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律师辩护的现实阻碍与优化路径

2018年立法机关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纳入《刑事诉讼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实供述罪行,同意量刑建议,可依法从宽处理。控辩双方实现由激烈对抗向合作的转变,诉讼效率显著提高。然而,当前认罪认罚程序适用中律师开展辩护仍然面临诸多障碍,如值班律师定位不明、律师辩护权利保障不充分、律师辩护效果不佳。为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构建,充分保障律师辩护权利,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修正:一是推进值班律师"辩护人"化,赋予值班律师与辩护人同等辩护权利;二是加强律师辩护权利保障;三是构建"有效辩护"机制,提高律师辩护的有效性。     

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律师参与

律师参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基于确保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真实性、自愿性与合法性的考量,旨在防止没有罪的人虚假认罪、保证有罪的人出于真实意志自愿认罪认罚,以及在最大限度内协助被追诉人因认罪认罚而获得程序上的从简和量刑上的从宽。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在立法上确立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增设了值班律师制度,强调签署具结书时应有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在场,然而律师参与能否确保达到被追诉人明知、明智且自愿认罪认罚的辩护效果尚有待观察。消减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有效辩护障碍的关键在于,赋予值班律师基础辩护权利并明确辩护律师相关辩护责任。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确立及其完善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加强人权司法保障,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等具有重要意义,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刑事司法领域的体现。在刑事诉讼中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应当秉持以审判为中心的理念,坚守法定的证明标准,保障被告人的上诉权,同时还应当改革值班律师制度。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量刑建议精准化的价值与实现方式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核心在于量刑建议,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深入发展,就必须重视发挥量刑建议的作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的量刑建议由于包含控辩双方合意以及具有较高的法律效力,因而不同于普通程序中的量刑建议,这就决定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的量刑建议需要做到精准化.精准的量刑建议具有激励被告人主动认罪认罚、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并提高...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证据开示制度研究

证据开示制度作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配套机制在实践中适用率较低,主要面临着司法理念滞后、适用成本高和程序设计阙如等三重困境。鉴于证据开示制度具有保障被追诉方的知悉权、提升认罪认罚质效和强化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主导地位等价值,有必要在现有法律框架内合理地探索其程序设计。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证据开示程序的设计应当从启动范围和方式、开示主体与开示对象、开示内容、证据开示的衍生效力、救济程序设计等方面展开。     

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协商性基因”激活之路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质上是协商性司法的本土化表现,在两者机理存在交叠的条件下,探索该制度中内含的协商性要素便极具必要性,而探索的方向则是挖掘协商性司法与对抗性司法该两类模式间的联系。鉴于我国语境下的协商必然从对抗中萌芽,且对抗性司法又须以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理念的落地为前提,因而,欲使该项制度就其附着的多元价值得到合理演绎,不仅需要与诉讼程序多样化的需求相适应,还应依照不同价值的特性适配以恰当的衔接机制。显然,审判中心诉讼格局的形成有可能为重罪琐案中控辩关系的重构加注推力,从而激活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长期隐匿的协商性基因。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律师有效参与问题研究——以刑事速裁程序为视角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目的是构建中国式辩诉交易制度。然而其存在增加无辜者被定罪的风险、强化口供在刑事诉讼的地位、削弱程序的公正性、动摇实质真实的理念的缺陷。对此,只有辩护律师的有效参与才能弥补。律师有效参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存在司法制度和诉讼程序两个层面的障碍,对此需要着力完善。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传统的辩护人角色定位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对此需要精准把握。     

职能与角色:检察官客观公正义务的开拓与延伸——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为视角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检察官角色职能在既有的矛盾属性中向内收敛和向下潜深,角色职能的新变化促使检察官客观公正义务的具体内容也往深处延伸,需要从自愿性证明、被害人权益保障和量刑建议优化三个方面着重精细化。据此,应当根据检察官客观公正义务的下潜趋势,树立自愿性认定标准,赋予相关人实际的法律援助权利并搭建监督体系。同时,要重视被害人权利救济与司法效率提升的辩证关系,进行量刑建议的分类精准化,在实践过程中增强检察官自身法律专业能力,科学化、精准化量刑,并在与法官的相互配合中厘清二者关系,最后自觉承担说明义务,促进法治国家建设。     

谈监所侦控权

警方在监所里面安装监控设备是其职权范围内的事,应该于法有据。在押犯的通信、会见等人权是一种受到限制的权利,不能与普通公民权的自由度相提并论。个案中对蒋律师宣判无罪,并不等于该律师行为正确,更不等于警方没有侦控的权力。警方的权力、当事人和律师的权利,都应该在法律范围内受到规范制约。     

认罪认罚制度中自愿性的判断标准及保障机制

认罪认罚是建立在被追诉人自愿性基础上的从宽处罚制度。该自愿性以被追诉人意志自由和知晓指控事实与法律后果为前提,因而应当坚持客观上是否具有影响意志自由的因素和主观上是否知晓有关事项的主客观相结合的判断标准。认罪认罚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仍然存在“非自愿”认罪认罚的风险,应当构建以权利保障和权力制约为内容的自愿性保障机制,使被追诉人的知情权、辩护权和反悔权得以顺利行使,并通过完善侦讯和录音录像制度、明确量刑建议标准和加强案件审查等方式实现权力制约。     

检察环节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内涵阐释与推进路径

刑事诉讼法中确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具有厘清认罪认罚从宽法律适用关系和丰富刑事诉讼司法模式的制度价值。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通过参与量刑协商,体现公平正义并提升刑事诉讼效率。两高三部制定的《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进一步阐明了制度的适用范围、适用条件和理解适用等问题,明确解决了法律适用中的疑难问题。但目前各地检察机关仍面临制度适用不均衡的问题。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为切入点,从新时代检察工作创新的理念出发,准确理解检察机关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主导作用和主导地位,有助于提升新时代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和水平。     

清代民族边防变化及划界签约

有清一代,传统边防的思想观念有了重大的变化。在遭受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的过程中,清王朝统治者认识到了国家边防防御的重要性。自康熙皇帝开始,清政府的边防观念开始转变,逐渐形成了一套边防指导思想和政策。     

论贵州民族高校图书馆在民族经济发展中的定位及作用

贵州民族文化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保护与传承。贵州民族高校图书馆是完成这项任务的主力军。在建设民族文化资源库的过程中,民族高校图书馆自身也得到提高。     

视频监控系统在街面侵财型犯罪防控中的应用评估

从技术层面来看,利用视频监控系统的技术防范模式较传统的人力防范模式具有明显的优势.但从应用现状来看,当前视频监控系统的整体应用效果与其初衷目标尚有差距,投入与产出不相匹配,存在着布建不合理,应用低效能等问题.应在充分认识犯罪规律和监控的区域性功能定位基础上,科学合理地布建视频监控系统,采用多种方法提高对视频监控数据的运用能力,最大限度地发挥该系统在街面侵财型犯罪防控中的效能.     

蛇王节·闽越文化·稻作习俗--浅谈闽北樟湖的蛇王节

闽北樟湖蛇王节的民俗事象,其文化内涵显示了蛇信仰的文化遗存.再深入一层,从稻作农业结构的文化氛围入手,可以得知,此种活蛇崇拜起源于稻作习俗中的祈年祭和祈雨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