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完善中央与地方权限争议立法解决机制

中央与地方的权限争议已经成为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核心问题,现存解决机制中无论是就抽象权限还是具体权限的争议解决都存在诸多缺陷。按照法治化的思路,对立法解决机制的完善应该依循减轻中央对地方的影响、地方对中央的相对自主以及两者在利益交涉上的平衡的路径加以实现,以突出立法解决机制重在争议预防的策略。     

预算法修改：约束政府“钱袋子”——预算法视角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一、确立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基本原则 中央与地方关系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中央与地方权责划分制度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国家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因此，必须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收入、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建立中央与地方财政的现代分权制度，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确立中央与地方关系，特别是财政关系，必须遵循两个基本原则：适度分权原则、事权与财权相结合原则。     

区域环境利益平衡--《环境保护法》修订面临的迫切问题

我国区域环境利益平衡制度的缺失主要表现为不同行政区域、地方与中央、城市和农村三对关系的失衡。目前,跨界资源的按比例分配制度,导致优汰劣胜的逆向选择,使共有资源浪费严重。生态保护的受益范围是全国,但地方却承担了生态利益的管理成本、机会成本和供给成本。我国环境管理权限主要由地方政府行使,这一弊端导致无法预防跨界污染以及城市污染向农村的制度性转移。《环境保护法》的修订应当确立环境利益与环境负担平衡的原则,并据此统领环境单行法的制度设计。     

地方参与中央决策的法治建构——以整顿地方政府驻京办为例

地方政府驻京办事处构成了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纵横交错的权力关系网络的极其关键性的结点,成为地方参与中央决策,尤其是影响中央转移支付决策的有效途径之一,亦成为中央与地方关系非法治化的表征。机构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是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进行地方参与中央决策的制度建构,以地方制度和民主监督的新安排来取代中央的管理职能,即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整顿规范"驻京办现象"势必推动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进程。     

政策执行失灵:地方策略与中央态度

由于央地利益发生分离,地方政府并未严格执行中央政策,而是根据政策完备度、冲突程度和处罚力度等因素来选择具体的执行策略。尽管政策执行不当会导致规制失败、削弱中央权威,但由于地方政府享有信息优势,并可通过既成事实倒逼中央政府,导致中央的惩处威胁不可置信,地方政府依然可能会悖逆中央意志不严格执行中央政策。     

专栏导语: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央地关系研究

<正>所谓中央与地方关系(央地关系),是指国家体制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纵向权力与资源配置的基本关系(景跃进等,2016)。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中基础性的制度安排之一,中央和地方关系不仅关系到国家政权和体制的稳定,也直接影响到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地区差异巨大的单一制国家,中央政府如何管理不同地区的各类事务并回应来自地方政府的各种需求,地方政府如何贯彻落实中央政策,中央和地方政府如何进行资源、人员和信息的互动,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央和地方关系研究的重要议题。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     

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博弈分析——以房地产调控为例

近年来,随着房价的不断攀升,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进一步“升级”。本文将对双方在房地产调控中的“博弈”行为进行分析,并从此角度出发,浅析现行中央与地方的以经济指标为导向的关系。同时提出如何在这种博弈的环境下,协调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解读：中央与香港关系法治化之实现

在宪法话语下，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是中国第一部实现中央与其组成部分——香港关系法治化的法律文件。它规定了中央与香港各自专有职权、共有职权及双方职权冲突解决机制，使二者关系走上法治化轨道。中央与香港关系法治化的实现，是由香港特殊的历史地位、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制定方式及香港法治传统等因素决定的。在二者关系法治化进程中还有一些地方需要追一步完善，例如，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与中央关系、权力冲突协调机制及有关组织机构的性质地位等。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确立的中央与香港关系法治化模式，对整个国家范围内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有重要启示意义。     

论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法律调控机制的建构

财政关系是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核心,法律在规范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方面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我国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法律调控存在的问题主要有:法律规范的效力层次低,中央对地方的财政支出作出许多硬性规定,执法上随意性较大。实现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法治化,应当在立法方面采用法律保留原则,完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法律规范的内容,建立中央与地方财政争端解决机制。     

法制文摘报

地方保护主义顾名思义就是只顾地方利益,不管全局利益的行为。这个词这几年使用频率颇高,打假受阻,是因为地方保护主义,打击走私遇挫,也是地方保护主义,小煤窑难关,还是地方保护主义。好像中央的法规政策都不曾考虑过地方利益,而那些对抗中央政策的“父母官”个个都是“父老乡亲”的保护神     

府际关系视角下的我国廉租房政策执行问题研究

廉租房政策作为解决城市中低收入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住房的强有力措施至今已实施十多年,但该政策的实施成效却远未达到政策制定者的初衰。本文以府际关系理论为基本视角,对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执行廉租房政策的阻滞因素进行府际财政关系,公共行政关系、权力关系和利益关系四个方面的分析,提出了强化建立合理的府际关系,完善廉租房政策执行的思考,希望能够对当代中国的府际关系和廉租房政策执行研究有所贡献。     

论中央与地方的立法权力关系

论中央与地方的立法权力关系徐向华在当今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并昂首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为使中央和地方的立法权力关系走出历史性怪圈，必须在明确统一立法并不等同于集中立法、多元主体利益须由多位阶法律规则调整的前提下，以权力制约为价值，在宪法基石上...     

清代顺康雍乾时期州县政府与中央政府关系探讨与借鉴

中央与地方关系是国家政治生活的核心之一,更是国家在转型时期不可回避的重要内容,关系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历史传承,理解现在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中所表现出来的特有的现象和内容,作者对距离我们最近、对现实社会影响最深得清代时期的中央与地方关系进行了分析,其中以清代顺治、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的州县与中央关系文突破口,进行分析总结,希望得出对今天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有意义的借鉴和经验。     

国家战略嵌入地方发展:对竞争型府际合作的解释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将带来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国家整体竞争力的提升。但过去,中央和地方调控关系放松后,地方政府间缺乏体制性的规则约束,竞争的客观存在使得自主协同与合作常流于形式。论文认为,随着粤港澳大湾区政策层级的提升,在央地互动过程和中央政府介入程度二维框架下,形成了"国家战略嵌入"的府际合作新模式;特征表现为,地方政府通过自主试验推进政策创新,中央政府介入后推动地方改革走向规划整合。国家战略对地方发展的政治嵌入,使得府际合作需考虑战略规划带来的要素作用,以及"嵌入"后形成的府际关系转变:(1)在理论要素上,形成了依托行政权威、制度规则和法律规范的强制约束,同时兼顾平台搭建、利益协调与政策激励的宏观引导;(2)"嵌入"是地方自主探索与顶层设计互动作用的关系样态;(3)地方合作经历了"地方发展的自主竞争-地方政策的先行先试-国家战略的高位推动-国家方案的稳步出台"四个状态,体现了国家战略嵌入对府际合作关系的根本性改变。论文的理论价值在于提出了"国家战略嵌入"的府际合作模式,剖析了竞争型地方发展转向合作的影响要素和演进过程。     

行政法治视野下的中央与地方权限冲突——以国有自然资源为考察视角

我国进入全面改革阶段后,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和冲突几乎就没有停止过。目前我国处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渡时期,权限冲突引发的问题阻碍了经济社会的进一步改革和发展,国有自然资源领域的中央与地方权限冲突就是一个缩影。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需要有一套系统思维和制度框架。应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中树立法律的权威,实行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法律分权。同时完善其他相关制度,以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和谐发展。     

论中央与地方财政转移支付关系的法律调控

财政转移支付是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重要构成内容,它有效协调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中央与地方财政转移支付表现出再分配性、无偿性、赠与性、间接调控性等多重特点。中央与地方财政转移支付的目标、形式、数额和附加条件,都是财政转移支付法调控的重点。我国正在制定《财政转移支付法》,应针对财政转移支付法调控的重点和我国中央与地方财政转移支付存在的问题,确立转移支付的目标,规范转移支付的形式,优化转移支付资金的计算确定方法和附加条件的设定。     

浅议中央和地方的权力配置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多次分权化改革,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呈现出由中央集权向地方分权的趋势,地方获得了更多经济和行政权力,推动了地方乃至全国经济发展。但是,在这种权力分配格局下,也存在着诸如地方权力过度膨胀,权力配置不合理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理清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配置关系,包括保障中央的宏观调控地位,树立中央的权威;推动有效的地方分级管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实现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法制化、制度化。     

浙路风潮中的诸权之争

清末的浙路风潮涉及中英之间、中央与地方、政府与民众等多方利益纠葛,围绕《苏杭甬铁路草合约》《铁路简明章程》等一系列章程、合约的制定与实施,各方展开了持久的利益博弈,充分利用法律武器试图实现自己的权利诉求最大化。《苏杭甬铁路草合约》原本从属于中英之间的政治借款合同,是中外不平等关系的产物。清政府批准设立浙路公司虽有借助兴建铁路收回路权的意图在内,然而在浙路风潮发生后,反倒加剧了本已紧张的中央和地方关系。清政府无力应对内外危机,对外没有足够的实力与英国就废约一事进行谈判,对内不能很好地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特别是,清政府制定《公司律》却不遵守相关规定,背法而治,失信于民,引发了自身的合法性危机。     

刑罚权运作的秩序——刑事法制中的“中央与地方”问题研究

刑事法制中的中央与地方问题,表现为与惩治犯罪相关的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的分配及其相互关系中出现的紊乱状态。一些地方司法机关根据本地区实际制定施行准司法解释、推出刑事司法制度创新等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统一刑事法制的离心力。合理分配刑事法制中的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理顺二者关系并使之形成良性的运作机制,一方面要完善刑事立法权的行使并通过强化司法权的方式来强化中央权力,另一方面要将脱序的地方公权力行为重新纳入到统一法制中,并主要通过强化司法权的行使实现对地方权力的制约。     

论宪法第三条第四款——也读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第五节

1982宪法第三条第四款所规定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乃是政策式的,并非真正的法律性的规定,即缺乏操作性,因此,实践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更多的是靠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力博奕。既然是作为一种博弈,那么其必然更少地依赖规则,或者说至少不具有"常规化"的外表,而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包括中央与地方关系在内的政治实践也倾向于这种选择。更重要的是,具备严密组织性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央及地方的各级组织强有力地支持了这样的处理方式,并且,党组织本身构成了该处理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