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共同体"愿景的虚幻性析论

近年来,广为流行的“东亚共同体”构想,包括东亚展望小组、日本和马来西亚分别提出的方案,总体上拥有五大共同的主题,即“东亚共同体”应是“开放的”、“民主的”、“经济驱动的”、“东盟主导的”和“权力平衡的”区域共同体。但这些主题在因果逻辑上有着许多致命的缺陷,从而导致这些构想本质上成为一种具有误导性的“虚幻愿景”。     

“一带一路”背景下推动日本参与东亚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前景展望

自东亚地区出现区域一体化的趋势以来,地区国家对于成立东亚共同体的追求就始终存在。日本一度十分热衷于东亚共同体的建设,小泉、鸠山两届内阁先后提出了不同理念倡导下的"东亚共同体"构想,中国也针对地区合作日益紧密的情况提出了"命运共同体"构想。近年来,日本出现了背离东亚社会,与地区和平稳定唱反调的倾向,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与"一带一路"带来的转变有利于东亚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稳步推进。区域合作与地区和平稳定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是中国长期以来的一贯追求。中国应采取全方位的策略使东亚命运共同体建设朝着有利于自身的方向稳步推进。     

日本在“东亚共同体”建设中面临的困境

“东亚共同体”构想是一度作为东亚经济牵引车的日本酝酿已久的重大经济外交方针，但这一构想却因在现实中面临着诸多困境而在实践中举步维艰。日本亚洲认同意识的摇摆不定、东亚地区政治安全机制的匮乏、对美优先的经济政策方针和东亚区域经济结构性障等都成为束缚日本推动“东亚共同体”构想的重要羁绊，束缚着日本“东亚共同体”建设的实践。     

东盟外国直接投资初探

当今,东盟正处于采取措施进行区域整合(含内部和外部整合)的十字路口。这从近来颁布的《万象行动计划(2004)》和第二届《巴厘宣言(2003)》提出“东盟经济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和“社会文化共同体”的概念可以明显看出。这是互相促进、共同创建“在整合、协调、互爱中共同繁荣、生死与共的亚洲共同体”的具体行动。最近,《东盟观察(2020)》提出建立一个和平、稳定和发达的东盟的构想。然而,2005年在新加坡举行的“东盟人领导论坛”指出了东盟共同体内的先天不足:要真正实现共同体的进步,需要人们具有长期不懈、坚定不移的政治意识和参与…     

试论中国的“东亚共同体”构想

中国"东亚共同体"构想的产生有着重要的经济、政治、历史和文化的背景和需求,并经历了从不关注、不积极到关注、积极的演变.创建和谐世界的理念是中国"东亚共同体"构想的基本指导思想.中国"东亚共同体"构想体现了和平与安全、发展与合作、和合与和谐的三大特点,强调和平的地缘政治、合作的地缘经济、和合的地缘文化与和谐的地理环境.其主要特点是:运行路径--先易后难、循序渐进、多轨并行、开放包容;横向联合-涉及政治、安全、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关键因素--中国多边主义合作体系与美国双边同盟合作体系的"兼容共存";主导角色--推助东盟主导东亚共同体的建设;努力目标--建设东亚特色的东亚共同体等.     

东亚区域能源安全与东亚共同体构建

东亚共同体是未来东亚合作和东亚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最佳选择。但目前它尚处于理想和现实之间,短期内无法建成。近年来,东亚大多数国家都面临着能源安全困境,它涉及到东亚国家现实的共同利益问题。区域能源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当今东亚国家普遍关注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能够以区域能源安全合作为切入点,建立东亚能源合作机制或区域能源安全共同体,那么不仅有助于推动东亚共同体构建的进程,还可以为东亚共同体的构建和运行积累宝贵的经验。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构想下南海问题的前景展望

2013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到访印度尼西亚时提出了"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战略构想。这一战略构想为中国和东盟的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特别是双方政治互信和安全合作关系的增进提供了新理念、新指南,同时或可为南海问题和南海局势的发展带来新环境、新框架。中国不仅要持续推进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和为双方在南海问题上展开互动营造更为良好的政治氛围,而且还应积极与东盟就南海议题保证沟通渠道的畅通和正面应对东盟在南海问题上的考虑,增强互动的实效性和共同维护南海地区的稳定与和平,促使南海由争端的焦点变为中国—东盟合作关系的纽带。     

东盟政治安坌共同体建设与中美因素

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建设以2009年东盟首脑会议通过《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蓝图》为标志,可以说开始有了明确的发展目标和具体的规定。然而,东南亚地区要真正实现这一构想,还将面临许多问题和障碍。从其内部看,有成员国的多样性与差异性及内部矛盾、对安全理念及共同威胁上的认知差异、武装力量难以协调合作、决策机制上弊端等因素;外部因素有：美国根据其战略需要不断调整其在东南亚政策、中国和平发展战略对东南亚各国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未来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的发展不可能是军事同盟,只能是以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及非传统安全为重点的合作,其过程必须是先易后难、循序渐进、逐步建立的一个多层次安全架构。     

“东亚共同体”概念辨识

本文从地理与文化、经济和贸易、政治同安全、法律及社会四个不同层面,透视了东亚共同体概念的复杂多样性。文章认为东亚各国某些共同文明基因折射了奠立东亚共同体的最初基石,政治同安全层面则代表东亚地区最难解的一面,而法律及社会层面提示着深层次的合作目标。作者强调,东亚共同体的讨论与建言,不能只有单一层面指向,而应当统筹考虑、多方协作;量力而行、循序渐进。     

东亚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及贫困削减

一、前言 近年来人们对“东亚共同体”的期待越来越大，不仅在经济方面，包括政治、安全保障、文化等因素，对其设想、现状、背景、实现的可能性、战略、政策、设计等进行着广泛的研究和探讨。如果将设想限定于经济领域，那就是“东亚经济共同体”，相当于欧盟（EU）、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的一种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态。     

对东亚经济共同体建设的思考

正作为东亚一体化的长期目标,"东亚共同体"是在全球区域一体化发展如火如荼的背景下,在"10+3"合作框架下于2001年正式提出。从概念提出迄今已有15年,期间尽管也设定了"东亚经济共同体2020"目标,但在目前阶段,出于各种原因,东亚共同体建设处于低潮期。一、东亚经济共同体建设面临的困境及主要原因通过十几年来的实践,东亚域内各国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形成共识,即开展合作、逐步深化机制化水平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符合各     

论“一带一路”框架下互联互通与实现亚欧发展共同体的建设

本文提出了"亚欧发展共同体"的概念,认为全球化时代世界是通的,"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互联互通貌似最低端,实际上最接地气,最有人气,最有现实和理论意义,是实现亚欧发展共同体的关键。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基础、核心领域和优先方向,是亚欧金砖大国(中国—俄罗斯—印度)践行亚欧合作的抓手,也是"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对接合作的切入口,是实现亚欧共同发展的手段和保障。互联互通也是处于实践过程中的"习近平发展模式"的基础、依据和重要内容。中国是亚欧大国,"一带一路"以亚欧区域为核心,中国经济和技术实力为亚欧互联互通建设提供了强大支撑。当前世界经济政治重心在向亚太方向转移,亚欧大陆将成为全球国际政治的中心舞台。崛起的中国应对世界发展和人类进步有更多担当。     

简评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的特征及其面临的内部挑战

2011年年末,经过3年的准备,第一个代表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利益的区域一体化组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宣布成立,这是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大国际事件。将美国和加拿大排除在外的共同体是全体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努力的结果,继承了玻利瓦尔衣钵,致力于建成类似欧盟的区域性组织,谋求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协调一致、共同发展,表达了日益强大的区域自主意识,是对美国霸权的一次巨大挑战。但由于共同体成员国在各自执政模式、经济水平、外交重心、战略预期等方面存在着差异以及美国因素的掣肘,共同体未来的发展将充满挑战。     

东亚共同体:路径、机制与挑战

基于东亚金融危机的体制性原因,东亚一体化提上了议事日程,应该说,这是区域合作的政治构想。然而,作为政治构想的东亚一体化是一种"经济增长型政治"的意图,它走出了一条与欧盟完全不同的路径。首先,在欧洲,以"欧洲人"为核心的欧洲主义成为地域统合的原动力,可是,东亚经济统合缺乏"欧洲人"那种主体性意识,这是一种地域结构性的差异。其次,东盟"10+3"模式是东亚共同体的推进机制,然而,与欧盟比较,东亚缺少一个既有共同政治基础、又有法律约束力的推进机构。再次,冷战从欧洲全面退却,但是,在东亚,"冷战"呈进攻态势,"亚洲主义"成为东亚一体化进程中难以跨越的障碍。最后,文章指出,应以自由贸易协定推进东亚机构建设,以机构推进东亚一体化进程,并推动东亚共同的经济政治制度建设。     

“一带一路”沿线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研究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正在推进的"一带一路"倡议具有重要意义。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具有互利共赢性、均衡普惠性,沿线各国如能摒弃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携起手来共同应对网络恐怖主义、网络霸权等,必将有效维护沿线网络安全。但是沿线各国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时也面临西方大国的掣肘、意识形态各异等挑战。为此,本文提出了建立沿线网络空间共治权利及相关国际法准则、形成沿线网络空间共同利用的体制机制、补齐沿线网络技术和产业发展短板等构建沿线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合作机制。     

“航线共同体”整合概念的中国海洋发展战略——海权发展与中外历史经验

本文以当代区域整合的概念，结合传统“中华世界帝国”区域整合概念，诠释“航线共同体”的建构，并多角度地分析了明朝郑和创建的“封贡航线”和二战后美国在世界建构“全球围堵航线”，双双建构了海洋霸权。据此启示，通过“东亚共同体”走向“亚洲共同体”，再经“亚非共同体”迈向“地球共同体”的阶段性海洋发展战略，中国的海权发展才能建构出足以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国际秩序，创造出安和富庶、共存共荣的优质国际社会。     

论东亚人文共同体的建构:文化区域主义的视角

东亚人文共同体的建构是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重要依托,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在区域层面的重要内容与主要环节之一.人文共同体作为文化共同体的一种形式,在不同历史时期被赋予了不同的时代内容.古代东亚文化共同体初见于汉代,鼎盛于隋唐,17世纪中叶明清嬗代后逐渐走向衰落,西方殖民东侵与近代 日本扩张等因素使其趋于崩溃.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东亚群体性崛起后,特别是冷战结束后,东亚人文共同体的当下建构有了现实可能.文化区域主义作为一种研究视角,是国际政治社会学的重要体现.以该视角分析东亚人文共同体建构的前提条件,可以发现东亚地区存在由历史塑造的相似价值观,东亚文化在域外文化压力下具有一定的"抗逆性",但区域内核心行为体对构建人文共同体尚未形成一致的强烈意愿.在推动路径方面,当前东亚不存在一个公认的文化领导者,官方与民间的多层次推动会因历史与政治问题受阻,东亚文化主体性建设须克服"例外论"陷阱.因此,推动建构人文共同体需将文化作为 目的而非手段,由此尝试强化行为体的构建意愿;在推动主体上避免单中心主义,重视多边协调;方式上在坚持依托政府主导的跨区域对话机制的同时,应深化区域内文化产业合作、推进民间 自发性人文交流;在内容上需注重兼收并蓄,融合传统价值观与新兴文化,逐渐实现东亚各国文化的多元一体.人文共同体将以更具实践性、灵活性和包容性的方式在东亚展开,为多元一体的东亚国际体系提供精神支撑.     

东亚共同体构想与美国的东亚战略

冷战结束以来，亚洲地区的地缘政治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最近一段时期，东亚共同体的构想成为东亚合作进程中的热门话题。日本新首相鸠山由纪夫在外交上大胆提出日美平等联盟关系，高调倡导东亚共同体。美国毫不掩饰自身在亚洲事务上的切身利益。针对日本的东亚共同体构想，美国表示，“美国有一些原则，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涉及安全、经济、商业的重要机制，都不应该将美国抛在门外。”中方一贯致力于东亚区域合作，支持探讨建立东亚共同体，中国愿本着积极和开放的态度，同有关各方就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东亚共同体以及如何建立东亚共同体加强沟通与协商。     

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和构建思路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世界政治经济重心向亚洲转移的态势更加明显。伴随亚洲地区政治、经济、社会、安全等领域出现的新变化,亚洲命运共同体理念应运而生。亚洲命运共同体是在总结共同体发展历史和亚洲国家区域合作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世界及亚洲地区的新变化所提出的制度和理念创新,应包括利益共同体、安全共同体、人文共同体三个支柱。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其基本目标是在亚洲建立和谐共生的新型国际政治秩序和合作共赢的新型经济秩序。     

日本的东亚秩序观与"东亚共同体"构想

近年来 ,在东亚地区合作浪潮的推动下 ,日本政府提出了“东亚共同体”构想。那么 ,日本的“东亚共同体”构想有何特征 ,其中存在哪些问题 ,这些问题与历史上日本的东亚秩序观有什么联系 ,日本的东亚秩序观又是如何演变发展的 ?本文试图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纬度对日本的东亚秩序观和“东亚共同体”构想进行分析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