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论写作范式看“失语”

从话语分析角度看 ,百年来我国文艺理论著述已逐渐形成了一种写作范式和文化成规 ,它过分倚重于引证西方材料 ,而本土尤其古典文论话语所占分量明显偏轻 ,其命题、范畴又主要源于西方文论话语。写作中命题、范畴的取舍关涉到传统及知识谱系的连贯和延续 ,而材料的引用问题则关涉到知识谱系的“置换”,以此观之 ,“失语”确是一种客观存在。若要有效地疗治“失语”,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艺理论 ,有必要审视我们习以为常的文艺理论写作范式 ,在此基础上才真正可能通过写作范式的重新确立而逐步建立起自己的理论或话语体系     

谈庄子的“言”“意”对立

“言”是语言、文字,“意”是事物的真象或真知、思想。先秦时代,儒家和墨家都认为言能尽意。《论语·子路》中就说:“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苟子也说:“不好言,不乐言,则必非诚士。故君子之于言也,志好之,行安之,乐言之。”(《非相》)墨子认为:“举,拟实也,言,出举也。”(《经上》)举就是拟实,以此名拟彼实,言就是把物之摹写表达出来。所以言能表达真知,传达知识。掌握了言,便知道了所要表达的意义了,“言,口之利也。执所言而意得见,心之辨也。”(《经上》)儒墨两家充分看到了语言在表达思想、阐述真知中的作用,论证了“言”和“意”的一致性。然而“言”“意”对立的地方,他们并没有加以注意,倒是被庄子发现了。     

言志与摹仿:中西文论观念的不同言说

诗言志被称为中国诗论的开山纲领,摹仿说被视为西方文论的基石,它们虽然都是对文学艺术本质规律的探索和认识,但却形成了不同的文论话语体系,使之在理论内涵、逻辑起点、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上有着巨大差异.这种差异形成的原因,与中西方不同的哲学土壤有很大的关系,即中国传统哲学的主导思想是“天人合一”式,而西方哲学史上占统治地位的旧传统是“主客二分”式.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强调物我相通、情景交融,甚至以情驭景,这使得人与外物的关系多为一种情感体验;主客二分强调主体与客体的分离,这使得人与外物的关系多为一种知觉认识,所以西方文论认为文学应表现的是那个客观世界.     

叶燮原诗之诗学本体对比研究

霍松林和卜松山是叶燮《原诗》研究领域的突出代表．两人研究的主要倾向性在于叶燮诗歌本体之“志”与“情”的显著差异。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即：问题切入上的差异、研究思路上的不同、理论视点上的差异和范畴阐释上的差异。霍松林以本土化的视野和国学的功力着力于唯物辩证的阐发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挖掘到了叶燮诗歌“言志”之本体：卜松山以文化自觉之视野和文论的身后理论根基致力于文本细读与范畴阐释．咀嚼到了叶燮诗歌在“缘情”之“怎是”。他从更加广泛的古代文论历史长河中去寻觅和凸显《原诗》的思想体系以及体现“诗歌的本质和诗人的品质”的批判话语，力求在叶燮诗论中挖掘“缘情”的因子．以寻求古代文论价值实现之可能性，以期实现古代文论之现代转换。     

为“有盐同咸”点赞

三国时，诸葛亮在《将情》篇中有曰：“夫为将之道，军井未汲，将不言渴；军食未熟，将不言饥；军火未燃，将不言寒；军幕未施，将不言困；夏不操扇，雨不张盖，与众同也。”当然，这是古人提倡的为将之道。     

船山诗学“情”范畴对明清尚情传统的批判继承

王夫之针对清初颓靡的士风与诗风，以理学为基础，继承湖湘文化中经世致用的传统，结合心学的时代思潮，对传统诗学“诗言志”“诗缘情”的抒情传统和明清诗学中的尚情传统进行了重新梳理。他主张情志合一，认为只有“贞志”“大欲”“公意”可入诗，并细致区分了四种不同层次的“意”,提出了“俱不在意”和“不得以名言之理相求”的原创性命题。王夫之融合“志”“欲”“意”“理”“势”,构建了废虚返实的诗学精神和以主情崇正为主要特征的审美情感论。船山诗学中的“情”范畴与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的人民性具有理论的契合点，其诗学范式、方法、格局和境界对当代文学理论的建构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道儒禅宗之“道”：我国话语建构的哲学前提

“道”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范畴。当前世界思想文化多元趋势不断强化，要重建中国思想文化、艺术审美话语，就必须明晰“道”之要义。本文试图在阐明“道”的传统哲学要义基础上，回溯中国古代哲学的思维路径．以此恰切把握中国思想文化、艺术审美的历史源流．进而克服中国思想文化、艺术审美的失语症，建立一套属于自身而非西方“拿来”的话语体系。     

文艺“非意识形态性”评析

<正> 按照我们传统的文艺理论通常说法,认为文艺是属于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这一界定,在我国八十年代之前并无异议,自从1985年以来则有了分歧。争论是在对以往庸俗社会学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出现的。毋需讳言,由于以往意识形态领域内政治斗争火药味太浓,致使意识形态这一名称在现时的名声变得不很妙。有些作家艺术家唯恐避之不及,便着力于追求“非意识形态化”,有些文论家就提出了文艺的“非意识形态因素”或“超意识形态性”。他们总的意向就是要摆脱政治的纠缠,使文艺从意识形态领域中超脱出来。     

“文以载道”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契合

传统的“文以载道”观和20世纪20年代后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有诸多契合之处：它们都通往理想，含有对太平盛世的期望，并将文学和现实联系起来，使文学在产生教化功用的同时超越工具论。传统“文以载道”观中载道和言志的关系导致载道主体的复合性，而这种复合性在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者那里也有类似的体现。这些契合是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能够长足发展的重要原因。     

“现代化”与“现代性”:“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话语体系创新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具有重大原创性和时代性的新型复合概念。“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标志着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重大创新。理解“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新型话语,要兼顾文明的“属性分析”与“话语分析”两大面向,特别是话语分析面向。“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话语体系创新意义,体现在其对于带有浓厚西方本位色彩的现代学术概念的解构与重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相关话语相结合,有助于重新厘定西方中心论的“现代性”概念。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现代性”的批判,借鉴“多重现代性”思想运动经验,能够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有效供给提供较为厚重的规范性内容。     

“意象”在文论和书论中的概念变迁与比较

“意象”这一概念在文论与书论中,无论内涵还是外延,都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书论中的“意象”是一个传统的中国古典美学概念,来源于《周易》及王弼的“立意以尽象”的阐释。而文论中的“意象”则是一个来源于德国古典哲学并有着浓厚现代主义意味的文学概念。它们的内涵迥异,但都由“意”与“象”两个层面组成。     

“意象”在文论书论中的概念变迁与比较

“意象”这一概念在文论与书论中,无论内涵还是外延,都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书论中的“意象”是一个传统的中国古典美学概念,来源于《周易》及王弼的“立意以尽象”阐释。而文论中的“意象”则是一个来源于德国古典哲学而有着浓厚现代主义意味的文学概念。它们的内涵迥异,但都由“意”与“象”两个层面组成。     

浅论“意余于象”与“象外见意”——读《管锥篇·太平广记》札记

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篇·太平广记》中特拈出“意余于象”与“象外见意”两条“艺事要言”，发人之所未发，于谈艺赏文之道大有裨益。本文分析了“意余于象”与“象外见意”的内涵，说明了“想像”和“视觉”两个因素在“意余于象”与“象外见意”审美鉴赏中的重要作用，最后论述了“意余于象”与“象外见意”的美学意义。     

论“十七年文学”城市写书的文学秩序

1949年以来，新政权急需确立“文艺新方向”，力图使文艺服务于新的政治主张．要求文学与社会政治的转折保持高度一致。在国家意识形态中，城市是资产阶级道德和社会腐败滋生之发生地．这使城市写书开始遭遇国家意识形态的强制“规范”。“十七年文学”确立的城市写书之文学秩序．使城市逐渐失去了在文学中全面呈现的合法性。作家们无不例外地选择“国家话语”进行文学叙述。于是，城市的文学书写遭受严重挫折甚至断裂．文学言说下的城市形象被不断地简单化与固定化。随着国家政治体制的进一步优化，作家们纷纷放弃之前被迫坚守的写作立场，城市书写之话语权得以回归。在新的时代氛围中，“十七年文学”城市书写之文学秩序得以突破，这是国家文明的发展，更是时代历史的进步。     

“诗画”视域中的图文关系探究

诗画关系、语图关系、言象关系等命题都属于图文关系的问题域,而其中诗画关系又尤其具有代表性。然而,诗画关系并不是当下文化中的独特现象,在西方,柏拉图、达·芬奇、温克尔曼和莱辛都曾探讨过诗画关系。在中国古代,也有"言象之辨"、"诗画同源"、"诗画一律"等相关命题。以诗画关系为切入点,对当下图文关系的学理渊源展开思考,并据此进一步探讨图文之间的内在张力,将有助于回答当下读图时代图文关系的一些困惑,明确当下图文关系研究的逻辑起点和言说立场。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中国风格”分析

毛泽东哲学思想具有中国传统哲学的特质“中国风格”,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深厚的民族根基和主要来源之一,毛泽东哲学与传统哲学是一脉相承的,其中政治哲学思想、伦理本位主义以及“体用不二”的思想风格都体现了传统哲学的特点,并且毛泽东哲学思想继承和发扬了民本思想与“躬行践履”的经验论传统.     

“性之时”与“性之实”:陈乾初人性论探究

陈乾初的人性论包括性之"时"与"实"两方面内容:"性之时"是通过对"继善成性"、"尽心知性"中"成"与"尽"的独到解读,凸显人性的时间性、动态过程性和结果的证成性;"性之实"则强调对人性的言说要切实有据,而非悬空徒说,这主要体现为反对宋儒天地、气质之性的划分,乾初认为气质之性即天地之性,性善气情才皆善、气情才构成性的内容。乾初强调性之"时"与"实",是出于对佛家言性之虚的批判及对王学流弊的纠正,因此他特别强调功夫,化本体为功夫。乾初之学属于修正王学的心学,同时体现了实学精神。     

“科学”话语下的中医现代化之思——以明末清初在华传教士的中西医汇通观为中心

明末清初在华传教士对中医的疗效一直颇为信任，但是他们对中医理论则经历了从积极引介到否认其价值的转变。这一转变背后，一方面是中西文化立场的不同，传教士一直以西方医学为衡量标准来评价中医知识，另一方面则是传统与现代的差异，也即“科学”话语在西方社会的日益彰显。中医的现代化应该避免单一地以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的视角认识问题，而应当最终建立一套既符合现代科学、又不完全从属于西方的知识体系。     

孔子的诗教：《诗》教何以成为一种教化

《诗》是孔子所编订的文本之一，在后来儒家的传统中形成了一种“诗教”传统。在此就需要讨论一个问题，孔子的《诗》教何以成为一种教化。这里核心在于《诗》的本质与教化是否一致。教化是这样一个过程，即是化单一为普遍的过程。而就《诗》而言，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是“情”，即诗咏情；二是“言”，所谓“不学《诗》，无以言”；三是“思”，即是《诗经》中所蕴含的“微言大义”。在诗之“情”中，有作为单一物的“情欲”“情绪”，以及作为普遍物的真情。《诗》通过对情欲和情绪的扬弃，使学者对“天涯共此情”的真情进行把握，从而化掉了单一的方面，获得了普遍性的规定。就“言”的方面，《诗》通过优美的语言促使单一的对象从个体之域走向公共之域，成为普遍物。而“思”则是以“喻”的方式，主要是主体的领悟和阐释，使得“道”向主体自身敞开，这就使得处于幽暗的直接性之中的“道”走向了现实的普遍性，在主体的“思”中澄明和彰显。由此可以看出《诗》本身就具有教化的本质。     

论“新小说”的叙事话语及其构成

“新小说”的叙事话语有文体的综合、意义的反讽、声音的复合、语式的自然等特征。“新小说”文体的综合主要体现在它从小说话语文体自身特点出发,融戏剧话语、电影话语、散文话语等话语文体于一体。从意义构成上看,“新小说”的反讽主要表现在叙事中的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声音上的复合型是“新小说”叙事话语的又一重要特点,主要表现在叙述中有各种叙述声音的融合。从叙述语式构成看,“新小说”叙事话语主要呈现叙述者与“物”和谐并列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