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司法社会化的理论与实践——以上海法院少年法庭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为视角

在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中,法院作为法治保障者责无旁贷。少年法庭是法院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力量。少年法庭工作的特殊性,决定其在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进程中更应重视少年司法的社会化问题,即发挥社会组织和民众的力量,参与和协助少年司法。应进一步创新社会管理,形成政府、司法和全社会的合力,推动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犯罪防控工作不断深化。     

试论澳大利亚少年刑事司法的最新发展——兼与我国少年刑事司法之比较

近年来,针对青少年犯罪日趋恶化问题,澳大利亚颁布了新法律和出台了新举措,对青少年刑事司法进行了颇有成效的改革,如"两会"制度的确立,极具人道主义的青少年罪犯改造措施等.将澳大利亚青少年刑事司法的改革与我国的实践进行比较,澳大利亚少年刑事司法具有"简易化"、"交易化"、"轻刑化"、"社会化"四个特色.     

我国少年司法改革的理念重塑与制度构建——以美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借鉴为视角

美国作为近代少年司法制度的发源地,有着相对成熟的经验。在司法理念上,美国经历了儿童福利到严惩犯罪再到儿童与社会双向保护的价值转变;在程序适用上,构建了少年司法与普通刑事司法的双轨制;在审理制度上,实行非刑事化、非诉讼化、非标签化的方式;在执行方式上,严格控制监禁刑的适用,并将服刑场所转移至社区。与发达国家的少年司法理念和制度相比,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存在较大差距。在我国少年司法改革的进程中,少年司法的基本理念应强调严管胜于重罚,强化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在具体的制度构建上,应当建立专门的少年司法机构,明确少年法庭的管辖权限,完善强制教养和工读教育制度,加强对未达刑事责任年龄少年暴行的干预。     

建立和完善 具有中国特色的少年审判制度

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是当今世界各国十分关注的社会问题。长期以来，中国政府非常重视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运用道德、文化、教育、行政和法律等手段对少年违法犯罪进行全社会的综合治理，为预防和减少少年犯罪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并收到了显著成效。中国法院根据《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准则》《北京规则》、《儿童权利公约》等国际文件与国内立法审理少年刑事案件，在保护少年的合法权益，保障无罪的少年不受刑事追究和犯罪少年复归社会，特别是在对犯罪少年的人格教育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尝试。     

日本少年司法制度“循环发展模式”的中国反思

日本少年司法制度因为流变有序、体系完整,往往被我国学者视为完善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应然模版。但相对于跳脱具体国情、文化传统与法律规定等必要前提的简单制度移植,深入反思日本青少年司法制度发展的内部规律,不仅能够避免“南橘北枳”的风险,更能从少年司法制度“循环发展模式”这一普适分析模型出发,通过考察其在日本少年司法制度建构方面的历史经验,更好地反思我国目前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发展现状,更理性地为我国正在进行的司法改革进程中寻找到更为精准的定位与发展方向。     

从仁慈少年司法到适当少年司法——以校园暴力或低龄犯罪频发为切入点

在我国现有的刑事责任制度下,低龄往往成为未成年人暴力或者侵权的“免罪”金牌,这体现了对未成年人仁慈宽和的处分精神,但也面临着一个悖论。在未成年人暴力犯罪频发且恶性不断增强的情况下,一方面,这种仁慈少年司法忽视了社会主流民意的呼声;另一方面,其也不能兼顾罪错未成年人、受害人及国家等多方面利益的平衡。应当根据历史、文化、社会发展情况及未成年人具体状况等因素进行调整,适当提高罪错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年龄,兼辅之以相关的配套制度,实现由仁慈少年司法制度向适当少年司法制度的转型。     

中国少年保释制度的完善与发展

少年司法制度不到20年的实践发展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未成年人审前羁押、释放制度。但是，客观上说，我国还远未形成完备的少年保释制度。总体而言，未成年人在羁押状态中等候审判还是一种“一般规则”，而不是例外。我国少年保释制度迫切需要完善和发展。     

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少年司法

中国少年司法引起党和国家与社会的关注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的。青少年违法犯罪急剧增多，是它启动的直接原因。为治理青少年违法犯罪，党中央先后于1979年发布了第58号文件——《全党重视解决青少午违法犯罪问题》的通知，1985年发布了第20号文件《加强青少年教育，预防青少年犯罪》。随后于1991年9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1999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从江苏看中国少年审判机构的建立、发展和完善

青少年犯罪问题的日益严重性，催生了中国少年审判制度。江苏少年法庭由少年刑事案件合议庭一少年刑事审判庭一少年案件综合审判庭一少年案件集中指定管辖庭的发展历程，也正是中国少年司法制度日益完善的过程。“天宁模式”和“连云港模式”以及其他地区的一些少年审判模式为中国少年法院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解释的发展与完善

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解释在刑事责任年龄、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责任范围、从宽处罚、出罪化与非刑罚化、刑种适用、刑罚制度适用等方面都有较大发展,但在解释的理念、机制和方法等方面也存在一些缺憾,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也论我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缺陷”——兼与孔维钊先生商榷

孔维钊先生认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存在着诸多缺陷,但本文认为,任何一部法律都有自己的侧重点, 其要解决的是某一方面问题,而且每部法律也不是孤立的,在运用时应通盘考虑所有相关的法律。因此从这一角度来说, 对该法不能笼统称之为缺陷。     

刑事法视野中的少年：概念之辨

在刑事法研究与立法中,未成年人、青少年、少年、儿童等词的运用处于混乱状态,这种状况既不利于有关青少年立法的成熟,也是阻碍我国少年法学建构与发展的重要障碍。本文主张在涉及以未成年人为主体的犯罪或不良行为的刑事法语境中宜使用少年一词。少年可以作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少年严格以刑法规定为标准,指14周岁以上不满18周岁的人。广义的少年则还包括行政法上的少年,即12周岁以上不满14周岁的人。狭义少年中14周岁以上不满16 周岁者,可称为年幼少年;16周岁以上不满18周岁者可称为年长少年。不满14周岁者称为儿童,其中12周岁以下者称为年幼儿童,12—14者称为年长儿童;18周岁以上25周岁未满者称为青年,其中18周岁以上不满22周岁者称为年幼青年,22周岁以上不满25周岁者称为年长青年。     

试论未成年人法律适用中的冲突与解决

我国未成年人法律适用存在多方面的冲突，表现在：法律与法律之间的冲突（包括法律与司法解释等适用依据间的冲突）、法律与司法实践的冲突。由于未成年人法律适用中的冲突与我国未成年人法律体系的不完善，具体法律规定操作性不强等因素具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要解决未成年人法律适用中的问题，应当构建完善的未成年人法律体系，在具体的法律制度设计中注重其可操作性等。     

试论我国少年收容教养制度建设

我国少年收容教养人员矫正教育的法治建设上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需要在立法、执法等方面进一步发展完善,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     

法治时代的少年司法改革

“尊重法律是第一条重要的法律”，这是广为人知的法律格言，也是人类法治发展史经验与教训的结晶。这条法律格言深刻揭示出法治最重要的特征并不在于静态的法律的有无，而在于动态的法律的普遍遵守。在法治建设中必须严格依法办事，这一点在当前更具现实意义。     

以积极姿态迎接新《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实施

2006年12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以154票赞成、2票弃权，表决通过的新《未成年人保护法》将于今年6月1日起正式施行。与原先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比较，修订后的新法律有许多创新和亮点，不仅明确了“未成年人享有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参与权等权利，国家根据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给予特殊、优先保护，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等重要内容，还就涉及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的许多方面作了明确和具体规定，例如：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不得在未成年人集中活动的室内饮酒、吸烟；老师辱骂学生要受到惩处；学校不得延长未成年学生在校学习时间；     

日本修订《少年法》的新动向

近年来日本的少年犯罪出现少年犯罪的案件数量正在逐年减少、少年犯罪的凶恶案件数正在逐年上升、犯罪少年的低龄化现象非常突出等特征。为了改善日本少年犯罪以上的3种现状,强化对低龄少年的早期“保护、教育”处分,日本的各个党派和政府有关部门,各自在积极地拟定再次修订日本《少年法》的有关法律草案,准备提交国会审议通过。这就是日本修改《少年法》的一个新的动向和趋势。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起诉制度的沿革与展望

免予起诉的废除是我国处理未成年人犯罪在起诉制度上的飞跃。目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起诉制度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相对不起诉条件细化与范围扩大、未成年人在共同犯罪中分案起诉上。同时，司法实践中探索了暂缓起诉这一新的形式。我国未成年人不起诉制度急需完善，应当通过立法进一步细化不起诉标准，扩大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不起诉的范围；构建刑事和解不起诉制度；建立未成年人犯罪不起诉后的帮教制度。     

论我国未成年人恢复性司法的构建

恢复性司法是一种不同于传统的报应性司法模式的新型司法模式。这种司法模式特别适合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理，也和我国的传统法律文化契合，因此，应在我国建立起未成年人恢复性司法制度。在建立这项制度时，应借鉴西方国家一些成熟的经验，同时结合我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