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犯罪治理的理念创新与思维转变

现代犯罪治理理念应以多机构协作为主体,以大数据犯罪分析为路径,以犯罪情境预防为主要策略。犯罪治理的思维要由传统犯罪分析的"侦查学"思维,向大数据犯罪分析的"犯罪学"思维转变。有鉴于此,构建现代大数据犯罪治理体系应从转变观念、普及理论、拓展业务、创新技术、完善体系等五个方面着力推进。     

大数据时代下我国犯罪数据公开研究——以中美比较研究为视角

在大数据时代,犯罪数据分析与挖掘已成为犯罪学研究以及现代犯罪治理的基础手段。犯罪数据在揭示犯罪模式、犯罪原因以及评估犯罪防治效果等诸多方面拥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我国当前犯罪数据公开面临一些问题,直接导致犯罪学领域实证研究的匮乏,严重掣肘了大数据时代下犯罪数据价值的释放。通过国内外比较研究可知,我国目前需要公开更多样的更加全面的犯罪统计数据,建立交互式的犯罪数据公开平台,切实发挥犯罪数据在犯罪学研究和犯罪防治中的作用。     

数据驱动:侵财犯罪治理策略转向

数据驱动的侵财犯罪治理策略是以汇集侵财犯罪数据建立数据库为起点,通过数据统计、数据挖掘和犯罪制图等技术开展数据分析,提取侵财犯罪的标签特征,也就是提炼出侵财犯罪的时间、空间、被害目标、作案手法等犯罪模式,并建立犯罪预测数据模型,开展犯罪高风险人员、犯罪热点、易害群体等犯罪预测,具体发现哪类人群或目标在哪种时空环境中最容易遭受何种犯罪侵害,据此开展有针对性的犯罪情境预防。具体实现途径是,以大数据思维方式确立侵财犯罪治理的新理念,以系统思维方式推行侵财犯罪的"全链条治理",以数据化的整体性思维方式推进侵财犯罪数据的融合,充分运用大数据技术开展侵财犯罪预测,以多机构协作模式推进侵财犯罪的情境预防。     

犯罪治理现代化大家谈

犯罪问题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晴雨表,事关国家安全、大局稳定和人民利益,治理效果的良莠直接影响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单纯用法律特别是刑事法律治理犯罪只是治标之策,应将犯罪问题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加以研究,不断对现象特征、原因规律、循证施策等加深认识,才能做到标本兼治、重在治本,从而在依法治理的基础上实现源头治理、综合治理。为此,本刊特邀犯罪治理领域知名学者专家围绕犯罪治理的基本立场、犯罪治理与数据公开、犯罪治理与基层社会、犯罪治理与经济发展等关键议题展开论述,以飨读者,并希冀争鸣。     

信息技术革命向第四次工业革命演进时期的侦查策略选择

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信息技术革命使社会的空间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当下,信息技术革命正向第四次工业革命演进。在时代交替之际,对侦查策略进行选择将直接关系到犯罪治理体系的构建。如果选择不当,当代信息技术将无法最大化地得以运用,犯罪治理体系将出现混乱,犯罪治理能力将出现弱化,在犯罪面前,侦查主体将处于被动地位。选择侦查策略,可从侦查客体、侦查主体、侦查中介三个基本要素切入。就侦查客体而言,着重在于正确定位网络虚拟社会犯罪。就侦查主体而言,应选择“大侦查”战略,并将数据思维引入到侦查工作中。就侦查中介而言,重点在于对侦查新路径的研究与适应,对犯罪新客体物——电子数据的认识与利用,还需将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纳入国家战略的信息技术相互协调,创建与完善侦查数字化平台,并将平台用于应对犯罪。     

大数据背景下企业犯罪危险评估方法与技术思考

基于犯罪治理以及犯罪结构发生变化,利用数据技术实现企业犯罪危险评估,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相较传统企业犯罪评估的“人工主义”“经验主义”,犯罪数据评估的新方式更能挖掘人为容易忽略的细节,从而实现精准、智能评估。但适用大数据技术以进行企业犯罪危险评估仍需要解决如何收集关键数据、构建分析公式树以及如何正确利用数据等难题。参考国外犯罪评估模式以及数据系统可知,企业犯罪数据评估在企业犯罪已有规律基础上,有待转变传统评估理念,并进一步完善犯罪评估指标、关键指标数据收集,通过构建数据交流评议、智能互动模式,让受害者、第三人数据进入分析系统。在数据正确、有序的共享模式之中,实现企业犯罪评估数据的正确利用。     

大数据时代警务发展路径探索

社会信息化带动了城市生活的便捷化、数据化、高效化发展,却致使社会稳定陷入数据困境,以数据为依托的新型犯罪不断滋生。大数据与警务治理相互融合,日益形成警务大数据的治理模式。公安机关应主动加强战略调整,规避风险,加强公安机关对商业情报发展的战略调控,加强警务运行机制改革创新,有效发挥、挖掘数据潜在价值。     

后疫情时期山寨币网络传销犯罪的治理研究

山寨币网络传销犯罪是以虚拟货币投资为名的新型网络传销犯罪,此类犯罪的犯罪成本低,具有迷惑性、隐蔽性,轻易就能在互联网上病毒式扩散蔓延。后疫情时期山寨币网络传销犯罪频发,是疫情影响、法律规范不完善、缺少协同治理机制、网络平台责任缺失和参与者盲从心态的共同作用。对此,应当通过完善相关法律规范、落实网络运营者职责、运用大数据强化治理、加强反传销宣传教育以及健全跨部门协作机制等方式构建多元治理路径。     

论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网络犯罪的社会治理

网络犯罪是一个犯罪学概念,具体是指犯罪行为人以网络作为犯罪工具和犯罪中介,或者作为犯罪场所、犯罪对象而实施的违反法律的各种违法犯罪行为。当前网络犯罪出现了新的特点。为此,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应当创新防范打击网络犯罪对策,公安机关应当与银行、网络运营商等相关部门形成合力,建立防范预警机制,进行社会治理,从源头上遏制此类犯罪。     

犯罪发生与治理的司法数据表达

从2016年全国各地中级以上人民法院的6 986份判决书中提取的数据显示,当前犯罪的形成与发生呈现以下规律:犯罪发生的地域化分布特征、犯罪传导存在"犯罪场"的扩散机制;在犯罪治理上,案件侦破速度的地域反差明显、二审改判数、律师参与辩护率、律师辩护支持率等各项数据两极分化。为此,可以通过建设犯罪地域化数据库;编制立体化的犯罪地图;调整打击治理犯罪策略、提高打击精准度;重视新制度、新政策引发犯罪行为的预测研判;积极预防新科技、新技术蕴含的新型犯罪风险等途径,加强对犯罪的打击与治理。     

大数据时代案件侦查思维转变与对策研究

大数据时代犯罪活动发生新变化,突出表现为网络化新型犯罪日益突出、跨区域流窜性职业犯罪趋向明显、网络犯罪死灰复燃趋势增强、智能化新型犯罪特征凸显等方面,对侦查思维创新和实践创新提出新要求,传统侦查模式已不再适应数据时代办案形势,亟需转变为数据化、模型化、智能化侦查思维,并通过树立数据意识、提高数据能力、实现信息共享、完善数据治理等手段保障数据在侦查思维变革中发挥最大效能。     

中国犯罪治理模式的演进——基于人口年龄结构转型的规范性分析

犯罪治理不仅是针对犯罪人的国家治理,也是关涉整个人口的社会治理。科学评价犯罪治理绩效,依赖于包括人口数据在内的各项社会数据的支撑。犯罪治理模式的演进受客观治理资源的制约;人口年龄结构转型与犯罪治理模式演进之间的内在联系在于“年龄效应”的相对不变性。结合联合国公布的人口老龄化指标,以及1949年建国、1978年改革开放、2000年跨世纪等特殊年份,中国犯罪治理模式演进过程呈现为：在人口年龄结构年轻型社会阶段,政治运动总体治理(1949年建国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人口年龄结构成年型社会阶段,运动治理迈向常规化(1978年改革开放至20世纪末);在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社会阶段,依法治理常规化主导(2000年至21世纪20年代中期);在人口年龄结构深度老龄化社会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初步形成(2025年至21世纪30年代中期)。通过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宏观社会制度设计、微观符号这四个层面的规范性比较,探寻中国犯罪治理现代化的路径。     

简论网络犯罪的“三级”罪前防控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网络犯罪的定义开始泛化,逐渐脱离犯罪学范畴,更多地作为一种社会学概念出现在公共视野中,其本身所承载的社会道德评价机能的弱化,使得网络犯罪的刑法打击面临深层次危机。在这个意义上,网络犯罪防控的关键应在于如何将网络犯罪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视域下,从国家、行业、个人三个层面采用法律防控、技术防控、道德防控等多种防控手段进行网络犯罪的综合性治理,将网络犯罪行为控制在罪前阶段。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单位犯罪的特征及治理——以160个单位犯罪主体为分析基础

在企业大规模侵犯个人信息的严峻态势下,如何准确把握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单位犯罪的特征与规律,并建构一套完备的治理体系,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当前,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单位犯罪呈现出涉及行业多元化、地域分布集中化、信息多样化、行为单一化等特征,其治理存在查处率低、处罚力度不足等问题。为有效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单位犯罪,保障个人信息安全,需要实现协同治理、社会共治,加大处罚力度,完善归责体系,加强数据合规建设。     

我国网络犯罪的新情况及应对之策

随着云计算、大数据、互联网+技术的不断进步,互联网的发展日新月异,与此同时,网络犯罪也不断升级,犯罪手段日趋复杂多变,呈现出新的犯罪特点。企业网络数据库泄露、社交平台及微领域犯罪、P2P网贷平台集资诈骗等网络犯罪现象逐渐成为热点问题;传统的网络诈骗、网络毒品、网络色情也不断幻化升级其犯罪手段,更加具有迷惑性;网络犯罪有威胁线下传统领域的趋势,值得人们警惕和防范。对此,必须进一步完善网络立法建设,加强网络监管和企业监督,采用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多举措提升犯罪治理能力,压缩网络犯罪的生存空间,才能有效控制网络犯罪,营造稳定、和谐的网络安全环境。     

大数据发展趋势以及在犯罪防治领域之应用

大数据的发展不仅代表巨量数据、信息先进技术、庞大商机,它更是一套解决问题、改造世界、探索未来的新颖观念与科学应用的有效方法。大数据是一套系统化、标准化及科学化的复杂概念,包括商业与管理的专业,需具备计算机储存的字节概念,以及网络应用、系统管理等专业知识,具有巨量性、实时性、多样性、变异性、不确定性与复杂性的特征。大数据应用领域跨足于金融管理、零售通路、疾病预防、医疗保健、节约能源、交通运输、人文教育等技术,甚至可扩及救灾及人道求援等社会层面。就犯罪防治研究的学术领域而言,未来大数据应用将日益深化。目前利用大数据数据分析台湾犯罪之现况,以监测社会犯罪事件发生现况,实时发现高风险犯罪人口特征、犯罪的模式,以     

大数据时代非法集资类犯罪侦控趋向

伴随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非法集资类案件呈现隐蔽化、规模化等趋势,传统的回溯型侦查模式已难以满足治理犯罪的现实需求。在大数据技术的影响下,有效化解了非法集资类犯罪法律条文与司法实践之间的矛盾、解决了办案成本与办案效率之间的困境、实现了事前预警和事后打击的均衡。公安机关利用大数据可以打通部门壁垒实现信息共享、打通过程区隔实现案件预警、破除信息孤岛实现社会稳定、破除思想束缚实现理念创新、破解追赃难题实现积极挽损。     

“城市大脑”:数据创新社会治理的新路径

随着社会治理创新的探索及大数据治理战略的提出,大数据作为一项新生驱动力,推动了社会治理模式的新变革。而"城市大脑"作为2018年度中国十大社会治理创新方案,探索了一条利用数据创新驱动社会治理的新路径。基于"城市大脑"方案,结合大数据治理战略的方法论与实践,试图论证数据创新社会治理模式的可能性与有效性。同时,考虑了数据安全、数据管理员责任、信息孤岛与数字鸿沟等数据创新社会治理的内生问题,并提出了相关的对策。     

谈治理理论在犯罪控制中的应用

治理是一种公共管理新理念,其合理内核在于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手段的多样性,也就是政府与社会各个要素在"合作"状态下进行管理活动。治理理论在我国犯罪控制领域具有很强的适用性和可行性,犯罪治理要达到善治的目的,必须深入了解其内涵。警务社会化是犯罪治理理论的延伸。     

大数据驱动下多发性侵财犯罪的侦防路径研究

大数据时代,多发性侵财犯罪的发案率居高不下,且衍生出了时空跨度大、作案地缘化、手段更新快的新特点,传统的侦防模式显然已经不能满足对此类犯罪的打防需求。在大数据广泛应用的新时代背景下,大数据技术的相关性和预测性使得其在侦查中有巨大的应用潜力。在大数据的驱动下,打击多发性侵财犯罪应该建立"情指一体化"的作战框架,并利用大数据识别犯罪模式以实现精准打击。在防控方面,要利用大数据技术加强人员、车辆、赃物的控制,并构建大数据犯罪预警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