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转型国家治理模式重构——基于国家—市场—社会的三维分析视角

全球化推动了经济市场化、国家现代化和社会多元化进程,促使转型国家从全能主义治理模式迈向国家—市场—社会三元并存与互补的现代治理模式。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中东欧、俄罗斯和中国三条典型的治理模式重构路径。只有那些立足于历史与现实约束,采取适宜的制度安排,并有效协调国家、市场及社会关系的转型国家,才能实现经济发展与国家竞争优势提升。     

从结构性依赖到制度性认同: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逻辑

在市场化与全球化的趋势下,理论方面关于中国国家治理的发展走向经历了"转型崩溃论"与"结构适应论"的争论。两种争论指向的核心问题是中国的国家治理能否成功塑造稳定的制度性认同,它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发展趋势。制度性认同主要包含宪法主导下生成混合型的国家认同,政治制度化过程塑造赞成性的国家认同,现代国家福利体系塑造归属性的国家认同三大基本内容。经历了革命年代和改革年代的变迁,中国的国家治理在不同领域内形成了特定的模式,即依赖经济发展绩效的发展型国家治理模式、有限度地吸纳社会的监管型国家治理方式、有限多元的混合型治理的国家认同模式。当前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已具备制度性认同的发展趋势与特点,即意识形态领域的大众化与共识性,公众参与的制度化与有序化,官僚体系的理性化与技术化。从发展条件看,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转型发展仍需要构建现代性的维度与相应的支持性条件。     

现代社会公共管理的兴起与理论特质

社会公共管理是人类为获得公共秩序而进行的常态性治理活动。伴随着现代性转型,社会公共管理也从传统型向现代型变迁。近代以来,国家与社会的领域性分化,使得社会公共管理从政治统治中分离出来,成为与政治统治相对独立的部分;国家建构需要社会建设的支撑,使得社会公共管理呈现为社会自主型治理;风险社会的来临与不确定性增长,使得风险管理与危机对应成为现代社会公共管理的重要选项;全球性政府治道变革运动,促使社会公共管理改变以往＂命令—服从＂管理模式,走向以＂协商—合作＂为导向的善治模式;新公共服务运动的发端,则赋予＂管理即服务＂的意涵、以服务规导管理的最新理念,型塑服务型公共管理。中国特色社会公共管理体系不仅是现代性的,而且是建立在对现代社会公共管理先进理念的吸收、消化和创新之上的。     

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频发的体制性根源与发生机理——一个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解释框架

群体性事件的频繁发生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一种十分独特的社会政治现象。对于转型期突发性群体事件频繁发生原因，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框架。化解群体性事件，必须结合国家与社会关系转型发展，从现代国家建设和社会建设两个方向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     

中国国家治理研究述评

当前对中国国家治理的研究主要有三个进路,即中央与地方关系视角、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及具体治理机制视角。中央与地方关系视角下的有关研究通常具有静态性的特点,对央地间关系的考察也较为松散,在理论视角上缺乏本土特点而过于西化;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的研究有乡村治理与城市治理两大类,关于乡村治理的研究要比关于城市治理的研究更为丰富,在研究深度方面则均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压力型体制、项目制及运动式治理等具体治理机制能够部分地解释中国国家治理现实,对正式制度的补足性是其共同特点。发展一个统一的概念框架来解释中国的国家治理是未来可行的研究议题之一。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中的农村征地冲突及其治理

农村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转型及其引发的张力,是征地冲突频发的宏观背景和深层根源。进一步优化农村国家与社会关系是加强征地冲突治理的必要条件:加快农村国家与社会关系由资源提取向公共服务的转变,解决农村政府的"财政饥渴"和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是预防征地冲突的根本;加快建立适应市场契约型的农村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土地产权和征地制度,理顺征地利益关系,是减少征地冲突的有效途径;加快农村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民主化过程,提高对农民土地权益的保障水平,是提升征地冲突治理效果的必然要求。     

转型时期的合法性变量：利益、权力、权利——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

合法性的转型源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化和张力。除了利益满足之外,权力约束和权利实现成为新的合法性要求。只有建成强社会和强国家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才能使国家得到更为强烈的认可,才能得到稳固的合法性。只有维护私有财产,尊重公民的利益,有效约束权力,建立法治国家,社会实现了自组织基础之上的＂善治＂,才能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碎片化的城市社会与地方治理创新——以A市城管综合执法为例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国的社会结构愈发复杂,社会利益趋于多元,基层社会越来越呈现出碎片化的状态;与此同时,随着诸多经济、行政和社会事务下移至地方政府,城市成为了施展国家权力的主要场域。基于此,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逐渐趋于"地方化"。在这一背景下,本文试图探讨地方政府如何通过一系列非政治化、工具化、常规化的治理创新手段来回应和调适转型中的国家-社会关系。本文以A市城管综合执法为例,分析和总结了当前中国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的三层逻辑:一是,基于规则和法治,构建法理型权威;二是,基于行政绩效和回应性,提高市民满意度;三是,基于道德符号和公共服务,树立地方治理的道德权威。作者认为,面对碎片化的城市社会,地方政府的治理范式和国家-社会关系都在发生转变,即逐渐从原本计划经济时期的"组织"和"动员"向当前转型时期下强调"回应"和"善治"转变。     

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在乡村治理中的路径选择

乡村治理是国家提高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环节和组成部分。现阶段,村规民约和国家法在现代中国乡村社会进行有效治理的同时也出现了各种问题,主要表现在"国家法"与"村规民约"的二元冲突,主要包括:法律与道德的选择冲突性、传统礼俗与现代法律的价值不和谐性、国家权力与乡村治理中二元治理的主体不一致性。现阶段,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在乡村治理中亟需实现现代化转型,必须要加强顶层设计,吸收村规民约中的法治资源,完善国家法;必须要坚持以民为本,培育村民的法治人格,树立法律意识;必须探索嵌入治理方式,将村规民约与国家法有机结合,合力推动乡村治理。     

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演变及其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启示

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理论为当下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充分的理论资源。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在长期发展中,经历了农耕时代的高度一体、工业时代的二元分离,再到信息时代的双向互动三个阶段。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演变,对于新时代处理政党、政府与社会三者的关系,解决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现实问题,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     

论挪用公款罪的界定

第58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明确规定了可以定罪的9种腐败行为,挪用公款是其中之一。我国刑法对挪用公款罪早有明确规定,但刑法规定比较抽象、概括,以致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方面都存在许多问题,本文结合刑法中犯罪构成理论及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对挪用公款罪加以分析、界定。     

盗窃正版软件标签行为性质界定——以上海首例盗窃COA标签案为视角

COA标签为正版操作系统的合法凭证。盗窃COA标签的行为不涉及侵犯著作权的问题,不构成侵犯著作权罪。盗窃COA标签的犯意不在于故意毁坏财物,不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COA标签载有一定的经济价值,其属性决定其可以成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因此,盗窃正版软件标签的行为应以盗窃罪论处。     

论渎职犯罪中的共犯关系——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的罪名确定

无身份者可以构成渎职犯罪的狭义共犯;无身份者不能构成渎职犯罪的共同正犯。身份犯与非身份犯罪名确定出现规则缺失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详细区分渎职犯罪与贪污贿赂型职务犯罪的条文结构差异。渎职犯罪共生模式包括静止型与动态型。应当将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类渎职罪的专属性特点归纳为渎职犯罪共生模式,结合犯罪构成原理、共犯原理、竞合犯原理,区分不同情况细化讨论,从本质上解决渎职犯罪中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犯罪罪名的确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