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乡村治理的警察建制与警保关系（1934—1936）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南京国民政府以压制地方势力、强化国家控制为目的,着力推进警务相关的立法、教育和规范工作。在制度实践层面,民国政府的乡村治理实际上仍然高度依赖于旧有保甲的组织资源,使得乡村治安领域呈现出自治为主、警保混合的形态。本文考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警政类报刊发现：现代警察制度的建立和警管区模式的引入,只是在有限范围内扩大了国家政权在乡村的覆盖面,而维持乡村治安秩序的关键力量仍然是旧有的保甲组织和地方自治。南京国民政府试图通过警察建制控制乡村社会的尝试基本失败,乡村地区的安全治理仍然保持着简约主义的治理特征。     

民国时期海南人口问题研究

历朝统治者,都十分注重人口问题,因为其治下编户齐民的数量,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该政权的财政收入、军事实力及其社会稳定程度。民国时期尤其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政府对海南地方社会控制力度,较之于以往各朝代有着明显加强,其在经略方式以及经营手段上也有着明显的变化。具体表现为:清查户口,办理保甲,强化对地方的统治。     

国民政府时期国家政权对乡村的统治略论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不久,颁布了《县组织法,》于是在农村发起了一场所谓的"地方自治"运动,随后改为推行保甲制度,实行分区设署,在30年代末开始推行新县制。国民党对广大乡村地区实行统治的这些措施,本质上都是官治,是国民党政权向乡村社会的扩张,它在加强对乡村地区控制的同时,却把广大的农村和农民推向更加贫困的深渊,从而将中国的民众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使国民党政权失去了在农村统治的基础,加速了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覆亡。     

论钱穆的地方自治思想

在对传统政治以"中国式民主法治"予以定位把握的逻辑之下,钱穆提出了一套地方自治思想。其中既有他对中国历史上地方自治的认识,也包括他对现实中地方自治的主张。从逻辑构成来看,钱穆地方自治思想分为地方分权和社会自治:前者以汉代郡县之制为例展开,主张精简政府层级,任用地方贤能,使统治重心由中央政府下移到地方政府;后者以宋明社会自治为例展开,主张加强乡村建设,推进基层自治,给地方社会开放更多自由空间。以自治佐成统一是钱穆地方自治思想的历史意涵所在,体现了其具体的现实政治诉求;而打通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节是其地方自治主张的超时代内涵所在。     

从权争到辅治:宗族与国家权力关系史之千年嬗变

中国早期国家形态为以统治部族为中央、臣服部族为地方的"酋邦式"部落国家,地方部族实行完全的自治,宗族尚未正式形成。西周的全面分封制实现了统治部族对被征服部族的武装殖民,统治部族的贵族宗族组织及其自治制度基本形成,被征服部族原则上不再被允许保有其宗族组织。战国及秦朝,贵族组织及其自治制度暂时被废除。汉代在短暂地恢复了皇族、王族与军功贵族的自治之后,又很快将其废除,开始扶持官僚宗族与文化宗族。魏晋南北朝,士族作为文化贵族的最高形态,其自治权达到鼎盛后开始转衰;官僚宗族的自治权亦通过家庙制度开始崛起。唐代士族的法定自治权被取消,官僚宗族通过家庙制与荫族制进一步发展。晚唐、五代时期的战乱毁灭了士族的族谱乃至肉体,官僚宗族的世系也被完全破坏,宗族自治势力对国家上层政治的威胁被最后解除。宋代开始将原仅适用于贵族、官僚的宗族自治制度下移至普通平民,终于在明代形成了在县政府控制之下,由宗族自治辅助国家官治的农村社会治理模式。     

“复合型政治稳定”视角下的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研究

现代社会中复合型政治稳定目标的实现取决于社会内部各个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平衡和良性互动。这不但需要一个民主、法治的政府权威;也需要一个以社会自治与合作网络为基础的新型社会管理体制。惟其如此,才能有效地组织起社会的分散性政治力量、化解严重存在的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但在目前中国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社会自治与合作网络的缺位却对社会和谐和政治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在中国现有的政治和经济社会框架内如何通过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构建合乎中国实际情况的社会自治与合作网络,以达致社会的和谐稳定,是＂复合型政治稳定＂视角下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研究面临的新课题。     

开放乡村的现代化治理面向及其实现

农村人口流动与城乡关系互动,在实践层面中展示出我国农村由乡土社会到开放乡村的景象变迁。十八大以来,农村改革强化了制度层面的调整,对开放乡村的实践经验形成确认与引领。基于开放乡村的社会特征,强化治理的有效性是现代化乡村治理的既定面向;基于乡村治理经验,确保乡村治理的合法性是实现有效治理的必然要求。村民自治作为乡村治理的重要实践与宪法安排,开放乡村的现代化治理需在村民自治与多元共治的协同中实现。     

明清乡约制度与闽台乡土社会－－《闽台区域社会研究》之一节

本文从福建(包括台湾)的地方文献取证设论,描述和论述明清乡约制度与闽台乡土社会之种种关系"老人之役"、耆老之设与乡约的自治性质和自愿原则,乡民受约、自约和互约与乡土社会成员共同生活和共同进步的理想,乡约与地方行政制度、里甲(保甲)制度的关系,约所的设置与乡约的推行,神明的威慑与乡约的社会控制效能,"里老(耆老)听讼"的实体、程序和判例法原则,"国家制礼,达乎庶人"与闽台民间俗例即闽台民间习惯法的礼和非礼的双重取向,以及闽台乡土社会"礼法兼施"的传统.     

西南边疆的内部差异及南京国民政府治策的调整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西南边疆地区的社会政治结构大致呈现出"全国性的、官僚制度的上层结构"、"由各种不同的地方团体组成的广大基层"以及土司、政教合一等多元边疆民族政治结构等三种类型。它们既有同质性,但也存在着极大差异。南京国民政府治理西南边疆的政策,既要考虑到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层面政治因素的影响,也不能忽视西南边疆各省区内部社会政治结构差异性。这些因素导致了西南边疆各省地方实力派与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各不相同的政治关系形态,南京国民政府对各省的治策自然呈现出不同之处。     

试论“新县制”下国民教育专制统治的强化

20世纪40年代实行的国民教育是国民政府为了配合新县制,实行的一种融合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为一体的特殊教育。新县制下的国民教育在组织上实行三位一体和四位一体;在政策的推行上实行政教联系;在学生的培养上实行训育制度,在学生组织实行保甲编制;同时对于小学教员加强其思想统治,组织国民教育研究会,介绍其加入国民党。这些政策的实施,都大大强化了国民政府的专制统治。     

意思自治与法律规避

法律规避与意思自治的关系体现着国际私法制度更深层的价值取向,作为一种看似矛盾的制度安排,法律规避和意思自治之间的关系是这一制度中矛盾的统一体。意思自治是根本,而法律规避是对其顺利行使的制度保障。正确认识两者的关系有利于指导人们的民事行为及和谐社会的构建。     

基层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关系研究

村民自治的确立和实现,从根本上讲是中国共产党有效领导、积极组织和大力推进的结果,《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了基层党组织对村民自治的＂领导核心＂地位。但实践中,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之间出现了不协调,只有正确把握党的领导与人们当家作主之间的关系,改变党的领导观念和领导方式,不断进行制度创新,把基层党的领导权与村民自治权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实现党对村民自治的坚强领导,保障村民自治的健康发展。     

论优化城市基层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

制度环境形塑着城市基层社会组织的发展。从当前来看,对城市基层社会组织影响最大的制度环境主要包括:"重控制、轻培育"的社会组织管理制度;"重制度建构、轻社会基础"的社区自治制度;"欲迎还拒"与"不信任"的城市社区文化。这些环境的合法性激励与资源性激励均不足,制约了城市基层社会组织的发展。优化城市基层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应端正官员态度,明确政府责任;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加强培育力度;完善社区自治制度,夯实社会基础;创新城市社区文化,塑造公民意识。     

论民族冲突与多民族社会政治稳定的内在博弈——兼论国家治理转型时期我国民族地区的政治和谐问题

对于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来说,如果能够协调各民族之间的利益纷争与冲突,化解利益纠纷,制定相应的利益保障机制,就有利于维护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反之,若国内民族冲突频发,就会阻碍民族社会政治稳定,破坏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文章从民族利益纠纷、民族政治冲突、民族文化冲突以及其它民族社会矛盾等方面对民族冲突与民族社会政治稳定的互动关系等相关因素进行深刻的、系统的分析和研究,以期为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社会稳定、民族关系和谐提供一些借鉴意义。     

准行政化——我国慈善组织运作的策略选择

本文采用个案调查的方法,通过对一个典型的带有政府色彩的慈善组织S慈善基金会的调查发现,慈善组织采取的是“准行政化”的实际运作机制,这是由于在制度供给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政府,对慈善组织存在社会资源获得和社会控制需求之间的矛盾,这种冲突性制度环境导致慈善组织的合法性和活动效率之间产生矛盾,只有准行政化的运作机制才能够在冲突性的制度约束下同时满足双方矛盾性的需求。     

代理人再生产:基层社会治理的新实践及其逻辑

在社会治理转型期,国家力量的向下渗透与社会力量的向上生长,会带来哪些新的治理经验?这些新实践是如何发生的?通过对典型个案的研究,本文认为基层政府在制度创新的压力与惯习之下,为加强国家权威的合法性,缓解治理主体的多元化要求与基层政府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采取了代理人再生产的行动策略。这样一种基层社会治理新模式的产生,是国家在追求发展与威权体制约束下,在协调政府主导与社会自治间关系时进行的一种折衷选择,通过创新性地构建第三方合作平台,基层社会治理资源得以有效聚集,基层民众对国家权威的合法性认同也得以加强。它既展现了基层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权威意志及导向性功能,也呈现出社会力量在向上生长的过程中是如何被吸纳整合,成为政府渗透基层的重要抓手。而要在"强政府"的基本场域下构建形成"强社会"的发展态势,则需要进一步调试各级政府与基层社会之间的权力关系,扩大资源配给方式的改革面向,回归基层社会治理的社会属性。     

晚清州县保甲组织探析:以直隶为中心

州县是清朝的最基层政权,是朝廷统治的神经末梢。保甲组织是清朝维持基层州县治安的重要工具。以往的研究成果多详宏观,略微观,重制度,轻实际。①本文试图从制度和实际两方面,对晚清直隶基层州县保甲组织作一初步研究。一清朝保甲组织的制度分析满族入关之后,为了安定混乱动荡的局面,稳定新政权,顺治元年(1644年)首先在刚刚占领的直隶、山西、山东等地实行总甲制,后来改为保甲制,推及全国。清朝诸帝都很重视保甲,保甲制度也不断发展完善。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时,对保甲制度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整顿,形成了计十六款长达千余字的保甲令文。有…     

当代中国农民政治参与中的矛盾及其化解

当下农民政治参与中存在四对矛盾：农民利益的整体性与农民政治参与的个体化之间的矛盾,农民政治参与的客观存在与农民参与意识缺失之间的矛盾,农民政治参与的正当性与农民参与方式非合法性之间的矛盾,农民政治参与渠道与农民参与制度缺失之间的矛盾,制约了农民的政治参与。为此,必须大力培育农民政治参与意识、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完善农民政治参与的制度机制。     

困境与出路：村民自治的宪法学思考

一些地方的村民自治之所以陷入运行困境,根本原因在于一些地方政府的权力几乎不受宪法约束,导致某些地方政府在对待村民自治问题上形成了＂政府权力中心主义＂。在＂政府权力中心主义＂的实践惯性下,当村民自治实践有利于政府及其主要官员的利益时,政府就支持村民自治;当村民自治与政府及其主要官员的利益发生冲突时,政府就不支持村民自治。因此,要让村民自治彻底摆脱运行困境,应当在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原则指导下,认真思考规范政府权力,保障村民自治权利的宪法措施。     

党执政中沟通民意的逻辑过程探析

现代政党执政，不管其最初权力的合法性来源如何，要使自己保持足够的合法性，就必须获得民众的支持。为此执政党就必须建立一种较好的体现执政党与民众之间代表与被代表的关系，既要保持执政党对政治体制的控制，同时又要保证民意得到舒畅的表达制度和机制。一段时期以来，发生了一些较大规模的突发性的群体事件，引发社会热议。可以说每一次事件的发生都是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经历从萌芽、发展到发生的过程。有专家指出，这些事件反映出社会的分化程度和政府官员与人民之间矛盾的聚集程度，已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障碍。化解这些矛盾，关键在于当政者，这就要求无论是领导干部还是党员都要同群众做好良好的沟通，说到底就是我们要认真对待民意的问题。这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也永远是一个常谈常新和摆在当政者面前的一个重大现实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