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纳卡战争背后的各方战略博弈

2020年9月,纳卡地区爆发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最大规模战争,其背后既有历史、宗教、民族间的积怨,也有现实因素推波助澜。在战争中,不仅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作为冲突两方深陷其中,地区国家土耳其、伊朗、俄罗斯,外部西方大国美国和法国均各选立场,不同程度地干预战争走向。从结果看,此次战争的影响超越了冲突本身。俄罗斯通过积极有力的协调巩固了其在地区的独特影响,西方则在自身实力下降的情况下收缩非核心利益,土耳其作为地区强国以黑马之姿冲入乱局以图填补大国力量真空。在大国博弈更趋复杂的背景下,纳卡问题远未结束,未来仍将对地区安全和稳定带来新的威胁。     

转向的土耳其:雄心与困境

近年来,土耳其从融入西方转向“回归中东”,成为地区事务中一支不安分却又不可或缺的力量.一方面,当前土耳其对中东地区事务卷入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支持“穆斯林兄弟会”等政治伊斯兰力量,与埃及塞西政府及海湾传统君主国反目成仇;积极介入巴以问题,支持哈马斯,向巴勒斯坦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支持并武装所谓叙利亚“温和反对派”,主张推翻巴沙尔政权,深陷邻国内战不能自拔;在卡塔尔、伊拉克、叙利亚驻军,发动“幼发拉底之盾”行动直接参与战场争夺;加入沙特牵头组建的逊尼派多国联盟,同时又与伊朗在阿斯塔纳会谈中协调合作.另一方面,中东现阶段地缘斗争、热点冲突与其利益关联程度之高前所未有,直接关系土耳其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伊斯兰国”暴恐外溢威胁土社会安全稳定;近300万难民入境冲击其经济社会秩序与对欧关系;卡塔尔断交危机迫其选边站队,在经济与政治利益间取舍;库尔德族群崛起和“穆斯林兄弟会”问题更是直指其国土安全与政权合法性,成为现阶段埃尔多安政府不得不严防死守的“红线”.     

“存亡危机”及相关事态与日本对台政策取向

自2015年“存亡危机事态”概念的提出，到2021年宣称“台湾有事”会引发“存亡危机事态”，日本从国内立法角度为介入台湾问题做了一系列准备工作。“存亡危机事态”作为一个动态化的变量，当其事态尚未达到严重程度时，日本政府将其认定为“重要影响事态”；当其事态严重时，又将其认定为“武力攻击事态”。针对“台湾有事”，日本政府倾向以“存亡危机事态”“重要影响事态”或“武力攻击事态”予以认定，但受政治右倾化、国家利益导向、日美同盟等因素影响，又往往会出现恣意解释“事态”的倾向，实质是为其武力介入台海寻找最有利的说辞，也是为其借台湾问题随美遏华制造借口。日本通过舆论造势、加强立法、强化日美同盟机制等举措，加大对台湾问题的介入力度，势必会严重冲击中日关系和地区安全。     

土耳其积极重振中亚政策

2006年11月17~18日,中断5年的“第八届突厥语国家首脑会议”在土耳其海滨城市安塔利亚恢复举行,与会首脑强调要进一步加强突厥语国家之间的合作,实现共同发展。突厥语国家在一段时间关系冷淡后重新恢复峰会机制,主要得益于土耳其政府的大力推动。而土耳其之所以重新表现出积极姿态,与近年来土战略处境的变化以及中亚出现新的地缘政治现实密切相关。土耳其的新动向引起了有关各方的密切关注。突厥语国家首脑会议是前土耳其总统厄扎尔提议设立的,首次峰会于1992年10月在安卡拉举行,成员包括土耳其、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     

欧盟民事危机管理

自从欧盟确立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ESDP）以来，危机管理及其能力打造是其主要内容。最初欧盟把军事能力建设置于优先考虑方面，着力建立欧盟的快速反应部队，应付欧洲大陆及其周边地区的各种危机与冲突。但是实际上，由于欧盟军事能力有限，限制了其对危机与冲突的军事反应，其危机管理能力更多地是体现在民事行动反应上，而且危机／冲突后的重建，则是在维和部队的帮助下，依靠民事人员进行。欧盟民事行动的数量增加、地理范围的扩大，越来越展示着欧盟的“软”实力，并与欧盟的“硬”实力相互促进，为欧盟力图成为国际格局中一极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欧盟的民事危机管理在实际运作中遇到了种种困难，极大地影响着欧盟民事危机管理的反应速度和成效。     

“中东波”以来土耳其外交的调整

2011年"中东波"以来,土耳其突破"零问题外交"政策,积极介入阿拉伯国家内部事务,推行更加"有所作为"的外交政策。土耳其外交政策这一系列调整是由中东格局结构性变化的外部动力、土耳其推销"土耳其模式"的内在冲动,以及土耳其政治家对时局的独特解读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长远看,这种外交调整收益与风险并存。     

土耳其与北约关系：战略自主还是联盟至上

近年来，土耳其在购买俄罗斯“S-400”导弹系统、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围绕东地中海油气资源的开发等问题上都与北约盟友激烈对立，引发盟友对其北约身份的质疑。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再次引发了土耳其作为北约成员国资格的讨论。土耳其与北约之间的这些矛盾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其核心是土耳其认为北约的“集体威慑”并不能给自己带来安全保障，土耳其的国家利益与北约联盟的利益并不处在同一轨道上。冷战结束后，当年迫使土耳其加入北约的地缘政治环境正在加速变化，北约联盟新的集体威慑对象也变成了所谓“恐怖主义”。但在应对全球及地区恐怖主义威胁时，土耳其的国家安全利益与美国及北约的联盟利益形成了根本对立，土耳其成为令北约“头疼的伙伴”。究竟土耳其是否继续留在北约联盟，以及北约是否继续容纳土耳其，既要看土耳其的外交战略选择，又要看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更要依赖彼此间的分歧管控智慧。     

美国在乌克兰的代理人战争：动因、举措与启示

代理人战争是一种常见的战略博弈形式，是一国以非参战的方式介入外部冲突的一种策略手段。拜登政府针对乌克兰危机的政策举措就是代理人战争的典型表现。它是美国在全面推行“大国竞争”战略的背景下出于多重因素考虑而做出的选择。其具体表现是：一方面坚持不直接介入冲突，另一方面则不遗余力地向乌提供多种形式的军事支援。分析梳理美国的这些政策举措及其背后的战略考量，不仅有助于加深对这场冲突本质的认识，对于研判该战略在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可能运用也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启示意义。     

美国"打伊"的诸种可能时间及方案介绍

今年夏季以来,随着美国国内和世界各国就“打伊”的辩论渐趋白热化,各国媒体也不断“透露”美国“打伊”的时间和“倒萨”方案,各种猜测莫衷一是。目前归纳起来有4种“打伊”时间、6种“打伊”方案。 一、“打伊”时间 “9·11事件”后,“打伊”立即被提上布什政府的议事日程。美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2001年9月12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曾提出立即“打伊”,但为集中精力先打击塔利班政权和“基地”组织,布什最终拍板决定暂缓对伊动武。目前盛行的动武时间主要有以下4种: (一)中期选举前动武。据土耳其媒体称,美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在今年7月访土时明确告诉土政府,美可望于2002年秋季“打伊”。美国内也有舆论认为,布什将于中期选举前“打伊”。这种看     

世界大事综览

2016年8月世界大事综述如下: 一、俄土关系正常化.9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访问俄罗斯,在圣彼得堡与普京举行双边峰会,亲自感谢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未遂政变后第一时间提供无条件支持.这是埃尔多安在政变之后首访外国.普京则表示,希望土耳其人民在埃尔多安政府的领导下,解决眼下的问题,并重建宪法秩序;这不仅仅是出于务实考虑,更是两国的共同利益所在.普京强调,与埃尔多安的会晤对两国关系的未来至关重要.埃尔多安此访也标志着俄土关系正常化,俄土关系从不可调和转变为和平共处.28日,俄政府宣布恢复飞往土耳其的包机业务,这将有助于土耳其旅游业恢复.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网站曾报道称,土耳其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迫使俄罗斯走钢丝;叙利亚外交部谴责土是“对叙利亚主权的粗暴侵犯”,而俄罗斯外交部声明“对叙土边界上发生的事件深表关切”,并担心“冲突地区的局势有可能恶化”.英国《独立报》网站称,土耳其目前重新加入了叙利亚的博弈.土耳其坦克和特种部队上周与反巴沙尔叛乱组织一道参与了从“伊斯兰国”组织手中夺取边境城镇杰拉卜卢斯的战斗.俄罗斯《观点报》网站则称,土耳其发动的“幼发拉底河之盾”行动迅速取胜表明,埃尔多安与“伊斯兰国”组织有染,因为几乎没有开战,土耳其就轻而易举地解放了自2013年以来一直无法攻下的由伊斯兰分子控制的杰拉卜卢斯.     

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特点与前景

近10多年来,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取得较快进展。与其他区域合作的形式相比,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独具特色。跨入21世纪,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进程加快,次区域经济合作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Populism and democratic crisis in semi-presidential countries

This article demonstrates how different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s in semi-presidential countries either enable or inhibit the overreach of populist presidents. In Turkey, for example, political leverage has been used to hamstring the opposition and transform a democratic regime into an authoritarian one. In Bulgaria, democracy also faded under a populist prime minister. Ukraine’s democracy had a checkered history, with frequent changes of power culminating in presidential breakdown. The Czech Republic introduced popular elections for the president to strengthen legitimacy, but that exposed the regime to conflict between the president and the prime minister.     

港口物流与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经济发展研究

港口物流与区域经济发展是互相促进的关系。文章具体分析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港口物流的区位优势和面临的机遇,提出了发展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港口物流及提升北部湾经济区综合竞争力的具体建议。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进程与前景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得以产生决非偶然,它是以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迅速兴起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区域影响为背景。中国与东盟正式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确定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目标、范围、措施、时间表,它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设计了基本架构,诚然,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中,将面临来自区域内外的一系列挑战。不过,在中国与东盟之间,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合作机遇远大于挑战。     

Beyond necessity: Hezbollah and the intersection of state-sponsored terrorism with organised crime

ABSTRACT

The world is arguably experiencing a resurgence of state-sponsored terrorism. Meanwhile, the crime-terror nexus is seen as a continued threat to global security and stability. However, there has been little attention paid to the use of organised crime by state-sponsored terror groups. This is because existing literature views the use of criminal fundraising as an alternative to state-sponsorship. Despite this, there are numerous examples of state-sponsored organisations which nevertheless engage in organised crime. This paper addresses this puzzle by comparing two competing theoretical approaches on the crime-terror nexus. Current literature tends to either focus on responses to economic necessity at the group level or on the broader structure of opportunities and constraints. A congruence analysis will be conducted using the case of Hezbollah to test these approaches to the specific issue of state-sponsorship and crime. The main finding is that approaches rooted in opportunity structures have significantly more explanatory power than those focused on group level motivation and necessity. This paper also finds a more complex role for state-sponsors with some states actively enabling crime. This suggests the need for an understanding of terror and crime which focuses on the internationalised political context as well as internal group dynamics.     

中越关系新发展与经贸合作新机遇

中越关系正常化以来,中越双方恢复了传统的睦邻友好关系,双边的交往与合作不断发展。经过近10年的发展和积累,进入21世纪,中越关系具备了新突破新发展的条件,已经从传统的睦邻友好的较低层面,提升到睦邻友好、全面合作的更高层面。     

吉林省农村弱势群体贫困的现状分析

吉林省农村无论在经济、社会待遇、文化教育等方面在我国都属于庞大的弱势群体。吉林省作为一个农业大省,经济发展在我国属于中下游,解决此问题的对策为:要大力发展农业保险,稳定农业收入,增加农村教育投资,提高农民再就业机会,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增加农业产业收入。     

黑龙江省对俄东部地区投资合作问题

近几年，黑龙江省对俄投资合作升温，在能源原材料领域的投资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但是，双方投资合作总体规模较小，缺乏能够拉动贸易稳步增长和高科技含量的大型投资项目。当前，黑龙江省对俄东部地区投资合作面临着新的机遇，同时，也面临着一些不利因素和困难。应当抓住机遇，营造良好投资合作环境，加大双方多领域投资合作力度，拉动黑龙江省对俄东部地区经贸合作再上新台阶。     

南海局势与应对海洋法的新发展

今年以来,南海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菲律宾国会通过了"领海基线法案",把中国的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划为菲律宾领土;马来西亚前总理巴达维登上南沙群岛的弹丸礁、光星仔礁宣示主权等。这些情况的出现与海洋法的新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如何应对海洋法的新发展就成了捍卫领土主权、维护合法海洋权益的关键。     

韩国工业化过程中人口城市化进程的研究

20世纪 50年代以来,随着迅速的国家工业化过程,韩国不仅在较短时间内快速地实现了人口城市化,而且人口城市化进程与国家工业化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工业化、产业结构调整、农业发展政策、工业选址政策以及城市社会经济迅速发展是韩国人口城市化的主要社会经济动因。韩国由集中到分散的城市化模式、通过国土综合开发促进新的城市增长极的形成和发展、发展卫星城镇、工业选址政策、可持续的土地政策等推进人口城镇化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