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鉴恢复性司法重构刑事司法正义

刑事司法正义应当是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统一,但是现行刑事司法却在实现实质正义上存在阙如。“恢复性司法”是作为在刑事司法领域推行的一项新理念,既能弥补现行司法在实质正义上的缺陷,同时也能和形式正义相契合。基于现行刑事司法的不足和恢复性司法在实现司法正义上的优越性,我国需借鉴恢复性司法思想,重构适应和谐社会建设的刑事司法公正理念。     

司法正义的实现:司法理性或抑司法经验

司法理性是司法者在司法过程中运用程序技术进行法律推理和判断、寻求结论的妥当性所体现出的一种实践性的智慧和能力。理性司法过程必须贯彻法治所固有的规则性及其内在逻辑,法治的进程正是在恢复法律的这种理性信仰,并力求以现代法治这一方式创造出更高的法和理性的结合。司法经验是思维作用于存在的产物,是人们通过对生活实践的观察而形成的心得和体会,体现在法官的个性和人性中。所以,司法的过程就是法官在被信仰的公设的法秩序框架的理性下,通过司法当下经验获得对过去发生事实的认定,进而解除纸上法律与实际适用法律的矛盾,实现司法的社会正义的法学进路。     

刑诉法大修:公权与私权的博弈

现代社会,刑事诉讼法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保护程度,往往成为衡量人权保障水平和法治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如何在保护人权与打击犯罪、公正与效率、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之间寻找到合理的平衡,是此次刑诉法修改的关键所在。     

论人工智能时代的算法司法与算法司法正义

算法司法,作为人工智能时代新的司法样态,已初现其时代意义:有力回应了新时代解放司法生产力,提升司法效能、切实保障算法司法正义的迫切需求,但也存在着算法隐蔽性和司法公开的冲突,算法司法商业化以及过度重视专家系统经验等风险。算法司法的未来,无论呈现出增强/改善司法,还是替代司法的姿态,算法司法正义都应当是未来司法正义的必然选择。     

司法正义实现的要件探析

在社会生活中,人们之间发生利益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由此引起的法律纠纷也必然是层出不穷。在所有的解决机制中,司法救济是最终的救济,是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其中,司法独立是实现司法正义的前提,程序公正是实现司法正义的保障,精英化的司法人员是实现司法正义的基础。     

论司法程序正义与实体公正

司法程序正义对健全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对防止司法腐败、保障人权、解决司法实践中的困难以及在社会政治生活中都具有重要意义。由于舆论的误导、政治的介入、司法体制的不完善以及缺乏必要的制度和程序监督 ,使程序正义产生误区 ,客观上给公民个人及家庭造成痛苦和损害 ,同时也极大地损害了法律的威严和司法机关的形象 ,破坏了社会正常的秩序。为保证实体的正义与公正 ,必须努力加大司法队伍建设 ,提高司法人员的素质 ,牢固树立诉讼程序法的权威观念 ,依法办案 ,科学办案 ,实事求是地办案 ,建立健全错案追究制 ,依法保护嫌疑人、被告人及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正义视角下的恢复性司法理念之检讨

在刑事司法过程中如何理好地保护被害人,如何更加有效地使犯罪分子改过自新,成为各国司法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英美国家盛行的恢复性司法对解决上述问题进行了创造性的尝试,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本文拟从人文视角下的正义观、刑罚观,结合国际社会刑事司法制度的现状,提出恢复性司法理念在中国法学语境下的初步界说。     

程序正义彰显司法公信力

近期,国人高度关注的薄熙来案和李某某强奸案陆续作出了一审判决。两个案件的审判严格遵循刑事诉讼程序,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罚当其罪。两案的公正的审判程序不仅是我国司法实践的重大进步,更是我国刑事司法进一步民主化、法治化的     

程序正义还是实体正义——关于沉默权入法的理性思考

目前,沉默权入法可能因执法、司法力不能及,导致大量刑事案件不能及时破案、大量罪犯逍遥法外和社会秩序恶化的后果,致使沉默权入法未能保护公民合法权利,而是保护了罪犯。应当权衡利弊,进行理性的抉择。     

论司法正义之供需关系及其模式转换

司法正义不是司法操作者的单极正义,它事实上是一个受到供需双方影响的变量。我国应当摒弃＂主体——客体＂式的司法过程设计,转到＂主体——主体＂型的新司法交往模式上来。只有司法过程的参与者均能站在平等的台阶上,才可能实现思辨的充分交流,利益诉求的充分表达,进而达到正义观念的价值统一。     

刑事和解:我国司法正义与社会和谐

近年来,刑事和解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展开,其背后蕴育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和刑事理念的重大变革。刑事和解的引入对中国刑事司法制度改革带来希望和生机,同时该制度在我国的试验和推行还存在问题和障碍,在我国的移植和融合还需要较长过程,但作为一种基于我国现实社会需要而发育出来的司法模式,必将获得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司法

司法部等四机构发布《关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据法制网3月5日讯,3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实施。法律援助的条件放宽,申请的时间节点提前,将有更多人享受到法律援助的"免费午餐"。新规的一大亮点就是法律援助的申请范围扩大。过去法律援助主要针对经济困难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新规中明确四种情形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属于一级或者二级智力残疾的;共同犯罪案件中,其他犯     

数字正义视域下数字司法建设面临的障碍与对策研究

数字正义是在网络信息化背景下对传统正义的转型升级,是数字社会赋予公平正义的更高需求,应当成为新时代司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国数字司法建设尚处在初期阶段,存在“数字鸿沟”导致司法触达不全面“、算法黑箱”造成司法推论不透明“、技术机械”致使司法审判不合理等诸多问题,阻碍了司法创造更高水平的数字正义。在通往数字技术嵌入司法领域的新一轮变革中,还需要从健全数字司法法治化规范体系、强化数字司法系统的安全实用、优化数字司法建设的人才支撑、改进数字司法应用的监督机制等方面着手,加强数字司法法治建设,从而更好回应人民群众对司法正义的美好期待。     

司法改革2007

近年来，司法改革问题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关注。法学界围绕着司法改革所进行的争论与设想不绝于耳，与此同时，司法改革也在司法实务界大张旗鼓地进行着。各地方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作出了各式各样的大胆的创新与尝试。面对这些各自为政式的改革措施，业界评价也是毁誉参半，有人称这些举措是有益的探索，为司法改革探索了道路；也有人对于那些超出法律规定范畴的改革颇有微词。令人眼前一亮的是，2007年国家立法机关、司法部门围绕着司法改革采取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举措，不论是出台大量法律、法规，还是收回死刑复核棍不论是统一诉讼收费标准，还是改革审判委员会……细细品来，这些举措无一不指向一个共同的且标：司法改革已经从试验性的零敲碎打走向中央集中部署统一推进。     

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的保障

刑事诉讼法设立的一个目的是为了防止过于追求追控和惩治犯罪的效率而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个人的人权遭受不当侵犯。虽然我国新的刑事诉讼法所作的改进加强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的保护。但是,由于制度本身的缺陷以及执法过程中违法操作等原因,侵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的现象仍时有发生,这些都值得我们深思和研究。     

论刑讯逼供的司法对策

人民警察法对人民警察的刑讯逼供行为规定了两种司法对策 ,即刑罚对策和国家赔偿对策 ,但刑讯逼供却屡禁不止。究其原因主要是两种措施对刑讯者的惩罚不力。应加大对刑讯者的司法惩治力度 ,以有效地遏制刑讯逼供行为 :扩大刑讯逼供犯罪主体的范围 ,认真执行刑讯逼供案件的立案标准 ;对刑讯逼供“致人伤残、死亡的” ,必须以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从重处罚 ,并注重死刑和无期徒刑的适用 ;对刑讯逼供案件实行从快审判原则 ;因刑讯逼供造成损害的 ,应由刑讯者个人承担赔偿责任 ,不足部分再由国家补偿 ;对刑讯逼供者应适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解决对受害人的赔偿问题。     

佘祥林案：刑事司法需要人权保障

2005年4月13日上午,湖北省京山县人民法院对佘祥林故意杀人案进行再审,当庭宣判原审被告人佘祥林无罪,审判长告知佘祥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有关规定,在本判决生效后他可依法申请国家赔偿。至此,震惊全国的佘祥林“杀妻”案沉冤得雪,此前佘祥林因“杀妻”罪名付出了3995天囚禁生活的代价,其家人也因申诉而经受了诸多磨难。妻子失踪,佘祥林成了“杀人犯”1994年初,湖北京山县雁门口镇何场村村民佘祥林的妻子张在玉突然失踪,后经双方家人四处寻找,始终没有找到。因为张在玉患有精神病,当时,身为京山县马镇派出所治安巡逻员的…     

警惕“司法人质”现象蔓延

<正>小说《看守所》以小说中人物王冬来的口提到:"我是被新成立的那个站前执法大队抓的,全是小年青的,火气正旺,要多辣手有多辣手。怎么干我,我也没说。后来给咱家老爷子弄去了——抓我的时候,正赶上咱家老爷子戴个老花镜在前屋给我校枪的准星呢——给咱家老爷子的裤腰带也抽去了,老爷子提溜着裤子,见到我被关在铁笼子里,叫了一声儿,眼泪就下来了。我当时就疯了,抓着栏杆嗷嗷骂。办案单位的跟我谈条件,只要我说,就放咱家老     

司法改革：为了公平与正义

2005年4月13日,身披“杀妻”罪名蒙冤入狱11载的佘祥林,被湖北省京山县法院重审并当庭无罪释放。同年10月27日,佘祥林及其家人共获国家赔偿45万元。至此,轰动一时的佘祥林“杀妻冤案”终于尘埃落定。中国近年来所进行的一系列司法制度改革,目标直指公平与正义,以期为和谐社会提     

正义、效率与秩序——司法体制改革的价值取向

现代市场经济离不开通过司法对社会关系以及利益冲突的合理调整。顺利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是在新时期为我国的经济建设营造良好法治环境的重要举措之一。正义、效率与秩序应是我国当前司法体制改革的基本价值取向。在追求正义和效率、秩序存在一定冲突的情况下,如何寻求正义与效率和秩序的最佳平衡点是有关改革部门应当积极探索的目标,也是司法工作者在司法实践中必须进行理性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