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的未成年人刑罚制度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花朵,是未来的希望。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呈上升趋势,逐渐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面对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联合国和各国政府制定了相关的对未成年人实行特殊刑罚制度的法律。我国也相继制定了《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并探索在司法实践中对未成年人实行特殊刑罚制度。为加强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和教育,完善未成年人刑罚制度,本刊专门组织专题,就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观念与刑罚制度等方面的内容进行探讨。     

冲突与平衡:论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

为了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我国修订后《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借由司法途径来实现对未成年人的非犯罪化、非刑罚化的实质性保护处遇。但是,作为刑事司法下"起诉裁量主义"与以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为目的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相结合的产物,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背后蕴藏了刑事司法效率与犯罪特殊预防、刑罚主义与保护主义、未成年人福利与正当程序、个别处遇与处遇均衡等理念的冲突与平衡。     

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研究

犯罪,是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一个普遍难题,而未成年犯罪又成为国际公认的一大公害。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除自身原因以外,更多的是社会、家庭、教育等多方面的影响。无论从未成年人的特殊性出发,还是从实现保护刑罚的目的出发,我国有必要建立未成年前科消灭制度。     

宽严相济视野下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研究

将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置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之下,与我国一贯坚持的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青少年犯罪处罚原则相辅相成,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当具体运用于刑事诉讼各个阶段,应建立和完善未成年人犯罪相关的刑罚制度,以保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与执行。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未成年人犯罪不起诉制度探析

未成年人犯罪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但由于未成年人的特殊性,我国一向秉承"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不起诉制度是针对未成年人人格的可塑性,通过法律与社会的综合力量,来达到矫治目的的一种理性选择。对未成年人轻微犯罪非刑罚化处理是全面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具体体现。由于种种原因,我国不起诉制度在执行中受到一定的限制,特别是没有专门设置针对未成年人犯罪不起诉的程序,因而在执法实践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本文拟就未成年人犯罪不起诉制度若干问题进行思考和探析。     

我国未成年人缓刑适用条件分析

缓刑制度作为一种刑罚执行措施,其已经被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广泛采用。我国刑法虽然也规定了缓刑制度,但是并没有对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缓刑的适用做出一定的区分,这不利于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和合法权益。现就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缓刑适用条件展开分析,以期推动未成年人缓刑制度的立法和司法实践。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检视

秉持对违法犯罪未成年人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两高两部”联合发布了《关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实施办法》,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进行全面细化。检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实践,存在封存机关不统一,封存程序、救济制度不完善等问题。为保障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高质量运行,应明确将检察机关作为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管理的统一主体,加快建立统一的未成年人犯罪信息库,完善查询程序,构建未成年人罪后考察机制并完善救济程序。     

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处理初探

未成年人犯罪处理的特殊保护是在《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基础上各国达成的共识,非刑罚处理是对犯罪较轻的未成年人一种感化教育的有效措施.探索符合我国实际的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处理方法,完善未成年人犯罪司法保护的体系,以达到矫正未成年人犯罪的目的.     

初探如何建立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第二百七十五条则明确规定了有条件的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即"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应当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初步在我国确立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2012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制定了《关于建立犯罪人员犯罪记录制度的意见》,对该制度的实施进行细化。意见结合新修订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提出建立犯罪人员信息库,完善犯罪人员记录的实施意见,其中也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实践提出要求。经过对未成年犯管教所、社区矫正机构、人民检察院等机构的实地调研,本文尝试提出完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几点做法。     

未成年人犯罪司法保护制度的完善研究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花朵,也是社会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但是近年来,未成年人的犯罪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性质上都呈现恶性发展趋势。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感化和挽救未成年犯罪人,将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制度纳入国家的司法制度中,将它的完善提高到衡量国家司法保障制度水平的标准之一。本文以我国目前的未成年人犯罪司法保护制度为研究对象,通过几点建议以期推动未成年人犯罪司法保护制度的完善,有效的整合各方有利资源,改善未成年人司法环境,提高未成年人保护力度。     

对“刑罚的执行”法律定位的学理思考——兼论我国监狱法典的完善

在我国监狱法中 ,刑罚的执行被定位在与狱政管理、教育改造等并列的层次上。本文认为 ,这一定位是报应刑罚思想和新中国行刑领域中的“三位一体”观念的产物 ,很难自圆其说。无论从历史看 ,还是从逻辑看 ,刑罚的执行是狱政管理、教育改造等的上位概念 ,因此 ,监狱法应对刑罚的执行重新定位     

宽严相济政策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的适用——以刑事诉讼程序中的检察环节为视角

检察机关要正确领会和切实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以"宽"与"严"相济为导向来处理未成年人犯罪。在具体执法手段上,要区分未成年人犯罪的不同动机和不同情节,采用多元的"宽"的执法方法;对未成年人犯罪性质恶劣、情节严重的要及时给以打击,该捕要捕、该诉要诉,当严则严;还可以考虑借鉴"恢复性司法"司法措施,以兼顾未成年犯罪人的权利保护和受害人损失的恢复与补偿。"宽"与"严"都要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和谐为其终极目的。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的立法问题研究——以公安机关的经济犯罪侦查为中心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因属于不同法域,由于部门保护主义与行政执法遮蔽而使得以罚代刑成为常态。建立的衔接机制存在问题导致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案件的数量呈下降趋势。有关此问题的立法应当在报案线索与案件移送、受理与处理以及证据的转化等方面作出修改,使“脱节”的环节得到衔接。     

论我国刑罚理论研究中的四个误区——刑罚目的一元论之提出

我国刑罚理论研究中存在四个误区:混淆了刑法目的与刑罚目的;对刑罚目的的含义理解错误;把一般预防当作刑罚目的;把报应当作刑罚目的。通过对这四个误区的厘清,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刑法目的与刑罚目的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刑罚目的,是指国家通过适用和执行刑罚所期望达到的目标;一般预防是刑法目的,不是刑罚目的;报应是刑罚的本质,不是刑罚目的;刑罚的目的是特殊预防。     

未成年犯罪的司法救济研究

未成年犯罪问题是我国面临的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呈逐年上升趋势。由于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不同于成年人,我国对犯罪的未成年人采取保护性法律制度,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鉴于目前我国法律对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尚未形成完整的法律体系,还没有独立的未成年人犯罪实体法和程序法,需要各级司法机关进一步探索完善未成年犯罪的司法救济体系,比如少年法庭体系,暂缓起诉制度,改变刑事单一化的现状,突破审判单一化的局限,重新确定法官评价体系及法官职能摈弃指定管辖的做法等。     

《吕刑》在中国法律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吕刑》所反映的德刑并举治国思维及刑法制度与原则,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后世刑法的构建。在法律思想方面,后世社会的明刑弼教、乱世重典及贤人执法理念与《吕刑》有渊源关系,在法律制度,古老的五刑、五听与赎刑也是后世同类制度的嚆矢。《吕刑》中关于上下比罪、简孚有众、其刑上备等定罪量刑原则又分别成为后世的类推、据众证定罪及重罪吸收轻罪等制度的示范。     

论犯罪分层理论的立法走向——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视角

犯罪分层是纵向的犯罪分类,一般分为轻罪、重罪。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贯穿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刑事执法全过程的根本性、全局性和总括性的刑事政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求犯罪分层理论的立法明确化,并要求在立法时采取以刑罚为基础的形式标准和抽象的思考方式。但就现阶段而言,我国实现犯罪分层理论的立法明确化,存在着刑法典罪刑不相应、研究不充分等立法障碍。所以,犯罪分层的立法明确化对于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具有重大的意义,但犯罪分层的立法实现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论人民检察院对行政处罚权的刑事法律监督

人民检察院通过对职务犯罪行使侦查权实现对行政权的监督是我国行政法学和检察学的传统理论。现实中行政处罚以罚代刑,不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等违反刑事法律问题普遍存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存在局限性。应对传统理论进行反思,确立人民检察院在行政处罚程序中的刑事法律监督地位,设置相应的检察监督机制,以有效地预防职务犯罪和惩治经济犯罪。     

责任共犯说批判

在欧陆、日本刑法学上,责任共犯说是主张共犯因为使正犯堕落,陷入罪责和刑罚而受到处罚的共犯的处罚根据理论。责任共犯说由于被指“严重违反责任主义原则”,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经逐渐走向式微。从解释论结论上看,我国传统刑法学关于共犯的处罚根据理论基本属于责任共犯说,同样面临责任共犯说所面临的所有批判。因此,有必要重构我国刑法学共犯的处罚根据理论。     

Youth violence: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a treatment program in a central Illinois county

A local treatment provider has developed an OPTIONS program to prevent adolescent aggression. The program is designed for youths who displayed threatening or abusive behaviors, particularly toward family members. This study describ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juveniles and their families who were referred to the program and if the program participation helped reduce the severity of violence and improve the communication skills among program participants. Referrals came from law enforcement, juvenile court services, school resource officers, and parents. Information on 100 juveniles and their families were provided by the counselors of the program. The findings showed that a large percentage of juveniles came from unstable families with a family history of criminal convictions, substance abuse, or mental illness. Program participants showed an improvement in communication skills and reduction in their levels of dangerous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