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街头官僚研究的热点与趋势——基于CNKI的学术期刊文献分析

以2003~2014年CNKI的期刊来源库收录的77篇中国街头官僚研究文献为样本来分析,我国街头官僚研究呈现出五大热点主题：进行理论推介,将国外街头官僚理论及其最新成果引介至国内;进行理论对话与借鉴,明晰街头官僚概念在我国的群体所指;从自由裁量权视角入手,分析街头官僚的特殊地位;从政策执行角度,缕析街头官僚的行动逻辑;基于责任要求,探讨控制街头官僚的方式和途径。研究趋势包括：街头官僚群体的界定研究;街头官僚自由裁量权及其控制的继续研究;街头官僚行动逻辑的继续研究;政策执行视角的继续研究;基于西方街头官僚理论的创新研究;信息时代下基于街头官僚理论视角的电子政务研究等。     

街头官僚理论视角下的服务型政府建设刍议

街头官僚理论研究是西方公共行政学的一个前沿研究领域,关注的焦点是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权及其政策制定能力,并探讨有效控制街头官僚的途径。以街头官僚理论为视角,对提高我国基层公务员的行政执法能力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当代西方政府管理的理论创新

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公共行政话语理论、街头官僚理论和网络治理理论是国外政府管理理论创新的重要代表。在上述理论创新中,法默尔通过想象、解构、去领地化和变样等步骤构建起了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福克斯和米勒通过公共能量场等概念建构起了话语理论,街头官僚理论主要讨论最前线公务人员的自由裁量权,网络治理理论则讨论权力从单一中心向多中心的转变。这些理论通过批判传统官僚制理论的种种弊端,进而提出了关于行政领域创新的观点和理念。     

基层治理中的过度执行:成因、危害与对策——以街头官僚为例

街头官僚作为基层治理场域中的一线治理主体,对其治理实践的高标准、严规范和效能化,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需要。在制度结构、组织目标、复杂环境、资源禀赋、利益考量、能力素质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执行运作一定程度上无法用统一的标准予以规范,现实中呈现为差异化执行类型。自由裁量权的治理权限和运作方式的“度”难以有效把握,容易失控异化为治理的过度执行。这一问题隐含着其他危害:在微观层面,造成街头官僚执行公信力下降;在中观层面,削弱地方政府治理权威;在宏观层面,影响国家认同。因此,应通过合理举措使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权转向制度化、规范化、合理化,既要保障执行权的自主效能,又要对其进行一定程度的规约控制。     

系统官僚与电子政务及其思考

系统官僚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是系统官僚的自由裁量权。随着我国电子政务的深入发展,系统官僚在我国公务员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系统官僚理论对控制我国系统官僚的自由裁量权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西方街头官僚理论与我国基层行政执法公务员的自由裁量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已于2006年1月1日起实施，其中一个新亮点就是：创设行政执法类职位。行政执法类职位是指政府部门中直接履行行政监管，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稽查等现场执法职责的职位。国家将行政执法类职位区分出来，有利于更好地激励和约束一线基层执法队伍，更好地适应社会管理与市场监管的需要。但从另一个侧面来看，也说明现在国家也意识到了基层行政自由裁量权可能存在滥用情况的问题，这样立法能更好地加强对一线基层执法人员的监督，落实执法责任追究制。针对此问题，笔者试从西方公共行政学的前沿理论——西方街头官僚控制理论出发，对如何控制我国基层行政执法公务员的自由裁量权进行初步探讨，以期对解决我国基层行政执法公务员的自由裁量权滥用的问题有所助益。     

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法律控制

行政自由裁量权不仅是各国行政法学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而且也是行政机关在管理社会公共事务中必须解决的一个实际问题。探讨如何正确地运用行政自由裁量权,防止行政自由裁量权被滥用具有现实意义。本文从行政自由裁量权存在的必要性,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表现形式及如何有效地     

街头官僚的道德困境:一个文献综述

街头官僚身处国家与社会互动的界面,面临着源自政策规则、组织目标及公众需求的多重挑战,从而时常囿于"作为之痒"的道德困境之中.然而,学界就街头官僚作为局内人如何体验并应对道德选择的两难境地,缺乏共识性研究.从街头官僚道德困境的内涵入手,梳理街头官僚道德困境的表现、危害、形成机理及应对策略,以此厘清街头官僚道德困境的研究脉...     

公众如何评价“街头官僚”的热情和能力?——兼论中国情境下公共管理复制实验的本土化问题

公众如何评价不同类型“街头官僚”的热情和能力?欧洲情境下的调查实验结果在中国能否得以验证?基于“推广与扩展”复制实验的设计原则,在中国情境下复制了Boer在荷兰进行的调查实验,随机选取1 182名调查对象,通过两个调查实验,检验中国情境下公众对不同核心任务“街头官僚”在热情和能力特性感知上的差异。实验结果显示：(1)中国情境下公众会依据“街头官僚”核心任务的差异而对其进行分类,但与原实验不同,公众将“街头官僚”分为了两类而非三类,即服务导向型“街头官僚”与服务和监管并重型的“街头官僚”,原实验中还包含了监管导向型“街头官僚”。(2)中国情境下服务导向的“街头官僚”被认为更富有热情,而在能力维度两类“街头官僚”之间没有显著差异,但当删除服务和监管并重型“街头官僚”中的城管样本后研究结果出现了反转,这意味着对不同“街头官僚”职业的选取可能会对研究结果的稳健性产生一定的影响。而原实验发现,监管导向的“街头官僚”被认为最缺乏热情和能力,但其他两类“街头官僚”的热情和能力评价均无显著差异。(3)公众对“街头官僚”特性的评价并未受到其性别的影响,而在原实验中,“街头官僚”的性别对其热情评价产生了影...     

论行政自由裁量权及其控制

(一 )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行政法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其涵义是指行政主体 (即依法享有国家行政职权,能独立行使权力,并对自己的行为后果承担法律责任的组织 )基于行政目的,就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依据法律规定,自由斟酌、自由选择而做出的公正而适当的具体行政行为之权力。根据行政法律、法规的规定,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表现形式主要有：对事实要件认定的自由裁量权;选择处罚的种类和幅度的自由裁量权;判定情节轻重的自由裁量权;选择行为时限的自由裁量权等等。 　　早期法治主义的政府观从保障公民的自…     

街头官僚的行动逻辑与制度防范

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街头官僚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不断地进入舆论和媒体的视线。街头官僚在执法过程中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制度性因素与非制度性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具有不同的强度与不同的层次,大致可以归并为三类:宪政规则变量、集体选择变量、具体操作变量。在多重影响因素的力的平行四边形中,街头官僚展示了双面人的行动逻辑。制度防范之道在于:建立民主自治机制,强化权力约束机制,引入竞争选拔机制,完善激励晋升机制。     

论行政自由裁量权正当行使的道德支持

随着现代社会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政府组织和调整社会生活的功能和权限范围不断扩大,行政主体享有的自由裁量权也随之增加.忽视行政自由裁量的伦理维度,必然造成行政自由裁量的非正当使用,从而会造成公民对政府公共管理的疏离感,动摇公民对政府的信任投入.因此,有必要从道德支持的角度探讨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正当行使.     

理想型官僚制的二重性--兼论当代中国的"政府再造"

马克斯·韦伯对官僚制理论的三个层次的全面剖析,拓宽了研究官僚制的二重性的视野。官僚制在具有纯技术上的优势的同时,又具有僭越自身功能的倾向,造就了官僚组织集理性原则和非理性化倾向于一身的特殊格局。在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政治的双重作用力之下,当代中国政府的行政改革面临种种“两难抉择”,进行“政府再造”已成当务之急。     

现代理性官僚制的理性审视

以形式主义、普遍主义为本质特征的现代理性官僚制行政,是迄今为止在现代社会组织中运用得最为广泛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模式.尽管新公共管理实践以及"后官僚制"行政的诸多理论思潮对这一行政模式提出了一系列挑战,但这种挑战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理性官僚制组织结构的基本范式和这一管理模式运作的基本逻辑,它们无法确立一种足以替代理性官僚制的行政范式,因而并不构成对理性官僚制的根本性超越;相反,它们倒是为进一步完善理性官僚制提供了重要的契机.对于正致力于探索有效的行政管理体制的转型期中国来说,面对行政管理诸层面所存在的诸多非理性因素,当前最重要的课题不是想当然地超越官僚制,而恰恰是要建构和完善现代宪政条件下的理性官僚制.     

保护性协商：半正式行政下的街头执法实践逻辑——基于武汉“城管”实践分析

在街头治理中,除了正式的执法队员之外,还存在着大量的协管员群体。基于武汉市城管系统调研发现,协管员群体在街头执法中的积极行政,弥补了正式执法队员处于科层制约束的消极行政,协管员与摊贩在街头的日常互动中型塑了“保护性协商”机制。这一机制的型塑过程包括：执法的熟悉化场域环境使得双方对彼此行为有了稳定的预期;协管组织的特殊性使得街头裁量权更具复杂性,协管员采取有节制的权力实践;摊贩利用一系列策略掌握了街头治理的参与权。这一机制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其实是“简约治理”传统在当下的延续,有效弥补了正式行政的不足,能够更为灵活地应对诸多城市管理工作的要求。     

政治与行政双重视野下的行政自由裁量权

分析政治与行政二分理论的基本内容，以及在该理论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影响，即政治视野下的过度规制，行政视野下的过度滥用，可以提出：应该在政治与行政双重视野下规范行政自由裁量权，在避免过度规制的同时加强行政伦理建设。     

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及其控制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现代行政法的一个核心内容。在行政权日益膨胀的条件下,行政自由裁量权被滥用的可能性极大,但无论是从立法源头、行政体系内部,还是我国《行政诉讼法》中关于行政自由裁量权司法控制的规定,都不能满足我国依法行政和控权的现实要求。因此,应从多方面来控制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论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现代行政法学的核心内容之一,可以说行政自由裁量权在整个行政过程中处处存在。由于我国行政法学研究起步较晚,行政立法相对滞后,在加之,中国长期以来受人治思想影响,现实中行政主体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情况依然存在。如果行政自由裁量权的量度把握不好,则有可能导致行政过程的非正义。本文试图从内部与外部两个角度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问题作初步探讨。     

行政民主发展的困境及完善路径——基于行政生态学的理论视角

自上世纪80年代起．基于对传统理性官僚制优缺点及适用条件的系统反思．人们迫切要求加快行政理论范式的转换．对行政过程中公共利益的表达、公民参与的扩大、政府开放透明程度的提高以及政府对民众需求的回应性等价值理性的渴望已是日渐凸显．行政民主理念深入人心。正如行政学者沃尔多所言：“如果行政确是政府的核心．那么21世纪的民主理论必然拥抱行政。”     

《行政许可法》对自由裁量权的规制

一、行政许可中存在大量的自由裁量权行政许可是指在法律一般禁止的情况下行政主体根据行政相对人的申请,通过颁发许可证或执照等形式,依法赋予特定的行政相对人从事某种活动或实施某种行为的权利或资格的行政行为。在理想的法治社会中,公共权力必须受到事先制定和公布的法律规则的约束,行政主体没有自由裁量权。然而,在实践中由于立法的不绝对完善,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囿于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和行政许可自身特点,使得大量自由裁量权存在于行政许可之中。权力滋生滥用,若不对行政许可中的自由裁量权进行必要规制,必将导致自由裁量权的滥用。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