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迪执政以来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日常化及影响

民族主义的日常化是国家实现民族认同的重要途径,主体民族可以从叙事话语、制度规范和生活实践三个层次推动民族主义的日常化。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执政以来,积极推动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日常化。从叙事话语层次,塑造印度教主体民族的正统性与合法性;从制度规范层次,在全国范围推行印度教特性的政策法令;从生活实践层次,推进日常生活领域的“橘黄色化”。日常化集中反映了印度教民族主义发展演变的新特点,包括从相对隐蔽转向直接公开,从外围边缘走向主流地位;从传统的社会“自下而上”的发展模式转变为社会“自下而上”和政府“自上而下”并行的发展模式;呈现“硬印度教特性”与“软印度教特性”相互配合的两面性。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日常化对印度内政外交产生深刻影响,在国内政治层面,长期占据印度主流意识形态的世俗主义已逐步让位于印度教民族主义,印度民主制度受到持续冲击,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对立冲突不断激化,印度政治极化和社会撕裂程度进一步加深。在对外关系层面,推动改变了印度对自身国际地位和外交立场的认识判断,印度对外政策日趋激进和强硬。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印巴关系持续紧张升级,并增加了中印关系的不稳定和不确定性。     

试论印度尼西亚民族独立运动时期伊斯兰教与民族主义的关系

在印度尼西亚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伊斯兰教和民族主义是两面重要的旗帜,伊斯兰教集团和民族主义集团是两股重要的领导力量,双方在抵抗荷兰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上目标一致,相互合作;但在领导权和立国理念上意见相左,互有冲突和争论。最终民族主义占上风,建立了以“潘查希拉”为基础的共和国。本文主要探讨印尼独立时期伊斯兰教与民族主义的关系,重点在于双方的争论和结果,并分析其根源。     

印巴关系缓和:原因与趋势

2003年4月以来,印巴紧张关系大为缓和.其主要原因,一是有关大国的施压和劝解,二是印巴双方国内政治、经济的需要.在目前形势下,两国关系有可能进一步改善,但也不排除再度恶化的可能性.克什米尔问题仍将是印巴关系改善最主要的障碍.     

印度教在印度尼西亚

印度教是印尼官方承认的五大宗教之一。据估计,1980年印尼的印度教徒约360万,占东南亚国家印度教徒450万至500万人中的70—80％。①他们主要集中在巴厘岛。在印尼历史上,印度教在爪哇等岛曾有相当大的影响。     

古阿姆与俄罗斯关系中的民族主义解读

在影响古阿姆与俄罗斯关系发展的众多因素中,民族主义是一个不得不分析的重要内容,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古阿姆国家具有民族主义的历史渊源与深厚传统,古阿姆国家具有一定的民族矛盾和民族狂热情绪,俄罗斯向来是一个具有浓郁民族主义传统的国家,俄罗斯在和其他独联体国家的关系中,尤其与古阿姆国家,既有＂国家民族主义＂的正面作用,也有＂...     

印度与东盟关系:来自印度学界的视角

当前印度学界对印度与东盟关系的研究,重点集中在冷战后印度参加东盟一体化进程和双方政治经济合作两大方面。以"东向政策"为先导,印度通过次区域合作、印太战略等政策,逐渐嵌入到东南亚的地区一体化进程中。印度与东盟的政治经济合作成效明显,但是中国因素的影响也较为突出。总体来看,现有印度—东盟关系研究存在较强的地缘政治色彩,政策实务描述居多,问题意识明显,但是理论分析较少,研究方法单一,研究范围和深度有待拓展。大国博弈、中国因素、东盟中心地位等,将成为未来印度—东盟关系研究的重要方向。     

印巴战争与巴基斯坦国家建设

经典的“掠夺理论”（predatory theory）从西欧国家形成的历史经验出发,认为战争能够促进国家建设。在第三世界,战争与国家建设的关系需要具体研究。作为当代世界国际安全环境最恶劣的国家之一,巴基斯坦长期处于战争和备战状态,为检验和发展蒂利提出的国家建设的“战争驱动模型”提供了宝贵的个案。从军事建设、汲取能力及政治合法性三个维度对巴基斯坦的国家建设进行研究后发现：战争加强了巴基斯坦军队建设和能力,但对外部军事援助的依赖影响了巴基斯坦军事建设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战争并没有促进巴基斯坦的财政汲取能力,主要原因在于巴基斯坦特殊的战略位置,使其获得了大量外部援助,从而减少了加强汲取能力的动力。为了应对外部威胁,巴基斯坦也采取了强化民族认同的措施,力图实现“一个国家、一种宗教、一种语言”,但是族群政治削弱了战争对民族认同的建设。由于过分依赖外部援助,政权的合法性降低;由于地方民族主义的挑战,巴基斯坦成为了某种意义上军人控制的国家,这严重地阻碍了巴基斯坦国家现代化转型。     

国际主义还是国家民族主义--苏联与东欧关系总论

国际主义和国家民族主义是决定苏东关系的主要因素.它们相互矛盾、对立、斗争,又相互联系渗透、互动.在社会主义阵营时期的苏东关系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发展,国际主义因素愈来愈淡,国家民族主义色彩越来越浓.但仍不能因此而全盘否认它们相互关系中共同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国际主义因素的作用和影响.国家民族主义的作用也是相互的,双重的,因此,苏东同盟的建立,不能完全归结为苏联和斯大林、苏东同盟的瓦解,也不能完全归因于苏联与戈尔巴乔夫.东欧因素也起了作用,尽管苏联因素的作用和影响是决定性的.     

菲美特殊关系与马卡帕加尔民族主义外交

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菲律宾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变化开始冲击牢固的菲美特殊关系基石。1962年马卡帕加尔总统上台后,发起了以"亚洲办法解决亚洲问题"的民族主义外交改革运动,企图借助沙巴领土争端和马菲印多提升菲律宾的独立形象和国际地位。但是,此时的菲律宾民族主义政治力量仍然难以撼动根深蒂固的菲美特殊关系。当印马对抗加剧、美国态度转为强硬后,马卡帕加尔政府又急于重回特殊关系的轨道。马卡帕加尔的民族主义外交运动是菲律宾外交"去特殊化"的第一次尝试,对后来的菲美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印度与阿富汗关系中的中亚因素

中亚地区作为当前地缘政治博弈的中心之一,吸引了众多国家的目光,印度也不例外.其巨大的能源储备、战略性的地缘位置、有待开发的广阔商机都令印度在1998年后执行了明显倾向于积极的政策.尽管印度将中亚作为“扩展的邻国”,但印度和中亚并不直接接壤,于是,连接印度和中亚的阿富汗就成了印度“西北向”战略中的关键一环.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后,印度对阿富汗展现出积极姿态,不仅恢复了外交关系,而且还全面参与到阿富汗的重建工作中.随着美国撤出阿富汗的最后日期逐渐临近,阿富汗及中亚地区的前景也随之蒙上了一层阴影.确保阿富汗的稳定,反对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成为印度对阿富汗政策的优先战略目标.作为连接印度与中亚的通道,阿富汗的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印度能否实现在中亚的战略利益.印度近年来在地区和全球的影响力逐步提升,希望能够在中亚地区的“新大博弈”中占有一席之地,以确保本国的国内安全、能源安全并拓展在本地区的经济合作空间.分析和理解哪些因素以及在何种程度上促使印度对作为连接印度和中亚的通道的阿富汗采取积极主动的政策,以及印度在中亚地区有哪些经济和地缘政治利益,是很重要的研究项目.     

民族主义视角中的南亚国际关系

本文从国内层面和国家层面的民族主义来分析冷战后南亚地区国家之间及其与区外大国的关系.南亚民族问题大致表现为宗教冲突、分裂叛乱、地方与中央的分庭抗礼、国家意识的刻意强调,其主要根源在于经济落后、社会不公和国家关系的不平等.民族问题往往成为南亚国家关系对立的导火索,而对立引发的地区紧张又进一步导致经济环境的恶化和社会绝望.     

Re-Interpreting Cultural Nationalism

This article reviews standard and recent interpretations of cultural nationalism. It rejects "invention of tradition" perspectives, and assumptions that it is a surrogate statist movement, concerned with cultural homogeneity, that it is archaising in character, and that it is a transient movement, incompatible with full modernisation. It argues cultural nationalism seeks to "rediscover" an historically-rooted way of life; its concern is communitarian; that cultural nationalists act primarily as moral and social innovators; and that it is a recurring movement, embedded in the modern wor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