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及合法性资源的思考

随着社会形式和结构形式的多样化、民主政治的推进、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前进和国际间的交流,加强党执政的合法性资源建设,成为党在新时期建设的一个重大而严肃的课题。本文从执政党合法性问题的提出、分析以及合法性资源营建方面进行论述。     

论政治合法性的二元张力——兼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资源的选择

就现代意义的合法性内涵来说,包括两种形态:实质合法性与形式合法性,其中实质合法性是一种政治秩序合法性的最根本形态。如果二者之间保持适当的张力,能够比较容易地实现某种社会秩序和政治统治持久的稳定和延续。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始终与时俱进地选择其执政合法性资源,坚持了执政合法性原理,从而保证了继续执政与长期执政的地位。     

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问题研究述评

中共执政合法性问题研究开辟了党建研究的新视域,并成为近两年来党建学界研究的新热点。学界围绕中共执政合法性基础、合法性危机及其巩固合法性的对策等问题,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理论成果。但从总体上看,研究尚处于初步阶段,对许多问题的理论研究亟待进一步深化。     

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问题研究述评

中共执政合法性问题研究开辟了党建研究的新视域 ,并成为近两年来党建学界研究的新热点。学界围绕中共执政合法性基础、合法性危机及其巩固合法性的对策等问题 ,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 ,取得了一定的理论成果。但从总体上看 ,研究尚处于初步阶段 ,对许多问题的理论研究亟待进一步深化     

中国共产党执政新议题:从特定合法性资源到散布性合法性资源的转换

在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一向非常重视执政合法性资源的生产和再生产,而在中国共产党进行合法性资源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中,过于注重特定合法性资源的生产和再生产,却忽视了散布性合法性资源的生产和再生产。尽管特定合法性资源有其独特的功能,但从宏观的历史进程和良性的国家治理的视角观察,特定合法性资源存在着一些问题与不足,如特定合法性资源的单一性、再生产过程的断裂性以及刚性特征等。对于当前的中国来说,由特定合法性资源再生产模式向散布性合法性资源再生产模式的转型,已经成为现代国家和现代政党建设中的一个重要政治课题,而且进行这种转换的条件也已成熟,这是因为:特定合法性资源的弊端提供了直接动力,现代政党执政规律是其内在要求,中国共产党执政环境的变化是其客观要求,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实践已初步具备了模式转换的准备。     

转型时期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构建

政治合法性是现代政党存在和发展的最主要的执政资源,它是有效统治和政治稳定的基础。在日益迅速发展的社会转型期,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重塑我党的政治合法性基础已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为此,党必须增强和拓展新的执政合法性资源,构建新的合法性基础,有效地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政治合法性与党的执政地位

政治合法性是政治权力赖以存在并维持持久生命力的基础。中国共产党要想长期执政下去,必须正视存在的问题,从政治合法性的三大基础出发,从根本上巩固党执政的经济政治文化地位。     

试析中国转型期党的执政合法性

“合法性是现代政治生活的核心问题”,它维系着一个政治体系的存续和发展。合法性作为现代政治分析的基本框架,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中国现在正处于转型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面临着深刻的变革。多视角多层面认识和把握中国转型期党的执政合法性的表征与面临的挑战,提出积极的应对方案,尝试为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提供一种有益的探索模式。     

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历史变迁及启示

合法性是任何一种政治力量生存的前提条件,也是执政党之所以能够执政和存在的基本资源。中国共产党是我国唯一的执政党,其执政有历史合法性和现实合法性。通过对我党执政合法性历史变迁的探究,从中总结经验,对当前加强党的合法性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是非常有益的。     

论新时期我党执政合法性问题与对策研究

在现代政党执政的实践过程中,合法性问题关系着执政党的生死存亡。中国共产党执政60多年来,随着历史的发展,由于各种原因,我党所拥有的四大合法性支柱不断地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冲击和挑战。如何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如何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高度重视的重大课题。     

执政党执政合法性资源论析

为了维护和实现政党持续、有效、稳定的统治,执政党需要不断寻求、开发、挖掘执政资源。执政合法性资源在党的执政资源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执政合法性资源主要包括良好的领袖形象,主流的意识形态,明显的执政绩效,强大的法律保障,扎实的群众基础等诸多方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要善于运用和扩充执政合法性资源,它将有利于维护和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从利益角度看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规律

巩固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是党的执政规律之一。本文从利益的角度分析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规律,认为贯穿合法性基础的一条脉络就是利益的实现。同时,利益关系的复杂性和层级性决定了合法性基础总是历史的、具体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做出相应的调整。并从利益角度分析当前我国巩固合法性基础面临的问题和对策。     

中共执政合法性资源的历史嬗变

执政合法性对于政权体系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执政党要获得和巩固执政地位,必须拥有必要的执政资源。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执政以来,随着社会的不断变化,执政的合法性资源发生了变迁。在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依法治国的重要思想,是针对当前执政党面临的经济效绩合法性资源挑战所作出的战略回应与超越。     

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路径分析

政治合法性是指政府基于被民众认可的原则基础上实施统治的正统性或正当性.执政党执政合法性的基础和资源在不同时期合法性内容和要求有所不同,并具有流变性特征.政治合法性体现意识形态、领袖个人魅力、执政绩效和民主法治等层面.当前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合法性资源不断弱化;政绩合法性处于主导地位;而民主法治资源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地位日渐突出,体现在基层民主、社会治理、党内民主、协商民主等不同层面.     

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路径分析

政治合法性是指政府基于被民众认可的原则基础上实施统治的正统性或正当性。执政党执政合法性的基础和资源在不同时期合法性内容和要求有所不同,并具有流变性特征。政治合法性体现意识形态、领袖个人魅力、执政绩效和民主法治等层面。当前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合法性资源不断弱化;政绩合法性处于主导地位;而民主法治资源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地位日渐突出,体现在基层民主、社会治理、党内民主、协商民主等不同层面。     

西方政党执政合法性理论研究与启示

在合法性的概念方面,西方最早从理论上明确论及合法性问题的是卢梭,继卢梭之后,马克斯.韦伯开创了经验主义合法性研究范式,并得到李普赛特、伊斯顿等进一步发展,但也遭到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批判和反思。在政党执政合法性的基础和来源方面,卢梭认为,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是公意目标的展现;韦伯从经验分析出发,提出了合法性的三种基础;戴维.伊斯顿把合法性的基础归于意识形态、结构和个人品质三方面。在合法性维护理论方面,主要有李普塞特的合法性与执政有效性关系理论,伊斯顿的特定支持和散布性支持理论以及哈贝马斯的重建式合法性理论。     

党的先进性建设与积累执政的合法性资源

党的先进性建设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成果之一。党执政的合法性资源,由历史资源、权力资源、理论资源、组织资源、经济资源、群众资源所构成。群众资源是合法性资源的核心资源。党的先进性建设是积累合法性资源的重要途径。要坚持理论建设,从思想认同上扩充合法性资源;坚持以人为本,从利益认同上扩充合法性资源;坚持制度创新,从制度认同上扩充合法性资源;坚持社会建设,从和谐社会构建认同上扩充合法性资源。     

执政合法性的道德考察

从历史渊源来看,执政合法性首先是作为一个伦理学命题提出来的。从当代政党执政的实践来看,政党执政的合法性是指人们内心的一种认同态度,这种态度取决于政党的执政既要是合乎法律的,更要是公正的,合道德性的。失去了执政的道义基础,任何所谓合法的法定程序都挽救不了政党失去执政资格的命运。     

反腐败与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关联性研究

腐败分子和腐败现象极大地疏离了党群、干群关系,削弱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新一届领导集体重拳反腐,一批腐败分子相继落马,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反腐肃贪的决心,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和拥护,执政合法性基础得到进一步巩固。但也应该清醒地看到,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反腐败形势还非常严峻,反腐败工作离人民群众的期望和要求还有很大差距,执政党必须加大反腐败力度,严惩腐败分子,遏制腐败势头,直至最终铲除腐败产生的土壤,才能赢得民心,不断巩固自身的执政合法性基础。     

科学发展观与当代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资源的重构

维护和加强合法性是执政党面临的重大课题。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中国社会的加速转型,给执政党权威的合法性带来了挑战。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重塑合法性资源的利益诉求与战略回应,为当前党的合法性资源的开发和重构提供了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