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对立与多重视角：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考察

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因每个人的战争体验、知识结构、职业性质、生活阅历等不同而差异较大，确实也存在保守派、右翼分子与进步派在战争责任认识上的二元对立现象，但简单的二元对立难以说清战后日本人战争责任认识的复杂性。重溯战后日本社会的变迁、国际环境影响和亚洲邻国人民对日本战争责任的追究，可见多重因素的相互影响与刺激，虽然改变着部分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但未能从根本上撼动日本人战争责任认识的总体框架。这是日本社会难以形成历史“共有”的重要原因，也是东亚历史和解任重道远的影响要素。     

安倍“正常国家论”的实质

<正>安倍谋求"脱离战后体制",让日本人"对日本历史、文化有一种骄傲感"的民族主义理念,已经影响到日本的内政外交及政策制定在日本民族主义日盛的形势下,日本政治右倾化愈演愈烈。以否认军国主义侵略历史、摆脱"战后体制"、制造周边领土纠纷、修宪和强化日美同盟等方式追求日本国家利益,已经成为日本安倍等保守势力谋求的政治与外交主题。安倍上台伊始就明确表示修宪是自己的"历史使命",力图改变战后体制意愿十分明确。在安倍看来,修改"和平宪法"是日本成为     

东亚如何效仿欧盟——评王马克博士片面的全球化观

战后欧盟的发展给人印象深刻.二战中的法德两国能够抛弃前嫌,加强合作共建欧洲,取决于多种因素.既有欧洲国家自身对历史的反思,也有冷战提供的特殊的有利环境.其中美国因素尤为重要.而战后东亚未能形成与欧盟类似的和解与合作机制,除日本对二战历史的认识尚未与其余国家达成一致外,与美国对东亚的政策也有极大的关系.因此,东亚的合作和一体化的问题,只能通过相关各方拿出诚意,逐步解决.     

赔偿外交:二战后日本重返东南亚市场的策略

经济外交在战后日本外交中占有重要地位.对东南亚的赔偿外交是战后日本经济外交的起步点.日本以战后赔偿为敲门砖,敲开了东南亚广大市场的大门,开辟了对东南亚扩大出口之路,使日本资本得以大规模重返东南亚.     

战后德日两国战争史观迥异缘由探究

战后德日两国对那场侵略战争的态度大相径庭.综其的因,主要在于:两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民族特性各不相同;战后盟国对两国战争罪责清算程度很不一样;两国面临的地缘政治环境截然不同;两国侵略历史及其所受国内外机制掣肘有所差异.通过反省和赔偿,德国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和尊重,而日本的倒行逆施却不断遭到国际社会的经列谴责.日本只有以史为鉴,效法德国,才能取信于国际社会,确保走和平发展之路.     

战后海外台独运动与日据时期台湾抗日自救运动之比较

“台湾独立”、“台湾自决”不仅是一个思想观念问题,而且也是关系到台湾政局及前途的重大问题。在台湾历史上,曾出现过以“台湾独立”、“台湾自决”主张为纲领的日据时期抗日自救运动,也产生了战后海外台独运动。关于日据时期抗日自救运动的评价,历史已作了结论。然而,鉴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以及海外台独运动的有意混淆,某些人却对它与战后海外台独运动的关系产生模糊认识。本文试就二者本质上的区别和联系作一比较,澄清某些误解或歪曲。 (一) 日据时期台湾抗日自救运动是台湾人民在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祖国无力援救的特殊     

构建面向未来的中日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利益

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已在今年九月卸任，这标志着小泉时代的结束。朝野在总结小泉五年执政状况时认为，他对内采取强硬政策，为推行自己的主张和政策，排斥异己，打压反对力量，最典型的一个例子便是小泉为了通过邮政法案而强行解散议会。在政治上，小泉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右翼势力日益膨胀，是战后61年来最为严重的时刻，在经济上，民众不满政府缺乏能力，经济复苏缓慢，在外交上，批判小泉顽固坚持重视美国、轻视亚洲的政策，反对小泉坚持参拜靖国神社，破坏日中、日韩关系之声也颇为高扬。笔者认为，由于小泉在外交上采取强硬手段，五年多来中日政治关系处于邦交正常化以来最困难的时期，原因就不难理解了。     

情结与利益:日本与台湾关系的"虚"与"实"

历史上日本曾占据台湾达半个世纪,战后日本又以美国在东亚的核心同盟者的角色继续卷入.1997年9月,日本与美国签署了防卫新指针,赋予日本通过后勤支援等方式直接参与军事行动的职能.其后,又相继通过了"周边事态"法、反恐怖对策特别措施法,并积极试图制定"有事"事态法,日本军事安全战略与日美安保体制的变化,增加了未来日本在军事上卷入台湾问题的可能.可以预见,未来日本角色将较现在更活跃,更值得关注.     

冷战后的中日关系与台湾问题

在中日关系中,台湾问题虽不像在中美关系中那样重要、突出和敏感,但由于地缘政治的原因、日本独特的"台湾情结",以及战后日台之间的紧密联系等,在解决两岸关系问题上,日本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尤其90年代以来,日本明显提升日台关系,在对华战略上利用台湾问题牵制和遏制中国的倾向明显加强,使得台湾问题在中日关系由的地位上升,成为未来两国关系发展中最大的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在台湾问题上潜伏着中日冲突的隐忧.     

论德日在反省二战罪行问题上的差异和原因

战后,在反省二战侵略罪行问题上德国和日本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两国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反差,其认识根源上不尽相同,也存在着深刻的历史、现实原因。日本只有像德国那样认真反省,吸取教训,日本才会有光明的政治前途,日本才能取信于亚洲各国人民和国际社会。     

改进作风与密切党群关系

中国共产党的最大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党群关系关乎执政党的生死存亡.我们要认真吸取苏共亡党的教训,充分认识目前党群关系面临的问题,采取有力措施改进工作作风,不断巩固和加强党群关系.     

论儒家至乐与释老至乐的同异

宋明理学中的“孔颜之乐”不仅是儒家中的精神境界问题,而且也是儒家的至乐问题。与道家和佛家相比,儒家的至乐———“孔颜之乐”,既有与其他两家相似之点,也有其相异之处。通过比较儒、释、道三家关于“至乐”观点的同异,可以清楚地认识宋明理学中的“孔颜之乐”是区别儒释道“至乐”的标志。     

民族主义与第二次国共合作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充分利用民族主义为政府提供合法性基础的重要功能,中国共产党则强调对民众的开放和吸引,并以此作为追求民族主义目标的重要动力。中国共产党依靠发动民众的全面抗战路线,使民族主义由于融入了大众性的内容而达到一个全新的高度,充分发挥了民族主义对民众政治参与意识的促进功能。这虽与当政者要求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主张不一致,但却反映了广大民众的普遍价值取向,造成了当政者在民众面前的被动,也由此影响到战后中国政局的走向。     

试论中国警政史的研究内容与范围

警政是对有关警察的国家和政府事务的统称。中国警政史的研究内容是:以治安问题为起点,以警察职能为核心,具体考察中国历史上各种警政思想、警政机构、警政措施的发展演变过程,分析警察职能的行使和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相互关系,揭示中国警政制度的产生、发展规律。从时间上看,中国警政史的研究范围包括中国警政萌芽、发展的全过程;从空间上看,新中国成立以前的中国警政史,应该以鸦片战争前的中国版图作为标准。在学科性质上,中国警政史属于史学的专史范畴。但在中国警政史学内部,也可区分出中国警政通史、断代警政史和专门警政史。     

论新闻自由权和隐私权之间的冲突及协调

新闻自由权和隐私权之间经常发生冲突，主要是由于权利主体利益的冲突、权利主体的不对等以及法律规定的不完善，解决二者的冲突就要遵循隐私权优先保护原则、涉及公共利益权利让渡原则和新闻自由权的抗辩原则，同时建议从两个权利的法律地位和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两方面解决二者的冲突。     

红水河流域文化艺术遗产保护及其衍生载体的建设

至今仍然传承在黔桂两省区交界处的壮、瑶等民族的铜鼓艺术、蛙神崇拜以及民间歌咏习俗,具有重要的作为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的保护价值,很有必要将其中的一些文化元素融入体现区域族群生存智慧和文化理想的现代生活空间的建构之中,让千百年来生生不息的民族文化艺术资源在新的衍生载体中焕发生机活力。     

论侦查的目的、价值与功能及其关系

侦查的目的、价值与功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对它的探讨既有理论意义，也有实践意义。本文以侦查的定义为出发点，对侦查的目的、价值：功能逐一进行了探讨，并分析了侦查的目的、价值、功能三者的关系，从而全面系统地回答了这些问题。     

贫富差距对社会和谐稳定的影响及其对策

贫富差距的程度与社会和谐稳定状况呈负相关关系。近年来,中国急剧扩大的贫富差距,已经开始影响到社会的和谐稳定。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加大公平优先的二、三次分配力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强化“社会安全阀”,疏通社会各阶层之间流动的通道,降低因“寻租”和“共谋”等滥用权力的行为造成的贫富差距对弱势群体带来的消极影响,不仅是缩小贫富差距的基础,也是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然要求。     

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缩小贫富差距

刚刚闭幕的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这是今后一个时期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全球疫情与中美博弈视阈下高校国家安全问题

全球疫情与中美博弈加剧对高校国家安全造成了深远影响,当前中国高校国家安全问题主要集中在师生涉及宗教、民族以及"三股势力"、中外学术文化交流隐患、西方利用国内民众对疫情的讨论煽动群体对立等方面。而疫情全球扩散与中美博弈导致西方对中方的打压会传递到高等教育领域,反华势力也会在中国高等教育界寻求新的代理人,同时,非政府组织会以学术面孔进行信息收集以危害国家安全。这些都根源于美方及西方国家的冷战思维、高校师生国家安全意识缺失以及历史虚无主义的盛行与反智主义的出现。高校要在国家安全教育制度建设、教师队伍国家安全意识与教育能力培养、高校与国家安全机关联动以及校园硬件建设方面加强工作,才能形成一个良好的环境,切实维护国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