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权威主义”及其讨论

最近,关于“新权威主义”的讨论已成为理论界的热门话题,出现了“新权威主义”与被称为“政治浪漫主义”的对峙。围绕新权威主义的讨论从内部的学术讨论会走向公开的报刊杂志,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注意。“新权威主义”,首先是青年副教授萧功秦作为历史学科的一个学术观点,提出来的。1988年夏末,他在北戴河召开的“首届知识分子问题讨论会”上指出,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在政治模式上经过了三个阶段的发展:第一阶段是晚清的“传统政体的政策创新时期”;第二阶段是民国前后以议会民主制为标志的“政治浪漫主义时期”;第三阶段是民国初年作为对中国议会民主制     

新权威主义批判答问录

本刊一月十七日发表《新权威主义:痛苦的两难选择》一文以后,引起了读者的注意。今天我们再发表黄万盛同志一文,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作者认为,新权威主义的基调是专制主义的旧梦重温。新权威主义提倡加强专制权威的选择并不正确,中国历史最根本的经验教训是权力太过集中,因此,改革的重要课题应当是权力社会化、民主化。民主首先是目的,是社会原则,而不是策略手段。只有实践民主,才能学会民主,运用民主。当然,作者的观点,也是一家之说。对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应当说是有益的。     

新权威主义:痛苦的两难选择

朱伟:(以下简称“朱”)箫功秦先生,一段时间以来,您一直在从事有关“新权威主义”问题的研究,而目前围绕这一课题所展开的讨论,正成为当今学术界的一大“热点”。您能否在此向我们介绍一下:“新权威主义”究竟是怎样一种政治理论和政治形态? 萧功秦(以下简称“萧”):对新权威主义,目前学术界尚缺乏一个比较一致的定义。我的看法是:新权威主义应当是指第三世界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在其早期现代化过程中,所经历的一种特殊的政治形态。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随着民族主义的崛起,原有的旧王朝或殖民统治宣告崩溃。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兴国家,一开始,往往直接仿效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希望借助民主政体使国家走上现代化。然而,由于不发达国家内部现代化因素的贫乏,新建立的议会民主政体,无法控制整个国家的政治局势。经济发展迟缓、教育水平低下、社会动乱颓繁,刚刚建立起来的民主政体陷入持续的危机状态。此时,这个政权的内部往往会出现具育一定现代化意识及行为导     

官乎?匪乎?

今年“五一”节前后,广西邕宁县镇龙乡政府,三次强行放火焚烧了1500亩农民承包山林和自留山,烧毁马尾松十万余棵,造成农民直接经济损失近20万元。事情的起因是该乡政府背着农民,以连片开发经济林为名,把江万坡村、新塘坡村部分由农民承包的山林转包给南宁市一家私营公司,随后未经林业部门批准,“采用行政手段”,违法烧山。有关报道认为这破坏了国家承包政策,严重损害了承包户的经济利益;我认为比这更严重的,是让人“官”“匪”难分。杀人放火,是土匪强盗之所为;这里虽还没有杀人,但以强行放火烧山为“行政手     

新权威主义与近代史研究的新范式

近代史研究的新范式是指由李时岳先生提出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线索和新体系。新的研究范式肯定近代中国为资本主义开辟道路的各种努力。它构成了新权威主义形成的思想资源。新权威主义截取并想象了新范式对洋务运动、清末新政的肯定的评价,把新范式的阶梯性的超越视为历史理性的缺失,在理论上没有超越激进主义。     

新权威主义对大学生的影响及其应对

新权威主义是当下我国存在的一个重要社会思潮,其根本主张在于通过政治强权来发展自由经济。大学生往往是社会思潮最直接的接受者和传播者,难免也会受到新权威主义的影响。新权威主义对大学生的影响具有两面性,特别是其消极影响不容忽视。必须认清新权威主义存在的合理性,又谨慎地看待其消极影响,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主导地位,引领大学生正确地认识与应对新权威主义。     

休息乎?战斗乎?

近几年,消费“变奏曲”愈演愈烈。春秋期间,堪称曲中高潮。过节放假,本来是休息。可是,观钱财之浪费,精力之牵扯,体力之消耗,习气之俗陋,说近几年的春节是一场“战斗”,亦不为过。每个阶段都是紧张繁忙而又颇需花费     

新权威主义驳议——兼论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

新权威主义是当前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中人们颇为关注的理论问题,本刊欢迎广大理论和实际工作者踊跃参加对这个问题的讨论。     

自由的,抑或社群的——当代中国公民意识培育的理路分析

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作为后发的现代化国家,经济的发展、制度的构建固然重要,文化的成功转型、现代公民意识的培育却更为紧迫和关键。20世纪80年代,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围绕着权利与责任、个体与社会的论争为中国公民意识的构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和思考的空间。自由主义对个体权利的强调和社群主义对社会责任的重申都有其合理之处,从中国的现实出发,自由式的社群主义理路契合了当下中国公民意识培育的理论诉求。     

从李大钊马克思主义观浅析“问题与主义”论争

近代中国,先进的中国人把目光投向西方文明寻求救国真理的历史演进中,"问题与主义"论争具有历史性转向的重要地位。它不仅是过往聚焦资产阶级文明目光的最高点总结,而且开启了追寻社会主义文明新目光的起点。从李大钊马克思主义观确立新视角探讨"问题与主义"论争,可以清晰地展现李大钊作为那时先进中国人的突出代表,在中国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交汇期,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探究马克思主义学说,提出根本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为实现这一历史性目光转向、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而深入的传播所产生的重要作用。     

论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的选择：法团主义视角

法团主义作为一种利益代表和利益调节形式,是对国家和社会间常规性互动体系的概括,是一种独特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本文试图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通过对中国当前“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现状进行分析,阐述法团主义较之“国家中心”论和“社会中心”论的合理性和对于建构中国特色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借鉴意义,并对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的选择作了些尝试性的分析预测。     

“书同文”,难易乎?

秦始皇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国家,政治和经济上都有许多重大举措,文化上的“书同文”是促进国家统一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把原六国文字统一起来,对尔后中华民族的发展、繁荣、昌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这个问题,我不敢深说,当留给历史学家去深入研究和论证。最近,看到一则报导,在山东莱州云峰山发现了一块北魏时期的《郑文公下碑》的石碑,其中有20个简化汉字,如“隐、“聪”、“乱”、“属”等,与今天的规范简化汉字毫无二致。在万     

面对新权威主义迅速膨胀的忧虑——访黄万盛副研究员

在新权威主义以几何级数的膨胀速度在我国理论界产生影响之时,记者采访了对此表示忧虑的青年学者、上海社科院哲学研究所黄万盛副研究员。他说,他对新权威主义的注意,是由来已久的一个课题.     

世界进入能力主义时代——关于人力资本开发评价和利用的思考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为人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给人类能力的释放提供了新的平台。本文提出了“世界进入能力主义时代”新命题，并阐述了构筑中国特色的“能力主义”及能力建设的思路。     

论当代中国政治转型的逻辑与轨迹

政治转型是从传统的集权统治向现代民主体制的过渡,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是一个政治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的过程。曲折、复杂而且独特的中国政治发展似乎正在展示一条新的政治转型的不同路径,其基本内涵就是在继承中求发展,在稳定中求改革,在坚持中求创新。从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基本倾向看,中国与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中国并没有走东亚权威主义的发展道路,中国也没有真正建立东亚式的权威主义统治模式。中国走的是一条优化政府治理与发展渐进民主相结合、相协调、相平衡的政治发展道路。中国政治转型的成就与经验就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将超越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权威主义政治发展模式和前苏联的激进政治改革模式,开创发展中国家政治转型的新范式,并对世界其他众多国家的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卫生防疫:“主”乎?“从”乎?

这是一个在很大程度上被市场经济的灯红酒绿嘈杂喧嚣“掩埋”得已经少有声息的角落。尽管四十多年来,党和政府以“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差不多家喻户晓,但作为预防工作主体的各级卫生防疫站,却是日益地不为人知了。“您知道防疫站是干什么的吗?”就在位于地坛附近的北京市防疫站不远处,记者向一位摆书摊的老太太问路时,顺便这样问她,她先愣了一下,然后很机智地回了一句:“您不是要去那儿吗?去那儿一问您就知道了。”再问一中学生模样的小伙子,他也犹疑了一下,说:“是打预防     

浅析新制度主义及其对国际政治学的启示

新制度主义在旧制度主义基础上,更加注重对个体偏好和行为的分析,同时又对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主义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逐步形成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三个流派。新制度主义有助于国际政治学中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的产生和理论阐释,对分析国际政治中的制度规范有一定帮助。     

《理论探讨》2001年总目录

法视野中的我国行政改革世界现代化进程与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关于邓小平社会控制谋略的思辨邓小平人权理论探析对马克思世界历史观的当代思考 — —兼谈“四个如何认识”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文化迫问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新认识、新成果 — —“迎接新世纪新千年,社会主义与人类文明”理论研讨会综述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新发展 — —兼谈对“两个必然”的再认识腐败根源的政治权力分析面对全球化的创新: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的抉择政治体制改革:21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迫切选择中美关系的回顾与展望论纲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独创…     

公共管理的理论源流与变革

通过“新公共管理运动”而从传统公共行政理论范式中分化出来的“公共管理”，体现了一种新的理论范式整合。传统的公共行政，以韦伯的官僚制来破解庇护主义，以政治／行政分开来化解政党分肥，以官制度来建构行政组织的基本规范，以泰勒主义来保证效率行政的主导地位。这种行政改进逐渐变成公共行政中的教条主义。结果，官僚制成了官僚主义的代名词，政治／行政两分成了“两张皮”，官制度变成了族主义，效率主导变成了缺乏效果的效率。求解这些疑难导致了传统公共行政范式向“新公共管理”范式的转移。而突出公共性、现代性和综合性的公共管理的理论建构，就是以公共行政为底色而对新公共管理或管理主义、政策分析以及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公共治理理论的一次理论整合。     

和谐社会:走出现代性困境的另一路径

反思“现代性”一直是现当代哲学的主题；然而，无论是“后现代主义”还是“社群主义”都没能为走出现代性困境指出一条真正可行的道路，它们要么彻底倒向“个体主义”，要么坚决重拾“传统权威”。本文首先分析了现代性的价值以及遭遇的困境，并进而指出“和谐社会”理论兼具“个体自由”和“社会团结”的内涵，是走出现代性困境的另一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