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微权力清单制度：本质解析、现实样态与优化路径

推行小微权力清单制度是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小微权力清单制度是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向乡村治理领域的延伸，制度功效主要在于规制与赋能。既有研究对小微权力清单制度的本质界定尚未达成共识，小微权力清单制度虽内含“公开栏”“说明书”等外向功用，但从创设初衷和创制过程考虑，更侧重发挥“正衣镜”作用，宜定性为党建引领和行政指导下的村级组织自制规范。基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中制度有效性分析框架，研究发现，小微权力清单制度在实践中凸显了多重张力，为此，需要在提升环境适应性、推进标准化建设、完善动态管理机制以及明晰主体角色定位等方面对小微权力清单制度加以优化。     

共同富裕背景下乡贤治村的内生动力与法治化路径——基于T市Y乡的调研

近年来,乡贤回归参与乡村治理成了村级治理的一种新模式。充分发挥乡贤在村庄治理中的积极作用,避免出现“精英俘获”和“寡头治理”,已是当下乡村振兴的当务之急。税费改革以来,乡村治理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通过分析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实际,可以了解其动力机制,包括政绩、社会声誉及制度耦合等。将乡贤兴村治村引入法治化轨道,需要从四个方面着力：通过党建引领加强村级组织和治理体系建设,通过民主选举把好乡贤进入村治体系的入口关,通过民主决策实现村社内不同阶层正当利益的兼顾与平衡,通过民主监督全方位划定村级“小微权力”作用边界。     

人工智能赋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关键问题与科学路径

人工智能技术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的智能融合是提升新时代共同体情感、共同体政治信仰、共同体共同价值的重要向度，也是构建新型民族关系和提升民族工作成效的工作重点。同时，智能技术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的深度融合也引发了共同体意识建设过程中的内部互动场域、对外传播场域、技术媒介场域、伦理技术场域及共同体情感场域等方面的变化，衍生出“信息茧房”“木桶短板”“尖叫效应”“过滤气泡”及主体边界等问题。针对智能技术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的智能融合问题，未来应从人本主义和技术规制的视角寻求解决问题的创新发展路径，强化对数据使用的权力规制，回归主体性地位，强化主流思想引领，增强共同体成员互动，优化人工智能技术。     

我国学校场域权力关系运作及其后果分析——基于福柯微观权力理论的视角

以福柯的视角,学校可以被看成一个各种权力关系运作的场域,而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又是各种权力关系运作的载体。通过对身体和空间的操纵、层级检查、规范化裁决、考试等手段,规训性权力渗透到学校场域的各个角落,体现在师生的日常互动当中。这在一定程度上移植了现代社会工业化的管理模式,是现代工具理性的一种体现,造成教育与人关系的异化。     

技术权力与大国创新:西方国家认知逻辑、行为模式与外溢后果北大核心

当前全球科技竞争态势依然剧烈。在国际政治场域中,西方创新大国将技术权力与国家创新模式的关联机制“外部化”将导致全球技术治理体系中的权力之争。西方大国在技术权力结构、运行和分配上遵循丛林法则、雁阵思维和身份政治逻辑;以全面主导全球价值链为国家整体创新目标,采取高强度战略科技投入、解构既有技术治理信任体系、建立排他性闭环价值链以及阻遏技术人才流动等措施。这种认知逻辑和行为模式将显著拉高全球经济系统运行风险,致使新兴技术后发国家落入“技术诅咒”,对西方国家自身也将产生巨大的反噬效应。在当前全球技术权力体系加速变革时期,技术创新大国应坚持更广泛、更包容与多边合作的技术权力认知逻辑,在国际科技合作新型治理机制、全球创新网络机制、技术创新的理性市场竞争机制,以及全球技术权力新生态构建上展现大国创新的时代之义。     

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对于政治发展理论的知识社会学分析

政治发展理论是不同场域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在同一场域内部占据不同位置的资本拥有者之间相互竞争的产物。详言之,通过对冷战时期政治场域对学术场域的渗透、学术场域内部的斗争与争夺、场域中不同知识分子间的关系等方面的分析,一种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权力运作机制以及这种机制对知识分子的具体影响可以被揭示出来。进而,要想真正实现社会科学的自主性研究,研究者就必须在自主意识、研究工具、学术制度等方面进行全方面的质疑与反思。     

税费改革与村级权力的类型分析

从国家对村庄不同的资源汲取要求出发,分析村级权力的合法性来源和功能,进而历史地对村级权力的性质作类型化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当前国家放弃了对村庄的资源汲取要求后,从相反的方向,即通过对农业的“反哺”仍控制着村级权力,使其体现了强体制——弱内生性。这与改革前并没有本质的差别,与村民自治的开展没有必然的联系。     

社会场域理论视角下资本与权力互动:实现社区良善治理形态进路分析

社区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生活空间,它在本质上是一个动态的社会关系网络,即场域,资本和权力是社区治理场域的主线。资本和权力是一种动态的关系,这种动态关系生成了四种不同的治理形态,即双向互动治理形态、权力主导治理形态、资本主导治理形态和双向缺位治理形态,其中双向互动治理形态是社区治理的理想状态。而实现社区良善治理形态首先需要理顺场域内诸要素的关系,使场域成为一个良性的动态关系网络,还需要促进场域资本培育和完善场域权力结构,实现资本与权力的良性互动,并在此基础上引导良性治理惯习的养成,培育社区治理场域的道德逻辑和实践逻辑。     

论行政权力运行的变异及其制约

行政权力变异是指行政权力在运行中偏离了公共权力设置初衷的方向,而出现的违背公共利益的现象。现实中的以权谋私、权力滥用、权钱交易等都根源于此。行政权力运行变异的机理在于:公共权力委托代理运行机制在实际运行中的失灵会导致行政权力实际行使中的“内部人控制”;我国现阶段行政权力运行所处的环境是双轨制的“体制”漏洞为以权谋私和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提供了可能,同时政府无处不在、无不干预的权力经济背景为权力腐败提供了温床:政府官员的“经济人”特性在前两种因素的作用下,极易导致权力运行的变异。对行政权力运行的变异总体上需从以权力制约权力的体制建设,建立行政权力运行的制约机制,及完善行政权力运行的法制约束三方面对行政权力的运行范围和运行过程实施强有力的制约与监控。     

正当与认同:政治权力向政治权威转化的逻辑向度

政治权威是以“强制性”政治权力为支撑而获得的社会成员的“自愿性”服从,是正当性与认同性相统一的政治权力。“正当”作为政治权力向政治权威转化的逻辑起点与深层根基,主要源自政治权力所代表与维护的公共利益与价值目标。“认同”即社会成员对政治权力表示出的自愿性支持、认可与服从,是政治权力转化为政治权威的关键要素与内在驱力,可通过政治仪式等中介加以建构、强化。政治权力向政治权威转化也离不开以强制性手段为辅助的秩序保证。在维系和保证国家秩序的层面,转化为政治权威的政治权力更具效度与力度、运行成本更低。探究政治权力向政治权威的转化逻辑具有一定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高校腐败治理中的权力配置均衡性

高校的运行主要依赖于内部的权力存在及其结构状态。我国高校的治理路径是由行政权力高度集中的宏观制度选择和决定的,故而组织场域的同形导致的大学内部权力配置失衡以及权力监督约束机制缺失直接外化为高校腐败与政府腐败呈现出高度一致。从高校内部权力配置入手,在准确把握权力之间相互关系的基础上强化权力的制约与均衡,保障权力在良性循环的轨道上运行,是实现高校腐败有效治理及现代大学治理体系构建的路径选择。     

1949年以来我国农村权力结构变迁问题考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农村村级组织体系历经多次重组,引起了村庄权力结构的重大变迁。在村庄内部,乡村各权力主体对村级组织领导权和话语权的争夺,使村级组织成为村庄内权力互动的中心点,而村级组织的重组,加速了乡村社会的权势转移和村庄内部权力结构的重构;在村庄外部,村级组织是连接国家与分散的农民的组织载体,有效加强了国家对农村的控制与治理。村级组织的存续兴废、组织建构、组织目标、组织管理方式等始终受国家和执政党宏观发展战略、制度和政策的主导。将村级组织作为权力主体,建立国家—村级组织—农民的三重权力分析框架,成为深化乡村权力结构研究的重要路径。     

项目扶贫场域碎片化衍生的贪腐问题

项目扶贫是项目治国在精准扶贫领域的重要体现,是以项目为载体的精准扶贫形式,承载特定的价值目标和实践功能,但在以项目为载体的精准扶贫过程中出现了贪腐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把扶贫项目衍生的贪腐问题放在项目扶贫场域中观察和分析更能够呈现其内在实质、发生机制和演化过程。项目制把主体、内容、运行等要素集成而构成项目扶贫场域。多元主体的多元利益诉求、运行过程的多元规则并存、资金政策的多渠道投放共同作用建构了项目扶贫场域的碎片化特征,诱发部分扶贫干部价值取向偏差,扶贫项目成为追求私利的机会,构成"项目扶贫场域碎片化-价值取向偏差-贪腐行为"的逻辑机制。弄清项目扶贫场域与贪腐行为的关联对通过项目扶贫场域治理来抑制贪腐行为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县委书记成长风险规避机制构建之维

县委书记成长过程受到一系列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因素的互动影响。县委书记成长风险也来自一系列内外相互作用因素:内在受到个体心理需求等因素驱动,外在的驱动因素则来自成长场域要素影响,二者通过成长机制作用发生关联,使权力发生非法运行并不断强化的趋势,从而导致县委书记成长风险形成。为此,应从权力制约、行为监督、义务问责与违规惩戒等方面,来构建县委书记成长风险规避机制,将权力的高效运转与有效制约结合起来,保障县委书记成长在正确轨道上,使秉公用权内在地融贯于县委书记健康成长全过程,从而保障县委书记健康成长。     

需要: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传输的动力

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在一定的场域内发生作用。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在场域内传输的源动力是“需要”。其在宏观场域、中观场域传输的具体“需要”是领导权威、组织动力、制度规范、文化熏陶和传媒渗透等;在个人微观场域传输的具体“需要”表现为:物质需要、情感需要、归属需要和理想需要等。     

农村权力结构的断裂与制度化弥合策略

目前,我国正处于"二元"权力结构制度化试错和多元权力结构形成的交叉时期,权力结构的制度层面出现了严重断裂。为此,必须推广"两票制"与"二选联动机制"等制度创新以调整村"两委"关系;建立正式权力与非正式权力的制度化"治理"机制,广泛吸纳非正式权力主体参与,共同管理村级公共事务。惟此,农村权力主体间才能和谐相处,才能在同一场域中实现共生。     

村民监督委员会: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新机制

当前农村干部腐败现象折射出农村基层权力架构不完善,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修订后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规定,村应当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或者其他形式的监督机构。建立村民监督委员会,是村级权力监督的重大制度创新,它是合理构建村级事务的决策、执行、监督相分离的比较完整的村民自治权力运行与监督体系。当前突出的问题是增强村民监督委员会独立行使监督权力的能力,可以考虑县镇纪委对村民监督委员会实行垂直领导。     

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的权力运行模式分析

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是以创建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行业、文明单位等周期性活动为载体,以吸引个体或组织参与为导向,以构建有序的道德社会、提升社会整体精神文明水平为目的的新政治动员形式。从其发展历程来看,不同的发展阶段,权力运行的模式大相径庭。在萌发阶段,扶持的权力运行模式为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的自发创新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环境,但这一模式只会产生“零星效应”。在成长阶段,公共权力积极介入创建过程,使第一阶段的创建成果快速扩散,同时形成垄断荣誉资源分配的审批模式,创建陷入“权力悖论”。基于对以上两种权力运行模式的利弊分析,并依循创建规律,在变革阶段,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应转向善治的权力运行模式,实现主体结构从“政府主导→政府与社会合作”、分配导向从“平衡原则→质量优先,兼顾平衡”、执行过程从“动员式→法治式”、沟通方式从“聚联式→回应式”的转型,形成深化创建、政府与社会双赢的格局。     

廉洁文化治理腐败的作用机理

<正>腐败的实质在于公权力的不正当使用以谋取私利,表面上看来是权力侧的问题,以致长期以来反腐败的理论聚焦于以权力为直接目标的制约和监督机制,但往往因“内部人陷阱”导致控权失灵,因为实际上腐败发生的根本在于运用权力的“人”。显然破解对策就是要以“人”为核心,建立“人”“权”并重的“正人治权”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通过“正人”来实现“治权”。以“人”为反腐败的出发点,是因为“人”是一切社会活动的最根本要素,在决定“人”现实行为的种种因素中内因才是决定性的。长期以来的反腐败实践中聚焦于“权”而忽视了“人”,使得围绕“权力”设计诸多精良的控权措施并没有发挥预期的效果,利益冲突无法根本消除。欧美国家的实践也说明了防范利益冲突的重点实际上并不是“权力”而是“人”,加拿大、美国、英国等国家都将管理利益冲突的制度制定为法律,强化利益冲突行为的惩戒机制、形成防止利益冲突的组织保障机制,他们防范利益冲突的重点实际上并不是权力运行中的“风险点”,而是官员的财产、经济行为等个人利益。     

从“权力本位”到“权利本位”——围绕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新形势下反腐倡廉制度建设与创新,离不开积极稳妥的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归根到底是解决权力的配置与使用问题。当前围绕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需要解决的实质问题是各级领导干部手中权力的来源、运行、制约与归宿。是“权力本位”还是“权利本位”,这是关于国家权力运行的实质与要害。国家权力在少数领导干部手中“错位”与“失控”,悖离权力的本质与运行轨迹,是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制度根源。跳出“权力本位”的误区,回归“权利本位”,迫切要求将以人为本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指导思想,贯穿于政治体制改革全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