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化检察机关对贪污受贿罪案的侦查

<正> 根据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强调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精神,检察机关已把打击贪污、受贿列为打击经济犯罪的第一位工作。但是检察机关怎样侦查贪污、受贿罪案,无论在理论上还是方法上均缺乏研究。本文对此作些探讨,以就教于关心和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同行。一、侦查贪污、受贿罪案的特点贪污、受贿罪案均系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和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进行的犯罪。通过检察机关反贪污、受贿的斗争实践,在侦查工作中     

关于贪污受贿罪案免诉率过高的原因探究

据有关部门统计,1989年以来,公安机关侦查的刑事罪案的免诉率平均为5%左右,检察机关自行侦查的贪污受贿罪案的免诉率平均在60%以上,两者的比差很大.可见贪污受贿罪案的免诉率是很高的.如此高的免诉率,势必会出现轻纵罪犯和冤枉无辜等不良后果.因此,在法学界和广大群众中,引起了较强烈的反响.为此,高检院要求各级检察机关,认真分析贪污受贿罪案免诉率过高的原因,采取措施把过高的免诉率降下来.各级检察机关通过调查分析,认为贪污受贿罪案免诉率高的一个原因,是部分案件免诉不当——约占免诉的含污受贿罪案的     

复查纠正“罪案”感怀(诗三首)

其 一 “三中”全会果英明, 明鉴高悬在北京。 辨别玉金真与伪, 分开泾渭浊和清。 解除枷锁苍生济, 指引迷途大道行。 十亿神州团结紧, 同心同德新长征。 其 二 虚度韶华廿四年, 脱离霾罩见青天。 春风拂发溪旁柳, 化雨滋生涧底莲。 幽谷隐松友玉宇, 荒郊废地变良田。 生机勃勃全民乐, 百业兴隆捷报传。 其 三 人有一天我二天, 重回怀抱母身边。 尊颜可谓如冬日, 慈爱依然似往年。 报德感恩持晚节, 奉公克已学先贤。 长征路上显身手, 奋斗毕生志不迁。     

百尺竿头 更进一步——查处“徇私舞弊”罪案的思考

今年反腐败斗争向纵深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是:查处了一批司法人员和行政执法人员腐败罪案。 腐败现象的重要本质特点是:国家公务人员或司法工作人员利用手中的“权”去谋得某种好处或钱财。     

举证时限如何“限”:走出举证时限制度适用的困境

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正据规定》)对举证时限制度的规定较为宽泛,司法实践的操作中出现很多适用上的障碍.本文认为,要想走出举证时限制度司法适用中的困境,有必要先固定争点,进而固定证据.对于如何固定争点可以视案件的难易程度而定,同时为避免在固定证据中举证时限制度与证据交换制度的相互冲突,举证期限届满之日应与证据交换之日重合.司法实践中,需灵活掌握“何时限定举证期限”的问题,以促进举证时限制度更好的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和作用.     

由一起金融罪案析“非法放贷罪”

赵文力,男,37岁,捕前系农业银行某分行信贷科长。1996年5月初因非法放贷数额较大,给该行造成2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而被某检察机关依法逮捕,以非法放贷罪于1996年5月中旬被起诉至人民法院。1995年7月初,赵文力凭借信贷科长的职务便利,在未对其胞弟赵文伟进     

“贪污受贿赃物去向及证明责任研讨会”纪要

长期以来,在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将被告人个人贪污、受贿后用于各类“业务招待”的钱款不计入犯罪数额的做法几乎已成“惯例”。这种缺乏刑法理论充分论证的做法,近来引起了法学界、司法界的广泛关注。1999年下半年,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在一起共同贪污案件的刑事判决中,将被告人贪污公共财物后用于所谓“业务招待”的款项计入贪污罪数     

经济罪案中“以罚代刑”的成因及对策

"以罚代刑",是指执法者擅自以行政罚来处置罪案人犯,从而使犯罪人免受刑事追究.近年来,"以罚代刑"屡禁不止,呈蔓延之势,不仅损害了执法人员在人民心目中的尊严与威信,损害了国家法度的严肃和统一,也对防治违法犯罪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从而引起我国法律界的普遍关注.     

“上海实践”破解知识产权权利人“举证难”

2020年1月6日,日本当事人株式会社普利司通(以下简称“普利司通”)的代理律师来到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向主审法官商建刚赠送了一面锦旗和一封感谢信,对法院公正审理案件表示衷心感谢。原来,在原告普利司通与被告山东华盛橡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盛公司”)、山东宏盛橡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盛公司”)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案中。     

“举证难”难在何处?

当前,强调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已成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工作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但在审判实践中,“举证难”仍旧是一个突出的问题,亟待研究解决。笔者通过调查,发现“举证难”就难在主观意识的转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从当事人和证人方面看,表现为“三不二     

举证期限该如何“限”——走出举证期限制度适用的困境

本文认为,要想走出举证期限制度适用的困境,有必要从科学设定合理的举证期限、确定举证期限的临界点、界定新证据的含义及引入费用制裁法做起.而在司法实践中,也需要灵活掌握如何适用举证期限制度的问题,以促进该制度如何更好的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和作用.     

对于司法机关更应实行“举证倒置”

盘和林 2月26日，被羁押在河北省顺平县看守所55天的翟军保突然因重病死亡。其十余名家属去顺平县公安局讨说法，被一拥而上的警察拖进拘留所。其间，三人遭到城关镇派出所所长的毒打。（3月22日新闻晚报）     

浅议“物权法定”与“物权意定”

关于物权法定与物权意定之争论已非鲜闻,由于商品交易的日益发展,加之物权法定本身固有的缺陷,遂又有缓和物权法定主义之学说的提出,但对这一问题终究难以盖棺定论。本文试对现有物权法定与物权意定以及缓和说之众多观点加以梳理、归纳和分析,在权衡各派观点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认为在当前形式下仍应以物权法定为原则,并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对该原则作适时适当之调整,以保护交易安全为不变之宗旨,规范物权法律关系之变动。     

腐败撑不住“彩虹桥”——綦江“彩虹桥”垮塌罪案纪实

1999年4月3日,山城春雨纷飞,人潮涌动。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大厅国徽高悬,座无虚席。一台台摄像     

对设立“限期举证制度”的构想

诉讼证据是人民法院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也是正确适用法律的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育责任提供证据。但由于我国目前没有对举证期限作出规定,影响了人民法院审     

浅析医疗侵权的“倒举证之死”

历经4次审议后通过的侵权行为法删除了有关医疗损害责任“举证倒置”的规定,这意味着以往在医疗侵权中适用的归责原则的彻底颠覆。本文作者主要从医疗侵权的特殊性来论述此次规定的理论背景与相关原理,以期明确医疗侵权中的归责原则,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天降“杯具”:别让举证更悲剧

正三年前,27岁的南充小伙儿陈涛路过一商厦时被一个落下的杯子砸中头部,导致创伤性癫痫后遗症,欠下医疗费用十几万元。事后,他将整栋商厦144位业主告上法庭。上图为最近该案的庭审照片,被告席上有25人,坐了满满三排。冤有头,债有主,受害者肯定希望找到直接责任人寻求赔偿。然而,对于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侵权责任法》规定,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     

“能人”落网记──胡安林特大贪污受贿案查办纪实

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１５日至１９日，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庭国徽高悬，气氛庄严肃穆。十几家新闻单位进行现场采访，可容纳８００人的审判庭天天座无虚席，庭外还聚集了千余名旁听者。１９日是庭审的最后一天，这天在庭外寒风中站立旁听者竟达三千人。有的出租车司机停止载客，长时间旁听。有的老人特意搬着小椅子赶来，一直听到华灯大放光明，审判结束才返回家中。更多的人则围坐在电视机、收音机旁，观看实况录相或收听实况转播。是什么案件吸引了这么多人的关注呢？原来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在审判特大经济犯罪分子胡安林贪污、受贿、挪…     

“患者索赔需举证”条款应经充分博弈

日前，全国人大针对《侵权责任法（草案）》进行审议，而关于“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务人员有过错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条款，明确表示受害人需要提供证据证明医务人员有过错才能要求赔偿。此消息一出。立刻引起轩然大波。（1月4日《信息时报》）     

严查“庙穷方丈富”经济罪案 促进国有企业健康发展

去年，我省检察机关在重点查处“三机关一部门”贪污贿赂大要案的同时，把深入亏损国有企业查处经济犯罪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依法查处了一批“庙穷方文富”的典型案件。据统计，去年1至11月，全省各级检察机关共深入521家i损企业，立案查处各类经济罪案735件763人，大案613件614人，要案68件68人，占同期立大要案件数的306％，共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17亿元。通过深挖亏损企业“蛀虫”，不仅净化了企业的生产经营环境，为帮助企业复苏和走出困境发挥了一定作用，还带出重点部门的案件227件，其中要案36件，推动了反腐败斗争向纵深发展。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