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多中心治理的公共政策产出机制研究

公共政策产出存在多种机制,包括政府主导的"内生型"、公众有限参与的政府"回应型"、多中心治理下的"网络型"等机制。多种政策产出机制在各民主制国家都是并存的,只是由于民主政治发展程度不同,三者所占比重不等。在治理理论成为一种政治思潮的今天,多中心的"网络型"政策产出机制受到越来越多的欢迎和关注。这既给传统的政策产出机制带来了一系列的影响,也使得该机制的不足得以暴露,如何进一步优化这一政策产出机制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京津冀区域大气污染治理中的信息沟通机制研究——开放系统理论的视角

在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的过程中,如何通过完善信息沟通机制来推进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进程,是摆在区域政府面前的一项迫切任务。信息沟通机制的完善在实践中遇到多种障碍因素,借鉴开放系统理论的研究视角,多元主体信息沟通机制的完善可以从政府间、政府与公众的关系两个方面加以推进。政府间信息沟通机制的完善有赖于健全的信息沟通制度规范体系、网络型的信息沟通体制、完善的责任机制和有效的激励机制;而政府与公众之间信息沟通机制的顺畅,则取决于信息沟通主体沟通能力的提升、畅通的多中心信息传播渠道、完善的规则体系和监管体系等。     

农业治理和农业现代化:中国经验的阐释

正农业现代化是中国国家整体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多年来的农业政策一直追求达到的核心目标。最近十多年来,在工业化、城镇化和国家推动下,围绕农业经营体制变革和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实践成为地方政府的中心工作。这推动着乡村治理研究延伸到农业领域,形成"农业治理"的研究视角。区别于农业经济学,农业治理综合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学科视角,注重研究农业政策自上而下实践的机制、过程和后果,这就需要进入中国独特的农业治理和农业现代化实践中去。国家及     

混合型监管：政策工具视野下的中国药品安全监管

在当代中国,社会性监管正在被越来越多地运用到公共卫生、生产安全和环境保护等公共治理过程.以药品安全监管为个案,结合西方社会性监管的有关理论,从建章立制、设立标准、建立奖惩机制以及优化执行系统四个政策工具角度,对当代中国药品安全监管的政策过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由于受到社会治理模式转型的影响,中国药品安全监管模式可以被界定为"混合型监管".一方面,中国的药品安全监管政策在形式上已经具有了一些现代监管型政府的特点,例如建章立制、设立标准,并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行政等手段;另一方面,却在许多方面仍然带有许多前监管型政府特征,而这些特征大都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虽然监管型政府正在逐渐取代全能型政府而成为未来中国政府可能的治理模式,但是从政策分析的角度来看,监管型政府的建设在中国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建设一个高效的现代监管型政府,仍然是市场经济时代下中国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的重要目标.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下新型城镇化治理模式的创新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阶段国家的治理目标。适应这一目标要求,新型城镇化要创新治理模式:治理主体由政府单中心向政府主导下的多中心转变,治理方式由运动式向制度化转变,治理目的由工具化向价值化转变。构建这一模式,就要加快政府革新,建设服务型政府;加强新型城镇化重点领域改革,推动制度创新;完善新型城镇化利益协调和监管机制,化解冲突。     

从运动式治理方式到合力式治理方式:城市基层行政执法体制变革与机制创新

运动式治理方式是地方政府及其执法部门广泛使用的政策工具,通过高位推动的全体性动员,有助于克服政府内部碎片化,形成一种基层治理和行政执法的暂时性合力。作为运动式治理方式的革新方向,城市基层执法的合力式治理方式代表了另外一种理想类型,其基本图景已经在中国大城市基层治理创新中逐渐体现。合力式治理方式的基本目标是通过基层治理体制和执法机制的有机连接与有效创新,形成一种高协同、重参与、可持续的制度性合力治理格局。运动式治理方式是一种在事件处理过程中的任务设定型政府内部整合机制,而合力式治理方式则代表了一种系统设计的职责法定型政府内部整合机制。合力式治理方式还着力于形成政府、社会和市场的"三手"合力治理,同时旨在克服运动式治理在时间维度上的不可持续性。可以预见,合力式治理方式将会成为中国城市基层执法领域的一种普遍性的制度方式转换。     

地方政府反应性社会治理的逻辑

反应性社会治理,已经成为一个制度化了的非正式行为。反应性社会治理稳定存在和重复再生是地方政府所处制度环境的产物。制度化利益协调机制的匮乏、压力型体制的激励、政策一统性与执行灵活性的张力和信任社会资本的缺失共同促进了反应性社会治理的生成。同时,反应性社会治理有着广泛深厚的体制基础。反应性社会治理很大程度上是地方人大横向监督不力、政府机构条块分割以及"一把手"集权体制所导致的预期结果。频频出现的"维稳"和"闹大"显示出反应性社会治理的制度情境及其弊病,因而有必要提出一种可替代的社会治理模式,即"可持续型"社会治理模式。     

数字时代政府治理改革的实践与深化

数字时代政府治理改革的基本取向为推行以公众为中心的服务供给侧改革,实行基于数据共享的跨部门在线协作,形成基于业务流程的整体性治理结构,灵活运用合作式、智能化治理工具等特征。"最多跑一次"改革充分体现了数字时代政府治理改革的基本取向,在治理目标、治理机制、治理结构、治理工具等方面进行了成功的实践探索。下一阶段,应通过健全"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推进机制,构建数据流、业务流有机融合的政府运行机制,完善以业务流程为中心的政府治理结构,加快基于数据资源挖掘的治理工具创新,深化政府治理改革,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     

论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创新的政策转化:影响因素与优化路径

政策转化是衔接实践探索与制度建设的桥梁与纽带。地方政府在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政策转化对创新行动的牵引、固化和扩展功能。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看,只有把社会治理创新实践总结好,通过政策产出的形式转化好,才能在区域和全国层面形成良好的积聚和带动效应,最终为推进宏观层面的制度建设奠定基础。当前,与实践层面上的改革和创新举措大量涌现相比,社会治理领域的政策跟进和转化能力不足,不仅极大地影响了改革的社会成效,也制约了制度供给的效能。基于对当前地方政府推进社会治理创新之主体结构、关系网络、影响因素与动力机制的考察,要提升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创新的政策转化能力,必须充分吸纳政策转化的主体力量,持续优化政策创新的行动结构,不断激发政策创新的深层动力,积极完善政策创新的配套保障,努力构建科学的政策学习机制,注重加强社会治理创新的地区横向整合,进而科学地把握政策转化时机,不断提升政策产出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国家-市场-社会三维视野下的业委会研究——以B市商品房社区为例

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组织,业委会的兴起给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的治理带来了重大机遇和挑战。本文基于B市的社区民族志调查,从国家—市场—社会的三维视野出发,结合多中心治理理论,探讨和解析了业委会在实践运作过程中所呈现出的多重组织面相。论文通过对业主"维权"和"自治"阶段的区分,将业委会划分为"斗争型业委会"和"常规型业委会"两种基本类型。基于这种概念区分,论文进一步描述和分析了斗争型业委会和常规型业委会所呈现出的组织形象及其背后的治理机制和认知逻辑。研究认为,物管体制、领袖特质、制度供给和政府干预这四个变量是影响"斗争型业委会"向"常规型业委会"转变的重要因素和条件。业委会概念模型的提出,有助于从微观社区层面更好地理解转型期国家、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下一步研究有待从深度个案和定量数据收集方面进行完善。     

趋同性与多样性：数字政府政策扩散模式与影响机制——一个事件史分析

数字政府建设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路径。本文基于组织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理论,运用事件史方法分析了数字政府政策在全国地级市的扩散模式与影响机制。根据政策影响范围和作用性质,数字政府政策可分为战略管理、数据治理、政务场景和生态场景四大类型。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的数字政府政策在时间维度上经历了场景驱动型政策先行、工具-客体型政策转化和局部-全局型政策扩散阶段;在空间维度上呈现出区域差序型和行政阶梯型扩散模式。数字政府政策扩散既具有趋同性又存在多样性。在地级市范围内,数字政府整体政策扩散受强制性机制、模仿性机制和规范性机制共同影响;然而,就具体政策类型而言,四类数字政府政策的扩散机制呈现出不同组合模式。对我国数字政府政策扩散的作用机制进行实证检验,不仅加深了对我国数字政府政策发展规律的认知,还将异质性纳入制度趋同,拓展了组织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理论意涵。     

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我国政府改革的路径选择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背景下,我国政府改革正面临着经济与社会的非均衡发展、社会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公共危机频发、腐败等多方面的挑战。推进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建立政府、市场、社会的多中心治理结构,约束政府权力,建设法治型政府等已经成为我国今后一个时期政府改革的基本走向和路径选择。     

完善政府购买服务机制 推进民间组织发展

完善政府购买服务机制符合"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转型趋势,是政府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建立新型政社关系、培育民间组织的重要途径.我国完善政府购买服务促进民间组织发展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通过对湖北、上海、深圳、青岛四地的做法归纳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差异发展环境下的不同服务需求决定政策选择,推行背景等因素也影响政策制定与实施,形成机制是推进政府购买服务工作的关键,政府购买民间组织服务有助于形成多中心供给模式,建立政府购买服务机制需要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     

“一体多翼”善治模式:破解现行社区治理困境的应然选择北大核心

现行社区治理是以政府为主导,物业公司及业委会处于从属地位的治理模式,这种多重治理主体必然会产生利益博弈现象。政府机构、物业服务企业、业委会协同治理社区时,主体之间因权责界定模糊而无法很好协调,导致了社区"多中心治理"下实则"无中心负责"的困境。直面现实,社区治理应向"中心回归",建立以业主委员会为治理主体,政府、物业公司及社会各界处于辅助地位的"一体多翼"社区治理体系。     

“互联网+”视阈下四川法治政府第三方评估长效机制的构建

"互联网+"视域下,政府治理模式和制度变革须迎合这一新的时代命题,相应地,法治政府第三方评估也须顺应这一新的变化。因此,立足"互联网+"这一外部环境,分析四川法治政府第三方评估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探究法治政府第三方评估的空间和发展路径的转型和突破,全面落实法治政府第三方评估机制,从而使第三方评估常态化、专业化和制度化,真正成为一种督促政府改革的长效机制。     

"齐抓共管"的绩效偏差及其变通策略 ——基于W市生活垃圾分类试点的案例研究

"齐抓共管"意指将分散在不同层级政府和同级政府各个职能部门之间的政策资源充分整合,形成合力,共同解决某些复杂的政策问题,化解不同利益主体的博弈矛盾。对于多主体参与、多因素叠加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而言,"齐抓共管"理应成为实现政策目标、产生预期绩效的有效方式。然而,在关键行动者缺失、注意力资源配置不足、避责心理、政策工具选择的路径依赖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政策执行者倾向于变通政策目标,进而导致政策绩效偏差。因此,要以精细化治理为导向,通过优化政策方案、改进注意力分配机制、发挥政绩共容体的激励效应、创新治理工具等措施让"齐抓共管"更加高效。     

政策网络治理视域下我国政府养老服务政策内容分析及优化

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政府不断调整顶层制度设计,以期解决日趋复杂的养老问题。在制度设计中,养老服务政策成为一个重要议题。目前,我国养老服务政策领域呈现出"政策主体(治理主体)由一元走向多元,治理工具由单一走向复杂,治理结构由科层走向网络,治理机制由命令、管制走向信任与协商"的特征。然而,我国养老服务政策制定与实施仍存在"多元主体资源配置极度不平衡;利益诉求各自为政,缺乏信任机制;治理网络结构处于初建期,主体关系方向单一"等诸多不足。因此,政府在网络治理中,应承担起管理者角色;各利益相关方通过结盟,重新构建网络结构;建立开放的网络空间、形成深度参与机制,引入市场机制,提高政策执行效率。     

县域如何治理:一个分析框架 ——对"宁海36条"的观察

基于整体性治理分析框架,对"宁海36条"政策的施行背景、动态演进和实现机制进行观察.研究显示,政策施行之前宁海县域治理呈现"碎片化",具体表现为政策出台分散化、政策执行碎片化、乡村公共服务缺失化、法治机制低效化和社会治理行政化.宁海县域治理的碎片化直接导致了宁海县乡村治理的濒临"失控",宁海县域治理重心下移至乡村".宁海36条"政策施行之后,通过县域层面对政策目标和执行手段的整合与调整,宁海县域内的治理层级、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机制、治理技术五方面均发生变革,宁海县域治理模式从"碎片化政府"转向"整体性政府".     

多层治理视角下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创新治理优化

多层治理理论是研究多中心、多部门、多行动者政策环境中治理行动如何开展的重要解释框架,创新型城市是中国政府探索实验主义创新治理的实践模式之一,在现实中这种创新治理模式面临中国行政体制改革藩篱和创新主体关系建构的双重挑战。通过对中国创新型城市理论与实践的梳理,对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建设进程、发展模式、布局特点以及政策阶段性特征进行总结,有助于分析"中央—地方"政府间围绕创新治理目标、治理措施和治理框架开展的复杂互动过程和暴露出的问题。基于此,运用多层治理理论框架能为国家创新型城市创新治理的优化方向提供建议:通过统筹协调形成开放兼容的创新型城市政策目标;通过基层赋权协调多层政府间创新型城市政策工具;通过多层治理构建完善协调的创新型城市治理框架。     

“一体多翼”善治模式:破解现行社区治理困境的应然选择

现行社区治理是以政府为主导,物业公司及业委会处于从属地位的治理模式,这种多重治理主体必然会产生利益博弈现象。政府机构、物业服务企业、业委会协同治理社区时,主体之间因权责界定模糊而无法很好协调,导致了社区"多中心治理"下实则"无中心负责"的困境。直面现实,社区治理应向"中心回归",建立以业主委员会为治理主体,政府、物业公司及社会各界处于辅助地位的"一体多翼"社区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