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诉案件质量保障机制研究

侦查、起诉、审判是刑事诉讼的三大环节,起诉前承侦查,后启审判,在刑事诉讼中起着不可忽视的枢纽作用,所以要构筑公诉案件质量保障机制。在起诉环节构筑案件质量保障机制,应建立三个机制:受案前的引导侦查取证机制、受案后审查起诉机制和结案后监督引导考评机制。     

公诉案件质量标准探析

建立公诉案件质量评价标准,应当严格依照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规定进行细化和量化,把审查案件过程中公诉人执行法律的情况细分为可量化的若干项,并以打分的形式进行逐项考评,以每个案件总分的高低将案件质量的质级标准分为优秀、良好、合格、较差等,并按不同的质级,规定奖励或处罚的幅度。     

死刑案件量刑情节研究

本文通过对司法实践中影响死刑适用的各种情节进行归纳比较,对死刑适用的依据和原则进行归纳分析,在此基础上进而提出死刑案件量刑情节适用时的具体操作办法,试图对死刑的造用提供更加明确和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则方法,以建言于中国的死刑制度改革与实践.     

公诉案件汇报的基本方法

案件汇报,即检察人员在通过阅卷、提讯等工作查明案件有关的情况,全面了解案件事实证据、定罪量刑等问题,形成了处理意见的前提下,以口头或者书面形式向有关领导说明案件情况、提出对案件的处理意见,为领导决策提供参考依据的办案活动。案件汇     

试论被告人零口供案件的公诉

被告人零口供是指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公诉阶段以及审判阶段均作无罪供述，拒不认罪。由于这类公诉案件缺少了“被告人供述”这一直接证据。加之上述所属的特点，使得此类案件在出庭公诉、指控犯罪环节上存在极太难度。它不仅要求公诉人具备优良的心理素质、较高的业务素质和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同时还要求公诉人要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和敬业精神，它更要求公诉人在提前介入、庭前准备、举证质证、发表公诉意见以及庭上答辨等诸多方面做认真细致的工作，做到成竹在胸，以不变应万变。     

我国行政公诉案件范围探析

行政公诉应该有不同于行政自诉的案件范围,合理确定我国行政公诉案件范围时应考虑我国政治制度特点,人民法院和行政机关在受理行政案件上的合理分工,促使行政相对人自我主动保护其合法权益和我国行政审判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等因素,结合以上考虑,行政公益案件和起诉机制受阻的行政私益案件应列入我国行政公诉案件范围.     

量刑建议环节羁押表现评价的公诉

本文以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检察院对被告人羁押表现评价纳入量刑建议的尝试为实例，介绍基本做法，并探讨其现实价值、可行性及制度设计问题。     

论公诉案件的证明责任

本文认为在公诉案件中承担证明责任的主体应是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只负对自己无罪、罪轻的事实提出证据的责任,并不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审判机关必须在证据确实、充分的情况下,才能作出有罪判决。     

公诉案件检察官客观义务初探

近年来,中国的法治实践受英美法系的影响很大,这在公诉案件中表现为排斥检察官客观义务,强调检察官当事人化.其实,公诉案件检察官客观义务在我国具有扎实的法律、思想与理论根据.通过对当前我国实践中检察官客观义务存在的不足进行分析,提出完善我国该项制度的合理化建议.     

公诉案件风险评估机制构建设想

最高检提出要建立健全执法办案风险评估预警机制,落实到公诉部门,就是要建立健全公诉案件风险评估机制。本文从公诉案件风险评估机制建设的必要性、原则、范围、步骤及方法、化解和处置、责任及防范等方面进行了相关探讨。     

量刑制度宏观问题研究

量刑制度的外观为刑罚裁量与体系化构成 ,包括缓刑制度、死刑缓期执行、再犯和特别减轻制度 ;量刑制度具有规范、限制、整合、贯彻功能 ;运行量刑制度需要考虑运行环境和权力介入、媒体舆论、法官好恶、治安形势等相关影响因素 ;量刑制度存在两个基本走向 ,即综合化与精确化。量刑制度改革宜从总体目标、制度完善并结合刑事诉讼改革三方面同步进行     

公诉权滥用与制约研究

对公诉权滥用的问题,我国学者进行过深入的研讨,但大多把视角落在将应诉而作不诉处理的角度上。实际上在我国,公诉机关由于拥有司法权力,又基于其追诉的倾向,往往在权力的滥用上更多的是将可作不诉处理的案件一再提起公诉。故本文从过度追诉的角度论及公诉权的滥用,试图揭示这一问题的另一面。     

论互联网时代诽谤罪的公诉范围

我国刑法对诽谤罪采取自诉为主、公诉为补充的双轨制模式。由于刑法但书“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公诉依据具有模糊性,同时司法解释本身缺乏解释力和可操作性,存在同义解释、近义解释等问题,加剧了公诉诽谤罪和其他罪名之间的冲突和竞合,特别是当被害人为地方领导干部时,诽谤罪的公诉权在实务中存在被滥用风险,部分限制公诉权的要件在实务中被淡化甚至忽略。从相对狭义的角度看,“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只有在行为人对侵犯个体法益具备主观故意,但对侵犯社会法益或国家法益不具备主观故意(或无法证明其具备故意)的情形下,才有其独特的法律适用价值并不与刑法其他罪名相冲突。为妥善处理和平衡诽谤犯罪中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关系,适应互联网时代的内外部变化,建议通过修改我国刑法,将诽谤罪区分为情节不严重、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的三种形态,为充分保障宪法权利,情节不严重的不作为犯罪处罚;为充分保障自诉权,情节严重的为绝对告诉乃论;为依法惩治犯罪,对符合特定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情节特别严重的诽谤犯罪可以依法公诉,以维护网络信息秩序。     

论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精准化

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广泛适用,检察机关不断加大量刑建议精准化改革力度。量刑建议精准化改革在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备受争议,其原因在于控辩双方具结活动的形式化、“明显不当”标准的模糊化、检察机关工作内容的复杂化,以及控审机关沟通关系的紧张化。对此,破解之道在于科学地把握量刑建议精准化改革背后的公诉权力变化,以此为前提统筹采取应对策略,包括划定精准刑量刑建议的适用范围、明确精准刑量刑建议的主要标准、推进审前具结活动的实质改造、提升精准刑量刑建议的质量水平、健全量刑建议的调整方案等方面,由此才能真正提升量刑建议精准化改革的实务成效。     

对我国控辩平等的检视与思考

控辩平等原则在我国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中还只是雏形,其与国际公约和司法准则对控辩平等的要求依然存在较大差距,甚至在某些方面尚未达到控辩平等之最低标准要求.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之再修改中,应当以控辩平等原则为基本原则,重构我国控辩关系及其相关体系,厘清控辩平等与刑事诉讼本质及其基础理论的关系,解读控辩平等的现代内涵,建立合理的刑事诉讼权力结构,扩张被指控人的辩护权,培养执法者正确的司法理念与适格的职业素养,研究决策者与社会公众在控辩平等原则构建方面的互动机制,为立法和司法实务提供参考.     

北京市社会治理效能评价研究:基于主客观的视角

本文综合运用客观评价方法和主观问卷调查研究方法相结合的优点,构建了北京市社会治理效能评估的六个维度,即社会保障与就业、社会服务、社会参与、社会公正、公共安全、公众满意度。主观评价数据通过实地调研有效问卷获得,客观评价数据通过统计年鉴和各类网站获得。通过主客观指标的数据收集和实地调研,最终测算出北京市社会治理的整体水平以及北京市16个区县社会治理的排名情况,并从治理手段、治理体制、治理机制以及透明化等方面提出了进一步完善的相关建议。     

照本宣科还是娓娓道来——公诉人当庭宣读起诉书制度之反思与重构

公诉人当庭宣读起诉书是我国刑事诉讼审判的必经程序，在大陆法系传统的国家或地区也颇为常见，而这一制度未必能达到预想的效果，反而会产生诉讼效率低下、庭审效果不佳、无法与法庭辩论形成呼应等弊端。作为控方证明行为体系中的开场行为，改革思路应当是将公诉人当庭宣读起诉书改造为为公诉证明构造清晰提纲的开庭陈述。     

浅析《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中“上下班途中”的涵义-析北京国玉大酒店有限公司诉北京市朝阳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行政纠纷案

案情： 陈卫东与北京国玉大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玉酒店公司）签订了书面劳动协议，国玉酒店公司未给陈卫束缴纳工伤保险费，该费用一直由陈卫束下岗时所在的北京馄饨侯餐饮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馄饨侯公司）负责缴纳。2006年9月20日晨，陈卫束自其住处骑一辆三轮车前往国玉酒店公司上班。     

发展中国家药品平行进口和药品可及性问题初探

本文从平行进口成因及理论分歧入手 ,结合药品问题的特殊性 ,提出发展中国家在药品的平行进口问题中应采用的策略 ,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认为在公共健康危机的状况下 ,有限制地使用平行进口策略符合中国的利益选择。     

论信访终结标准体系之构建——基于北京市和湛江公安系统的调研

现行信访终结标准存在内部缺陷和外部适用困境。信访终结标准重程序轻实体的特性,信访倒逼现象的出现,一体化终结标准适用受限的现状,导致信访终结机制运行失效。在明确信访终结机制疏导信访洪峰的功能定位的基础上,秉持利益平衡的基本原则,构建总体标准——个体标准相结合的信访终结标准体系是解决的可行方案。其中总体标准是总体性规定,侧重于程序,讲求统一性。个体标准是在信访案件类型化基础上的个体性设计,侧重实体,考虑个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