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

数字化浪潮风起云涌,推动全社会数字化转型。从宏观层面看,以"城市大脑"为代表的城市治理有什么数字化转型的普遍规律?以经典剩余价值理论框架审视当今数字经济体系,"数字剩余价值"有哪些核心视点,其治理思路又如何?在微观层面,电商直播俨然深刻融入社会生活,必须进行规范治理。本期"前沿研究"刊发一组文章回应上述几个问题。《数字界面视角下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原理——以城市大脑为例》基于数字化转型和界面治理理论,提出一个分析城市大脑、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城市治理的数字界面治理分析框架,认为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实质是建构基于城市大脑的数字界面,核心是实现智能城市治理。     

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阶段演进与优化路径

数字化转型是城市治理的新实践,也是实现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路径。结合技术、制度和转型范围三个分析维度,以城市治理的实践经验为参照,数字化转型基本遵循了技术迭代赋能、制度完备性增强、转型范围逐步扩大的理论路径,呈现出信息化政务建设、数字化城市管理、场景型敏捷智治和全景式城市善治四个递次演进的具体阶段。在进化动力学视角下,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是以需求动力为前提,由技术支撑、资源投入、制度设定、目标引领、组织保障和环境倒逼等多重动力因素共同推动。面向城市全面数字化转型,应当以建设人民的城市为理念指引,持续推进技术赋能、提升制度体系水平以及培育数字治理能力,增强城市数字治理有效性,实现城市善治。     

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中的互动式治理：行政、市场和社群机制的互补嵌入性

数字化转型是一项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的系统工程,具有涉及面广、协调需求大、技术密集等特征,传统的行政治理已经无法满足面临着来自资金、技术、人才等多方面的挑战。研究围绕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如何推动行政机制、市场机制和社群机制的互动协同与互补嵌入这一问题,对杭州城市大脑的案例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杭州城市大脑通过关系型契约主导的准市场、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和民主网络等模式,在提高资源要素配置效率、实现政府、市场和社会三部门之间的高效协同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未来,通过政府职能转型和施政方式转型,进一步对治理的体制机制、组织架构、方式流程、手段工具进行全方位系统性重塑,形成利益耦合的元治理体系,进而向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逐渐靠近,成为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理论和实践探索的题中之义。     

东京数字化转型的实践做法

近年来,从建设"城市大脑""智慧城市",到推动城市"数字化转型",再到近来热议的"数字孪生城市",数字化已全面融合渗透到城市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摆在各国城市治理者面前的重要课题。国际发达城市都在积极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希望用数字技术深度参与城市各项管理,用数字化手段促进城市建设和城市治理。     

从边界分野到跨界共轭：政府数据协同治理交互困境扫描与纾困路径探赜

政府数据协同治理是数字时代政府提升公共产品和服务效能的应然性要求和实然性体现。基于界面治理理论,具体扫描了政府数据协同治理在主体、客体、本体、载体四个维度子界面的交互障碍,并分别基于价值共创、鲁棒优化、整体桥接和生态演化理念针对性地提出突破子界面交互障碍的纾困路径：打造耦合联动的众包治理共同体,形塑高质量低风险的数据交互集,构建全局关联的网状组织关系谱,优化功能互补的协同治理工具箱。通过细粒度、微视角的问题诊断和解决方案,为政府最大程度地发挥数据资产价值、提升数据协同治理的功能、实现数据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借鉴和启示。     

技术权力、政企依赖与城市智能治理平台建构模式选择——基于城市大脑的比较分析

政企合作是当前城市智能治理平台建构的普遍形式,然而在政企互动的内在结构上却存在较大差异。理解城市智能治理平台建构过程中的政企互动关系,是诠释地方政府在推进数字政府建设中差异化决策思路的关键所在。从技术权力与政企依赖维度出发,对目前较为成熟的杭州与海淀城市大脑平台建构模式进行比较分析,发现技术权力主要表现为核心技术占有者所具备的对其他组织的控制力或约束力,主要在对技术依赖性较高的领域发挥权力效力。技术权力具备资源控制性、制度干预性、网络渗透性及弱变化性四重特征。技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两者的耦合,构成了政府智能平台中政企依赖关系建构的底层逻辑,而政企互动中不同主体资源占有类型差异与依赖关系的非均衡性,共同促成了政企合作机制异质性,并由此塑造了差异化的平台建构模式。研究结论对于深入认识技术权力要素在城市智能治理平台建构中的运作逻辑具有积极意义,同时对于地方政府在城市智能治理平台建构过程中规避技术权力风险、提升政企协同效力、构建相对均衡的政企合作机制具备有益的启示。     

动态能力视角下城市数字化转型的理论逻辑与组态路径——基于全国重点城市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城市数字化转型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引起学界广泛重视,但鲜有研究关注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与差异化路径。借鉴动态能力理论,从技术、组织、管理三个维度建构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分析框架,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的方法对全国重点城市的数字化转型实践进行研究。结果发现：数据是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基础,由此形成了“基于数据的制度驱动型”和“基于数据的创新赋能型”两种高水平城市数字化转型路径;非高水平的城市数字化转型路径则包括“财政与数据限制型”和“财政与体制约束型”两种。结论有助于厘清城市数字化转型的驱动因素与约束条件,为理解差异化的城市数字化转型路径与因地制宜地实施城市数字化转型战略提供了思路。     

城市管理转型与城市治理分析框架

在全球化和市场化的推动下,不仅城市外在的形态发生了改变,其内在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也产生了改变。本文选择了从城市权力理论的角度分析城市管理转型。传统的精英论、多元论、城市增长理论强调政府在城市中主导作用,难以解释现代城市的权力转移现象。城市治理理论提出了整合多元主体的思路,注重在多层次治理、跨域治理、治理能力、伙伴关系等方面来分析城市的发展和权力运行。     

“城市大脑”建设:价值意蕴、短板审视与优化路径

作为城市智能化、数字化升级转型的必然产物,“城市大脑”是一项极具现实价值的城市治理与服务变革创新型实践。但在建设应用过程中会受到诸如相关顶层设计缺失、制度化保障不足、数据资源难以有效赋能、常态化建设运营模式亟待完善、应用场景相对单一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需要从厘定正确认知、强化顶层设计、创新体制机制、整合汇聚公共数据资源、构建灵活高效的建设运营模式、聚焦场景牵引与应用等方面入手,开拓“城市大脑”的有效落地模式。     

技术驱动与科层统合：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交互机制

本文将“一网统管”建设作为考察时下中国技术与制度，更具体说是数字技术与科层制度关系的一个切口。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城市治理变革，我国各大城市都在全面探索数字化转型这一技术治理导向的城市治理创新之路。与此同时，城市管理体制发展正在经历“重心下移”的势态。在此双重逻辑下，各行政层级如何回应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需求？案例研究表明：在中国当前数字化转型阶段，技术与治理不是单向赋能或决定的，而是交互的。本文提炼出交互型平台治理的四大机制：虚实互映、感行合一、双轨合力、人机融合。为了解决政府科层组织僵化低效、条块分割等带来的超大城市治理难题，上海市提出以技术与制度双轮驱动的创新方式来将数字技术融入到科层组织之中，寓技术于组织，试图推进技术与制度的交互影响与变革，从而实现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革命性再造。     

重构城市社区--以治理理论为分析范式

运用治理理论审视和分析中国城市社区的改革与创新 ,对于拓展目前正在兴起的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与实践、实现社区治理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城市社会的进程引起了社区治理的巨大变革。治理理论为此提供了具有借鉴意义的理论指导和分析范式。观照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现状 ,着手于治理主体、治理过程、治理组织体系、治理关系的转换是社区走向善治的理性取向     

农民数字治理参与对乡村治理效能的影响研究

以数字技术驱动乡村治理效能提升是数字化时代实现乡村善治的迫切要求。探索性构建了“数字治理-治理能力-治理绩效”的逻辑分析框架,基于宁夏回族自治区数字乡村试点县与非试点县农户调查数据,实证探究了以数字化党群教育、数字化村务管理和数字化民主监督为表征的数字治理对乡村治理效能的影响效果及潜在路径。研究表明,农民数字治理参与显著提升了乡村治理能力和治理绩效,且现阶段主要表现为对乡村法治能力、德治能力以及乡村治理的政治绩效和福利溢出的促进作用。农民数字治理参与不仅直接促进乡村治理绩效改善,还可通过乡村治理能力尤其是德治能力和法治能力提升间接优化乡村治理绩效。研究还发现,农民数字治理参与削弱了村庄空心化程度对乡村治理能力的负向影响,强化了村庄经济发展水平和信息化环境对乡村治理能力和治理绩效的积极作用。据此,从完善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机制设计、多路径提高乡村治理效能、增强发展包容性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融合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社会治理数字化的实践省思

社会治理数字化是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引擎,然而,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实践存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冲突与失衡的问题。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失衡容易引发数字鸿沟、数字孤岛、信任赤字和数字安全隐患等问题。因此,应探索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社会治理数字化实践中的耦合关系,有效回应社会治理数字化的实践议题。把数字公平、数字协同、数字信任和数字安全等价值理性要素作为社会治理数字化的实践遵循,通过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构建社会治理部门的数字化协同机制,强化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治理的认同机制,夯实社会治理数字化的“安全底座”等举措,全方位推动社会治理数字化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双向奔赴”。     

“数据的流动”：数字技术驱动城市韧性治理的理路探析

在数字化城市构建中,“技术赋能”作为理解数字时代下城市公共安全建设的技术分析框架,日益难以解释在实践应用中所涌现的新现象和新问题。聚焦电子数据的流动,有助于理解数字技术嵌入城市韧性建设的过程。基于“流动空间”理论框架,城市韧性数字化建设中的数据流动可以划分为三个层面：数据支撑层、应用平台层和数字空间层。这些层面的交叠与循环展示了数据流动的复杂性。在韧性城市建设过程中,多维数据流动不仅增强城市系统对各种风险的快速响应能力,也促进跨部门之间的紧密协作,并且深化治理体系的参与程度。此外,数据流动通过数字技术为城市韧性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包括敏捷的透视能力、高效的协同整合能力以及深层次的参与能力,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和应对未来挑战提供支持。     

积极型政府数字化危机治理:动员策略与理论源流——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基于中国在抗击新冠疫情中表现出的事实场景,可见积极型政府的特质与数字化技术的嵌入推动着公共危机治理的结构化转型,并激起新的实践创新与理论探讨。政府作为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中的积极行动者,在公共危机的不确定性与数字治理的精准性之间,不断地形塑着数字化危机治理模式。积极型政府采用科层制统合、数字化驱动和舆论性引导等动员策略,基于"理念-数据-组织"的核心要素,形成模糊性治理、流动性治理和韧性治理"三位一体"的理论源流。但在积极型政府数字化危机治理中,还内含精准与模糊、高频流动与物理阻断、刚性与柔性、积极有为与过度干预等的可能张力和潜在挑战,需要从治理与技术的关系方面进行深刻反思,以实现积极型政府的自我超越与数字化的危机善治。     

“智慧社区”展现美好生活新样态

未来的社区,是什么样子?在数字化浪潮汹涌澎湃的今天,智能化无疑会成为未来社区形态的重要标志。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为支撑的智慧社区,势必深刻改变人们生活方式,重塑社区治理格局。无锡,这座数字化转型标杆城市,既在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等领域加速蝶变,又在数字生活、数字治理等方面广泛赋能,不断拓展智慧应用新场景。尤其是一批正在发育成熟的智慧社区,让数字化生活渐行渐近、触手可及,初步展现美好生活的别样形态。     

新型智慧城市的整体智治路径研究：基于情境——结构——行为的视角剖析

智慧城市整体智治的实现路径可借助行政生态学中“情景—结构—行为”三个维度剖析。新时代伴随城市治理任务激增、城市治理难度加大、城市治理风险上升等情境变化，城市治理呈现由智慧城市（Smart City）向智能城市（Intelligent City）再到新型智慧城市（New-Intelligent City）的转型。在此过程中，新型智慧城市治理结构主动调适，在科学制定智慧城市建设规划、加强政府引导、激发市场活力、建设智慧城市协同创新中心、促进信息基础设施集约共享等方面发挥作用，并且取得了促进城市发展方式变革、实现城市空间结构优化、提升城市现代治理能力和改善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效果。整体智治深度回应了新型智慧城市的治理与发展需求。构建新型智慧城市整体智治路径应推动条块治理向协同治理转型、人工治理向智能治理转型、后端治理向源头治理转型、粗放治理向精细治理转型、被动治理向主动治理转型。     

界面治理的操作性逻辑——以网格化管理及其改革为例

界面是人类实践活动的重要工具，具有简便和准确等技术优势，在社会各领域中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通过划定区域或边界的方式来实施社会治理，形成了大小不同和形状各异的治理界面。治理界面是治理要素存在和互动的场所，也是组织和实施治理活动的舞台。网格化管理是治理界面设计的典型实践，推动了社会治理的有序化和确定性，但也暴露出界面冗杂化、信息弥散化、资源分散化以及运作区隔化等问题。当前各地政府推行多格融合改革的主要目的是进行界面整合，具体就是要通过明确界面任务、厘清界面边界、协调界面主体、明晰界面权责和联通界面信息，以实现高效的治理。基层治理既需要设计尺度适当的界面，根据界面的技术原理来优化治理活动，也要注意把握界面治理的约束和限度，防止对划格治理的过度依赖，避免丧失治理工具选择和创新的想象力。     

智能城市治理中大数据的作用及安全问题

大数据作为满足精确控制、管理和效率提升需要的基础"原料",具有海量性、协同性和高度敏感性等特质,已经成为智能城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战略资源.同时,大数据高度不确定性、安全威胁在增大、聚集难以有效控制等安全问题的存在也直接决定着城市治理的安全与效能.在智能城市治理中,观念转变、体制创新、构建系统防护体系和加强相关人才培育是确保智能城市大数据安全的关键.     

数字乡村治理的理论内涵、数字化陷阱及路径选择

随着信息技术在乡村建设领域的应用,数字乡村治理成为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转型的关键举措。数字乡村治理的本质是数字技术驱动国家治理能力在乡村的提升,从技术、权力和空间三个维度塑造了数字乡村治理模式。数字乡村治理是乡村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向,发挥数字技术在乡村的治理效能,亟须跨越数字乡村治理过程中出现的乡村数字化陷阱,即工具陷阱、权力陷阱和空间陷阱。因此,构建数字技术与乡村社会协调发展,微观权力和民主权利相互提升,虚拟空间和实体空间高度融合的数字平台型治理路径,是跨越乡村数字化陷阱,有效推进数字乡村治理的实践所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