注。     

“六大原则”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六大原则"指明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根本力量,凸显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方式,揭示了全面建成小康的内在动力,明确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外部保障,构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格局,强化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政治保证,是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践准则。     

“六大”对党无产阶级化的认识与古田会议的纠偏

1928～1929年,中共召开了两次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即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这两次会议都涉及到如何坚持党的无产阶级性质这一党的建设的核心问题.中共六大强调通过改变党内工农成份比例,来建立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古田会议在中共六大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虑了国情的因素,更加紧密地结合了中国革命的实际,从而找到了一条在新的斗争环境中,实现党的无产阶级化的新途径.从而不仅有效地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有效地保持了党的先进性,而且使党的群众基础得到空前扩大,使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在广大农民的支持下,不断推向前进.     

为党立下奇功的“美女特工”黄慕兰

她,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中央的机要秘书、营救部部长;她反应机敏,沉稳干练,曾成功营救过周愚来、关向应等中央领导人;她天生丽质,聪颖过人,四段婚姻见证坎坷爱情。她就是被周恩来赞誉“为党立下奇功”、活跃在上海滩的“美女特工”——黄慕兰。     

实现“六大”转变 破解增收难题

今年,竹溪县委县政府通过开展“思想大解放,促进农民增收”为主题的调研活动,深入村组农户。走访、座谈,充分掌握了本县“三农”的基本情况,为破解农民增收难题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找到了一些新路。     

“六大”对党无产阶级化的认识与古田会议的纠偏

1928—1929年,我党召开了两次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即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这两次会议都涉及到如何坚持党的无产阶级性质这一党的建设的核心问题。     

中共“七大”台前幕后故事多

正1945年4月至6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共历史上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具有革命里程碑意义的大会。期间,发生了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会议地点几度变更与七大开会的时间数度更改一样,会议地点的确定也是反复了多次,最终才落脚到了延安杨家岭。随着各根据地的日益壮大,各地党组织根据中央的要求又补充选举了一些代表,这样就必须要有个大一点的礼堂。据有关资料介绍,中共中央最初考虑是在陕北安塞县举行党的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