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道德主义的立场与辩护

2010年南京换偶案所触及的深层争议是法律道德主义能否成为一种可被辩护的政治道德原则。本文梳理了关于法律道德主义的代表性理论以及来自中立自由主义理论的批判,并为一种政治至善主义理论所支持的弱意义上的法律道德主义辩护。弱意义的法律道德主义对共同体的良善环境和基本善进行保护,同时也承诺保护多元社会环境之下的个人自主。在对四川遗赠案和南京换偶案的分析中,法官的道德推理应该站在弱道德主义的立场上进行权衡。     

“人权的终结”六论

作为意识形态的人权成功波及全球,而作为实践的人权却面临着巨大灾难和困境,这形成了鲜明的悖论。尽管权利是自由主义的卓越产物,但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和法律哲学却未能充分理解权利的运作。因此,本文提出一种新的人权谱系和人权哲学对自由主义人权理论予以替代。作者主要从人权与自然法的革命性特征,人权与主权的内在联系,人权普世主义与文化相对主义的相互依赖,以及人权在追求人的解放和自我实现过程中对主体的分裂和重构等方面展开论述。     

自由主义:基于理性的政治论说

无论我们对自由主义持何态度 ,都不可否认它是当今汉语学界的一种显学。由于各种原因 ,在学界占据主流地位的始终是 2 0世纪后半期在西方兴起的以反思启蒙理性为着力点的、以哈耶克、波普和伯林等为主要代表的自由主义思潮。然而 ,由于对自由主义在西方发展脉络 ,尤其是自由主义之最初证成缺乏足够的了解 ,国内学人难以理解哈耶克等人何以要极力辩解自由主义不是建构理性主义 ,误认为其对“理性的滥用”之批判就是要批判理性本身 ,有些人甚至追随某些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 ,断定自由主义抛弃理性仍能得到有力辩护。通过剖析格雷和罗蒂两个学案表明 :自由主义之哲学论证离不开理性 ,否则或失去其本质或沦其为偶然 ,因为自由主义本为探求政治理性之学。不过 ,自由主义并非建构理性政治的惟一通途 ,肯定还存在着建立理性政治的其他通路需要我们去摸索     

美国多元主义政体成因探析

美国的政治过程是由一批权力中心的运作来体现的美国是典型的多元主义政体国家，这一强调个人和公民社会权利的政治体制表现为权力中心的多元化。多元主义政体在美国的形成不是偶然的，而是由美国独特的历史背景、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人们对纯粹民主政治可能导致弊端的担心以及美国利益多元化等多方面因素决定的。了解美国政治本质特征及其成因，有助于我们认识美国政治和美国政府的决策过程。     

哈耶克自由主义理论之研究:方法与立场

在政治哲学谱系中占有重要位置的哈耶克自由主义理论是与二十世纪国际政治格局、尤其是与极权主义和计划经济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性影响有关。正是对二十世纪“各种形式的集体主义”政治情势和意识形态的敏锐启动了哈耶克自由主义思想的开展,而对政治情势和意识形态的学理诊断则是哈耶克所担负的哲学使命和知识职责。研究哈耶克自由主义理论的方法应是哲学式的,而评判立场则不能以我们置身其间的政治情势和意识形态作为择取的标准。     

欧盟宪法发展进程中的双重变奏——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视角

欧盟宪法较之于民族国家的宪法的一个突出特征在于，欧盟宪法不是来自于一次政治决断，而是由多个连续性的决断构成，这就表现为欧盟宪法的发展或欧盟统合秩序的形成是一个由多种力量或因素参与其间的法律与政治进程，其中，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最为重要，从而欧盟宪法的发展进程也就体现为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双重变奏。共和主义是欧盟宪法的灵魂与骨架，而自由主义在欧盟宪法发展之初是作为一种积极的力量而存在的。随着欧盟宪法的发展，因触及了各个民族国家的政治、社会发展模式及成员国人民的福利，自由主义则成为欧盟宪法发展中重要反对性力量所借助的思想资源，但是，源于“欧洲梦”的追求，共和主义较之于自由主义始终具有正当性与统摄性。欧盟宪法未来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就取决于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平衡。     

立宪主义的哲学分析

对立宪主义可以从纵向历史发展的角度进行哲理分析。古希腊、古罗马和中世纪政治哲学中的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对立与互动,为近代立宪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前期的思想基础。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及科学方法论所引发的理性主义促成了政治个体主义的产生,进而形成了以英国、美国、法国为代表的早期立宪主义政治哲学。在英、法两国相互学习和借鉴的背景下,经过各种新兴思潮与立宪主义的相互激荡,19世纪的欧洲立宪主义哲学开始走向成熟,贡斯当、托克维尔、密尔等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     

现代美国宪政理论的发展——从纯粹自由主义向制度主义的转变

20世纪,传统宪政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受到了来自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挑战。解决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探索通向“美好社会”的制度之路成为美国政治科学和宪政研究的出发点。新宪政论在批判改造传统宪政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制度设计者”观点、对宪政目标和实现目标的制度性手段的理解以及对制度的实践理性的关注,从政治哲学和宪政实践层面深刻反映了美国宪政从纯粹自由主义向制度主义的转变。     

论儒家社群主义民主思想

西方民主制度本身存在缺陷,所以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道路并不必然要走西方式的自由主义民主道路,中国完全可以借鉴结合杜威式的社群主义民主,从自己的文化里发展出自己的民主化道路,开拓第三条民主化道路,儒家社群主义民主便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希望所在。     

自由主义传统下的社群主义

20世纪90年代，西方社会兴起了一股新的政治思潮——社群主义。社群主义的复兴是后冷战时期各种社会条件的产物，其本质仍是对新自由主义的补充。它是在意识形态的领域内对资本主义的挽救和改良，但它也关注一定的社会目标，进而拉开了资本主义质变的序幕。它促进了西方政治哲学的竞争和发展，为第三条道路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石，对西方社会的发展起着一定的促进作用。     

分配正义的两个考察维度

本文基于政治哲学的视野,从持有—转让—矫正、起点—过程—终点两个维度具体讨论社会基本结构的分配正义问题。分配的每一个具体环节都应是平等的基本自由权利的具体呈现,并受到平等的基本自由权利的反思性平衡。社会基本结构对于财富转让具有背景性规定意义,二次分配的矫正正义性可以得到契约论的充分辩护;起点公平是以人自由存在能力为核心的人的存在关系状态,社会财富分配在起点正义基础之上经过合规则的程序过程所达到的终点,既是平等基本自由权利的实现,同时又是新过程的起点。     

论隐私权与新闻自由的法律冲突及调适

新闻自由是现代社会实现民主政治的客观需要,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大众传播手段日益先进,其社会影响也更为深刻.与此同时,新闻媒体对公民的隐私权等人格权的侵害变得更加容易,媒体行使新闻自由权和公民隐私保护的冲突也日趋明显.因此,应在结合二种权利的性质及具体国情等综合因素的基础上,以优先保护隐私权为主,同时辅以个案利益权衡的方法来解决冲突.     

美国隐私权的宪法保护述评

美国隐私权的宪法保护建立在其独特的司法审查的基础上,有其独特的特色,不仅体现在通过最高法院对宪法的司法解释回应了公民权利运动对隐私权保护的要求,而且宪法对隐私权的保护具有开放性,虽然美国宪法对隐私权的保护受制于社会传统伦理道德和政府的政策,但是通过消极的个案判决方式从基本人权的角度确立了宪法对自决权意义上的隐私权的保护。     

“异姓不王”的传统国宪规范及其悖论与破解

传统政治哲学中“赐姓命氏”的实质就是授予治理权,“异姓”被视为“异德”,不得分享治理权.以西周初年宗法分封为标志,传统政治实践逐步确立了“异姓不王”的国宪规范,其精神实质是“家国一体”、“家国同构”的“家天下”理念,终极目的在于维护最高治理权独家垄断的治理秩序.不同朝代的治理者以不同方式对“异姓不王”加以重申和宣示,但基于特定政治局势也或多或少地有所突破,封异姓为王,从而形成了“异姓不王”的政治悖论.古代政治家和法律人运用政治法律智慧,通过一系列行为、制度和手段对这一悖论进行了破解,使华夏文化政治共同体在治理集团内部权力分肥这一重大问题上得以“安身立命”.“异姓不王”的政治悖论及其破解表明,传统国宪的实际运行会出现表达与实践相背离的悖论现象,但是这种悖论本身也构成了传统国宪的一部分。     

隐私权制度中的权利冲突

现代社会,隐私权日益成为一项重要的人格权。基于隐私权概念的不确定性和法律的局限性,隐私权与其他权利的冲突不可避免。解决的方式有立法和司法两种。其中司法中的利益衡量方法发挥着重要作用。从类型化研究来看,隐私权与表达自由的冲突主要通过司法途径解决,而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冲突则主要通过立法途径解决。     

The philosopher’s courtly love? Leo strauss, eros, and the law

This essay poses a critical response to Strauss’ political philosophy that takes as its primary object Strauss’ philosophy of Law. It does this by drawing on recent theoretical work in psychoanalytic theory, conceived after Jacques Lacan as another, avowedly non-historicist theory of Law and its relation to eros. The paper has four parts. Part I, ‘The Philosopher’s Desire: Making an Exception, or “The Thing Is...’’’, recounts Strauss’ central account of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philosophy and ‘the city’. Strauss’ Platonic conception of philosophy as the highest species of eros is stressed, which is that aspect of his work which brings it into striking proximity with the Lacanian-psychoanalytic account of the dialectic of desire and the Law. Part II, ‘Of Prophecy and Law’, examines Strauss’ analysis of Law as first presented in his 1935 book, Philosophy and Law, and central to his later ‘rebirth of classical political philosophy’. Part III, ‘Primordial Repression and Primitive Platonism’, is the central part of the paper. Lacan’s psychoanalytic understanding of Law is brought critically to bear upon Strauss’ philosophy of Law. The stake of the position is ultimately how, for Lacanian psychoanalysis, the Law is transcendental to subjectivity, and has a founding symbolic force, which mitigates against speaking of it solely or primarily in terms of more or less inequitable ‘rules of thumb’, as Plato did. Part IV, ‘Is the Law the Thing?’ then asks the question of what eros might underlie Strauss’ paradoxical defense of esoteric writing in the age of ‘permissive’ modern liberalism – that is, outside of the ‘closed’ social conditions which he, above all, alerts us to as the decisive justification for this ancient practice.     

西方自由主义影响下的新闻自由——从17世纪以来西方政治传播学历史文献的角度

17世纪以来,投身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西方政治哲学家们对个人自由和新闻自由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论证,自由主义延伸到新闻传播中自然便提出了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以及出版自由等问题。17世纪以来的西方政治哲学家们基本上都将上述自由归因于天赋人权。英国思想家弥尔顿强调人是理性动物,保护言论和出版自由是因为只有允许人们公开辩论才能够发现真理,20世纪以来依靠公开辩论发现真理这一观念最终导致了思想和意见的自由市场理论的产生,它们成为支撑新闻自由理论的基石。在西方,新闻自由被人们视为一项绝对的精神权利,理论的倡导最终也导致了实践中的立法保障。回顾新闻自由的发展过程,有助于我们理解20世纪以来自由主义复兴的西方当代社会语境中,新闻自由所面对的进退维谷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