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立法技术与罪刑法定原则之实践——兼论罪刑法定原则实施中的观念误差

罪刑法定作为法治国的基本原则 ,要求刑法对犯罪构成要件及处罚的规定实现明确性。我国刑事立法、刑法理论与实务界在贯彻理解该原则时 ,过度追求刑法规范的明确性而致罪刑法定原则日趋教条化、本本化 ,有堕入法律形式主义并致法律实质虚无主义之虞。刑事立法技术的局限性决定了刑法规范的明确性只能是相对的 ,一定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不可避免。树立客观而科学的罪刑法定观 ,实事求是地理解构成要件的明确性原则 ,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立法解释必要论——兼论罪刑法定原则的贯彻执行

近年来法学界出现了一种认为立法解释无必要的观点。本文针对这一观点的主要理由逐一进行了有力的批驳 ,然后着重以罪刑法定原则的贯彻执行为例 ,论证了立法解释的必要性。     

完善村委会选举立法的建议

我国当前关于村委会选举的法律在保障村委会选举问题上存在严重不足,已阻碍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实施和村委会选举的发展,因而亟需予以立法和完善。     

解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自上个世纪80年代如火如荼的"严打"到现如今所倡导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调整背后映衬出了社会背景的变迁、民主法制的进步,以及法治观念的完善和保护人权意识的增强。施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就是要在法律的框架内,区别对待,宽严结合,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效统一。     

理性对待刑事和解

刑事和解作为一种以协商合作形式恢复原有秩序的案件解决方式,为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改革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思路.但目前由于与我国现有理念和传统的冲突,还不适合在我国完全地引入和移植.因此,借鉴和吸收该制度的合理因素,在现有制度上进行有限的修补,才是现阶段对待刑事和解的理性态度.     

作为间接法源的习惯法——刑法视域下习惯法立法机能之开辟

罪刑法定原则仿佛是套在习惯法头上的一个法箍,对刑法领域中习惯法的机能释放,施加着巨大的压制性作用。然而,正是在对主流理论———“罪刑法定排斥习惯法”这一论断的正本清源之中,隐含着挖掘和开辟习惯法机能的深刻契机。本文即是在这一进路指引下,对习惯法在刑法领域的功能予以拓展的初步努力。本文将着重分析习惯法在刑事立法领域的机能。文章在必要性与可能性的分析框架内,对习惯法作为刑事立法的间接法源的功能予以了初步考察。进一步地,文章以刑事和解制度为切入点,例证和说明了习惯法之于刑事立法的重要渊源式价值。     

论网络信用卡诈骗犯罪及其刑事立法

网络信用卡诈骗犯罪是新产生的一类犯罪 ,具有高技术化、跨国化、形式多样性和隐蔽性等特征 ,严重威胁着网络经济的正常发展。为了遏制这一跨国性犯罪 ,国际社会制定了若干刑事法律文件 ,但对网络信用卡诈骗的法律性质 ,各国还存在不同看法。网络信用卡诈骗犯罪给我国刑事立法也带来了新问题 ,主要表现为使用信用卡后拒付的犯罪化问题、信用卡诈骗的信息化问题等。     

论罪刑法定原则的立法表述

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取向应当是限制国家刑罚权,维护市民社会的自由,这也就要求对罪刑法定原则的立法表述应当采取消极的表述形式。我国刑法典第3条对此的表述是从消极和积极两个方面进行的,这不利于罪刑法定原则机能的发挥。对此,在理论上应当进行反思,在立法上应当予以完善。     

罪刑法定的明确性原则在我国刑事法治中的困境及其思考

明确性原则是罪刑法定原则的派生原则之一,在司法实践中对明确性原则的误读与忽视是造成明确性原则存在缺憾的重要原因,此外,罪刑法定原则的明确性要求与刑法系统的开放性之间的冲突也加剧了这种缺憾,为了解决罪刑法定原则的明确性困境,本文提出了构建刑事判例制度的构想。     

刑事司法中的罪刑法定与基层法官的刑法解释权

无论刑事立法或有权刑事司法解释的规定怎样详尽,仍然难以弥补刑事立法漏洞.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是让基层法官拥有适用刑法的合理解释权,这是立法定性、司法定量的基本刑法机制的要求,也是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必然要求.当然,确立基层法官刑法解释权的保障机制也势在必行,这是罪刑法定原则的程序性要求.     

论刑事司法政策的适度作用原则

一方面,刑事司法政策的指导作用,存在两类极端情形:过度适用和适用怀疑。该两类情形,既不符合广义刑事政策理论的自身要求,也不符合刑事法治改善司法效果的努力。另一方面,基于制度需求、利益反应、规范解释的需要,刑事司法政策还适用于形式理性、法律体系完备等法治条件下的刑事司法理论和实践。因此,刑事司法政策不仅应该进退有据,要以社会效果的改善为目的,而且应该进退有度,可以通过刑事法律规范要素的解释达到改善社会效果的目的,但不能直接创造新的规范。     

论行政犯的相对性及其立法问题

行政犯是客观存在的法律现象,它与刑事犯之间的区别,既有绝对性,也有相对性。刑事犯具有刑法评价直接性的特点,而行政犯则具有间接性。行政犯内部存在一定的层次差异,可以做典型的行政犯、次典型的行政犯和不典型的行政犯的划分。对行政犯的刑事立法,应当采用集中与分散相协调、统一与明示相结合的模式,必须贯彻积极介入和适度介入的立法原则。     

刑事政策与刑事立法关系的动态分析

正确认识刑事政策与刑事立法的关系对刑事法制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正确认识政策与法的关系是其前提。对二者关系的分析需要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进行。静态考察是为了认识政策与法的区别。动态考察是为了认识二者的联系。刑事政策对刑事立法的动态影响表现在对刑事立法需要的影响 ,对刑事立法内容的影响 ,对刑事立法解释的影响。刑事立法对刑事政策的动态影响表现为 :刑事立法本身的局限性 ,决定了刑事政策存在的价值 ;刑事立法具有规范性和稳定性 ,促使某些刑事政策向立法转化 ;刑事立法具有的国家意志性 ,可以抵制不符合立法基本原则的不适当的刑事政策。     

刑事政策与刑事立法关系探析

本文指出刑事政策与刑事立法的关系问题十分重要,影响着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本文先从刑事政策的概念和范围入手,进而分析刑事政策与刑事立法两者的关系,得出了两者是一对矛盾的结论。     

中美食品安全刑事立法特征比较分析

美国食品安全犯罪立法采取了附属刑法模式,具有立法划分独特、遵循严格责任、立法调控范围繁密、解释性立法突出的特点。中美食品安全犯罪立法的差异性体现在:立法渊源上中国采取刑法典,美国采取附属刑法;责任原则上中国采取罪过责任,美国采取严格责任;调控范围上美国更为宽泛;法定刑设置上美国更为轻缓;解释性立法上美国运用更多。     

我国刑事政策的演进及其立法影响

刑事政策的演进意味着国家在刑罚权运用、罪刑关系配置上一直在适时进行选择,而这种选择的结果必然影响着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社会形势的变迁,刑事政策亦审时而变,经历了由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到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再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演进历程;相应地,刑法也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简到繁、不断修正完善的过程。刑事政策与刑法互动关系的实践证明,刑事政策的理性化有助于刑法立法的理性化,立法因时制宜回应政策的变化也有助于刑事政策的作用得到充分而理性的发挥。     

罪刑法定之明确性要求的立法实现——围绕行为程度之立法规定方式问题

罪刑法定主义之立法实现在罪之规定上 ,集中表现为构成要件的规定 ,而其核心问题是构成要件行为的规定。作为构成要件行为之规定的明确性 ,其表现至少有三个方面 ,一是行为性质的明确性 ;二是行为的特定要求的明确性 ,如某性质行为可以有多种形式 ,刑法只应禁止某种或某类而非全部的情况下 ,某行为的限定要求的明确性 ;三是行为程度要求之明确性。而这三个方面中 ,我国刑法对行为程度的限定规定最多 ,导致的争议也最大 ,因此本文拟对此进行分析 ,以解决罪刑法定原则之明确性在行为程度规定方面的立法实现问题。     

浅析组织男性卖淫的刑事认定

男性卖淫是社会丑恶现象之一,它打破了传统大多数国家通过女性行为规范公民性行为的模式且实质上同其一样危害社会。本文侧重分析探讨通过对罪刑法定原则的正确理解来确定组织男性卖淫的犯罪性,确定其刑事认定问题。     

刑事立法模式研究

刑事立法模式是指一个国家进行刑事立法时所采取的模式。由于各国所属的法系不同 ,社会制度不同 ,或者相同社会制度的不同国家的刑事立法机关及其权限、立法程序的不同 ,使得各国的刑事立法模式各具特色且呈现出多样性。     

我国环境保护的刑事立法建议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环境问题已经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民事和行政的法律手段已经不能够有效的解决问题,许多国家开始越来越多地采用刑事手段来制止危害环境的行为,来弥补其他法律手段的不足,加强刑法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实现环境刑事立法起到真正应该起到的作用,这是当今世界各国的共识。目前,我国环境刑事立法也有很大的发展,但仍然存在很多不足的地方,需要进一步的完善。本文阐述了我国环境刑事立法的现状,分析了我国环境刑事立法中存在的问题并就其完善提出了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