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刑法与反劫持航空器国际公约的协调

为了加强国际合作,同劫持航空器行为的国际恐怖犯罪作斗争,我国陆续加入了三个反劫机国际公约。如何协调、完善我国刑法关于危害国际航空罪的立法规定,与反劫持航空器国际公约保持同步,以促进我国刑事法制的建设,逐步减少并消除国际劫持航空器恐怖犯罪,是我国刑法学研究的一个课题。本文对我国刑法与反劫机公约的协调作了比较论述。     

论非法劫持民用航空器罪应适用普遍管辖原则

本世纪六十年代以来,非法劫持民用航空器的事件骤然增加,严重地危害了国际民用航空事业的安全和发展,危害了国际社会的安宁和稳定。为了遏止和惩处这种犯罪行为,各国先后于一九六三年九月十四日,在东京的国际外交会议上制订了《关于在航空器上犯罪及其他某些行为的公约》,即东京公约;又在一九七○年十月十四日,在海牙的国际外交会议上制订了《制止非法劫持民用航空器公约》,即海牙公约。海牙公约对非法劫持航空器的行为规定为一种严重的刑事犯罪行为并应“予严厉惩罚”之。对于非法劫持民用航空器罪(以下     

论劫持航空器罪的几个问题

劫持航空器罪的本质属性在于危害机组人员或者机上乘客的人身以及航空器的安全 ,其行为对象只能是正在使用中的民用航空器 ;劫持航空器罪的行为系复杂危害行为 ,由“暴力”等强制性手段行为和“非法控制”航空器的目的行为所组成 ,其既遂应以“劫持”行为的完成即对航空器的实际非法控制为标准 ;其死刑适用条件应当予以限制和完善 ,以做到与刑法总则中的“罪行极其严重”相吻合。     

再论劫持航空器罪

再论劫持航空器罪赵东１９９２年１２月２８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惩治劫持航空器犯罪分子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增设的劫持航空器罪，是指故意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劫持民用航空器，危害民用航空运输管理活动和航空安全的犯罪行为。不少学界同仁...     

危害国际航空安全犯罪的理论与中国的实践

当前,国际恐怖活动遍及全球,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急剧增加,严重威胁着国际和平与安全。危害国际航空安全犯罪是最为严重的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国际法上规定危害国际航空安全犯罪这一类犯罪的国际条约主要有四个,据此,对该罪进行分类并确定罪名:劫持航空器罪、危害航空器飞行安全罪和破坏国际航空机场安全罪。国际条约确立了对该罪的普遍管辖权并处以严厉刑罚,排除了“政治犯不引渡原则”的适用。我国在保护国际航空安全的刑法实践中,我国民用航空法详细规定了劫持航空器和危害国际航空运输安全的行为方式,并规定对这些行为追究刑事责任。我国1997年刑法具体规定了危害国际航空安全犯罪的罪名及其刑事责任。     

依法惩治劫持航空器的犯罪活动——《关于惩治劫持航空器的犯罪的决定》简介

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惩治劫持航空器的犯罪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已于1992年12月28日公布施行。《决定》对劫持航空器犯罪的罪状及处罚做了规定,对刑法做了必要的补充,是惩治劫持航空器犯罪的有力法律武器。 劫持航空器是一种严重的国际犯罪,对旅客的人身、财产和公共财产安全危害极大,对这类犯罪我国一贯坚持从严惩处,并先后参加了《关于在航空器内的犯罪和其他某些行为的公约》(简称《东京公约》)、《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简称     

劫持航空器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在我国刑法中,劫持航空器罪的行为对象主要是民用航空器,但也不排除特定条件下的国家航空器。本罪中的"暴力"是专指对驾驶、操作人员实施袭击或其他身体强制。"胁迫",要求不但能引起对方恐惧,还必须达到足以压制对方反抗程度。"其他行为"是指违背航空器合法控制人的意志且属于暴力、胁迫之外的,使航空器合法控制人不知反抗的行为。行为人只有着手实施了"劫持"行为并实际控制了该航空器的程度,才是犯罪既遂。     

国际与国内法下劫持航空器罪若干问题比较研究

劫持航空器行为(hijacking)作为一种严重的犯罪,国际与国内法均有规定。然而,由于国际与国内法着眼点不同,在对该罪的规定上虽有共同之处,也有不少差异。这种差异往往会影响国际刑事合作的开展,妨碍对此类犯罪的打击。因此,对国际与国内法的有关规定进行比较研究,有助于完善我国刑事立法和防范劫持航空器犯罪。一、国际与国内法对劫持航空器罪的规定劫持航空器犯罪往往涉及两个以上的国家,会引起管辖权归属、引渡、     

浅析空中劫持的管辖冲突

空中劫持罪在国际刑法上又可称为“劫持航空器罪”或者“劫持飞机罪”，是危害国际航空安全的恐怖犯罪。具有高度的政治性、敏感性、法律性。为此，国际社会在上个世纪连续缔结了三个国际公约，确立了航空劫持管辖体制。对惩治和防范危害国际民用航空安全的犯罪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由于这一体制未能有效地解决航空刑事管辖权的冲突问题，往往使空中劫持罪难以得到准确定性和及时审判。     

试论劫持航空器罪

试论劫持航空器罪王如海一、劫持航空器罪的立法意义劫持航空器罪是随着现代航空运输业的发展而出现的一种犯罪。最早出现在１９３２年的秘鲁。我国自１９７７年６月１６日执行乌鲁木齐——哈密航班任务的一架里一２客机空中遇劫至今１０余年间，共发生劫机事件１０余起，...     

论中国社会转型期行政机关法律意识的变迁

随着中国社会转型期政治、经济的大力发展,社会各主体的法律意识也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其中行政机关法律意识的变迁可以概括为三个主要方面：在行政理念方面的变迁表现为从“行政法制”转变为“行政法治”;在官民地位方面的变迁表现为从“民告官”到“官告民”：在执法方式方面的变迁表现为从重实体、轻程序转变为实体与程序并重。     

论群众参与反腐败斗争的作用及其强化措施

群众监督是反腐败斗争的一条有效途径,它具有＂四个不断＂的作用。针对目前群众参与反腐败斗争存在的＂四个不＂的主要问题,应采取＂四个进一步＂的应对策略,以期不断增强反腐败斗争的效果。     

试论转型期中国行政法制度的变迁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法制都进入了转型时期,其中政治体制改革对于国家发展和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行政法制度属于政治体制的一个重要部分,它的变迁反映出了中国政治体制中长期存在的诸多问题.本文分析了处于转型期的中国行政法制度变迁的类型、影响因素和社会环境,并对转型期中国行政法制度的变迁提出了相关建议.     

从历史的深处走来——漫议转型时期的当代中国政治与司法改革

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的当代中国司法改革，乃是中国社会整体性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特殊的政治语境尤其值得人们关注。一方面，政治改革必定涉及司法机制和相关原则的调整；另一方面，不断深化的司法改革在一定意义上将推动政治改革和发展，而不仅仅是纯粹法律制度意义上的变革。当代中国直面的这种政治与司法的关系具有深厚的历史根源，政治语境乃是历史性地生成的。     

Forced abortions and involuntary sterilization in China: are the victims of coercive population control measures eligible for asylum in the United States?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propriety of granting political asylum to Chinese citizens fleeing China's coercive population control policy. It argues that China is persecuting some of its citizens through its population control policy an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grant asylum to those who have been persecuted or who have a genuine fear of future persecution.     

阐释一个真实的中国宪法世界——以“宪法常识”为核心

阐释一个真实的中国宪法世界,不仅具有知识累积的意义,而且具有改进中国宪法制度的工具性价值。依托中国宪法常识,可以认为中国宪法的真实性在于：在宪法性质上乃为去政治化的政治法;在宪法权力结构上乃为以政治主权为主导的二元权力架构;在宪法权利的保障与实现方式上乃为以阶层宪法权利为核心、以政治主权为主导的政治化保障与实现方式;在宪法监督制度上乃为政治主权者基于使命——规律型代表而存在的垄断性与政治化的宪法监督体制。     

自由心证的类型化分析

作为对法定证据制度之辩证否定的自由心证制度，其根本要求是法律对证明力不做具体规定．而交由裁判者自主裁量。在证据能力方面两大法系采取了各不相同的做法，其中英美法系采取的是证明力的自由评价与证据能力的法定主义．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对证据能力和证明力均采取自由评价制度。两大法系在证据能力方面的不同态度。使自由心证表现为两种不同的类型。受诉讼价值目标、审判组织结构等方面的影响．我国自由心证的技术建构应当选择大陆法系的立法模式。     

政体演化的历史类型——一种理想类型方法论的视角

政体演化的理想类型与法的现象历史演进模式密切关联。划分政体的历史类型的标准是政体赖以建立的社会经济结构及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模式。人类社会的政权组织形式可以划分为集权政体、分权政体和整合型政体三种理想政体类型。建立在自然经济和人对人的依赖关系基础之上的政权组织形式是集权政体类型;建立在商品经济和人对物的依赖关系基础上的政权组织形式是分权政体,而整合政体则表现为古希腊的雅典民主政体、古罗马共和政体以及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人民代表大会政体。     

“案结事了”的司法观与裁判事实的可接受性

为了应对数量庞大的涉法涉诉上访问题，人民法院一直采取诸多措施予以遏制。然而，最令司法实务部门主政者关注的“千方百计上京城”形势依然严峻。“案结事不了”成为摆在司法实务部门主政者面前的难题。在治理上访问题上，最高司法实务部门漂移在两种理念之间，提出“案结事了”的新型司法观。“案结事了”的司法观作为价值目标与行动指南的统一体将调解作为首要的结案方式，改变了调解在当下法院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定位，成为主导全国法院的不同于既往司法观的主流司法意识形态。这样一种司法观却使得裁判事实可接受性的来源建立在当事人对于自身权利的放弃以及模糊的事实认定的基础之上，改变了当下裁判事实可接受性的来源，危及了将来可能的裁判事实可接受性的来源。     

从政治化生存到政治性生存：古代自然法的现代理论价值

古代自然法是以自然与习俗的对立为理论进路，对人类本源生存方式和社会秩序存在基础的寻求。本文试图从自然在古代自然法理论中的地位出发，阐释古代自然法理论的内涵，进而揭示古代自然法的现代理论价值，即理解政治世界与伦理生活的内在同一性是人类进入政治性生存的重要理论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