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农民工犯罪中的运用

农民工作为社会上的弱势群体,由于存在制度缺陷、心理失衡刺激、文化因素影响以及权益保护不力等原因,导致农民工犯罪率很高.犯罪后刑事责任,依据罪刑法定原则,无法定从严从宽处罚情形,在司法实践中,法官视情形对农民工犯罪采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而予以从宽处罚.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求宽与严都要真正落实,都要依法进行.为有效治理农民工犯罪,必须严格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侦查起诉、审判以及执行阶段视情形对农民工犯罪从宽处罚.     

未成年人犯罪片面轻刑化之理性反思

未成年人犯罪轻刑化的合理界限不明所导致的片面追求轻刑化,造成在理论上存在合法性与合理性的不平衡,在实践上会对加害人与被害人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为了维护法律的公平与正义,应该明晰未成年人犯罪轻刑化合理界限,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宽严相济的刑罚政策,构建独立于成年人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健全被害人司法救助体系,加强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完善社会矫正工作。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老年人犯罪中的贯彻与运用

目前存中国，老年人犯罪无法定从宽处罚情形。而根据国外及新中国成立前对老年人犯罪一般予以从宽处罚之实践以及相关理论，结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宽缓之需要，中国刑法有必要明文规定对老年人犯罪予以从宽处罚。     

对未成年人犯罪定罪量刑机制的反思——以人身危险性为视角

长期以来,我国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贯彻的是"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但在执行中常常陷入某种误区——或是定罪时过于严苛,或是量刑时过于轻缓,这种宽严失当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无法实现矫治未成年人犯罪及社会防卫的刑罚目的。将人身危险性理论引入定罪量刑的机制中,在定罪时,可以使其与社会危害性共同起双层限制作用,特别是在我国犯罪圈呈现扩张态势之时,人身危险性的出罪功能恰好可以有效限缩未成年人犯罪圈;在量刑时,审判者要认真考量未成年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把控好从宽处罚的操作分寸。     

宽严相济视野下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研究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要求当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适度。2012年的《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确立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蕴含的从宽理念一脉相承,为未成年犯罪人的再社会化提供了制度保障。法律规范与司法实践之间存在差距,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尚需明确适用主体、扩展适用对象、阐明法律内涵、解决效力冲突、完善封存模式、规范适用程序,并应通过检察监督权的依法行使保障该制度的有效运行。     

西方“轻刑化”思想根源探微

轻刑化是盛行于当今西方的一种刑罚思潮,虽然"轻轻重重"在西方的刑事政策思想中占据着重要位置,但这种两极化的刑罚观念并不能掩盖轻刑化的总体趋势和走向。作为一种思潮,轻刑化的刑事政策具有深层的社会原因,如启蒙思想中的社会契约论和三权分立、基督教教义中的平等思想和宽容、社会学中的犯罪永恒理论等。本文对轻刑化刑事政策的社会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     

我国贪污受贿罪量刑存在的问题和完善建议——以200份贪污受贿案件判决书的实证分析为基础

对200份判决书的实证分析表明,我国贪污受贿罪量刑存在量刑偏轻、量刑失衡、基准刑之裁量唯数额论、从宽量刑情节认定不严格和适用不规范等问题,其产生原因包括法制传统、司法体制、立法缺陷、司法积弊和司法人员素养等因素。基于腐败犯罪的状况和中央的反腐态度,司法人员应转变轻刑化理念,贯彻从严惩腐的刑事政策。完善司法体制、改善司法环境、强化检察权能、提高司法权威是改变量刑偏轻的可行思路。刑法上重置受贿罪的罪刑结构并增设常见的犯罪情节,司法上构建二元处罚标准的量刑方法,完善刑事案例指导制度,是促进量刑均衡的有效路径。观念上厘清受贿罪的罪质及影响其罪责程度的要素,实践中更加注重其他犯罪情节对刑罚的影响,是化解基准刑之裁量唯数额论的理性思维。判决书中加强有关从宽量刑情节的说理,有利于解决从宽量刑情节认定和适用中的问题。     

论罚金刑减免制度的正当性根据——兼论其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的运用

罚金刑减免,是指犯罪人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致使缴纳罚金确实有困难的,法院可以酌情裁定对原判决确定的罚金数额予以减少或者免除的一种刑罚变更执行制度。罚金刑减免能够实现刑罚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之目的,其存在具有正当性。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在罚金刑减免中贯彻和运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时,一方面,要根据犯罪的具体情况,实行区别对待,做到"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相济";另一方面,无论是从宽还是从严,都必须严格依照法律规定进行,做到"严格依法,宽严有据,罚当其罪"。     

浅论在我国建立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除制度的必要性

建立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除制度，不仅能够帮助未成年犯罪人走出其在服刑完毕后重回社会时所遇到的困境，也能够体现我国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重视、顺应我国的刑事政策，更能够顺应青少年犯罪治理的世界发展潮流、符合青少年法治的精神，能够切实地保障未成年犯罪人受到公平对待的权利。     

老年人犯罪立法的宽容度度衡

我国已经步入老年社会，老年人犯罪问题在当今社会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从刑事责任与年龄的关系、社会对老年人犯罪的宽容度、老年人犯罪原因、违法性认识、秩序与功利、刑罚目的等方面看，对老年人犯罪应当予以从宽处罚。当前世界各国的立法普遍对老年人犯罪予以从宽处罚，许多国家还作了较为具体、细致的规定。我国当今的刑事立法没有任何关于老年人犯罪的特殊规定，有必要在我国刑事立法中增设对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的规定。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刑侦部门的适用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我国在多年刑事司法实践中得出的重要结论。本文从“宽”与“严”的适用入手,分析了刑侦部门在实践中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本原则,从操作层面提出了刑侦部门在刑事诉讼的整个阶段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本范围。     

对侦查中有关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研究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不是今朝才有的,而是有着深远的历史发展渊源的。研究该项政策的发展历史、理解其合理的涵义,对于正确运用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作为打击犯罪的首要环节,侦查中更应准确理解和应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只有把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落到实处,才能进一步达到侦查法制化的目的。     

“宽严相济”政策对刑事侦查的影响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对我国司法实践的经验与教训的总结。认真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将逐渐转变侦查人员的执法观念,并对侦查的整个过程产生重大影响,有利于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析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检察环节中的若干问题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党和国家在当前新形势下惩治犯罪对策,构建和谐社会的理性选择。作为检察机关,如何正确理解和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更好地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是当前司法工作中的重大课题。在此,本文结合司法实践对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理解和适用等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逮捕必要性审查模式探究

2013年1月1日正式施行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细化了逮捕措施的适用条件,强调了逮捕必要性审查的重要性,有利于保证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也有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但是在司法实践中,逮捕必要性审查仍存在证明标准缺失、外来人员犯罪之审查存在缺漏、考核机制不合理等问题。笔者就这些问题进行调查分析,提出相应的对策,以期新刑诉法有关逮捕必要性的规定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把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保障人权的精神贯彻到批准逮捕工作中。     

附条件不起诉之犯罪嫌疑人权益保障研究

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新刑事诉讼法的目的之一,新确立的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既响应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又有利于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由于检察机关享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可能发生侵犯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情况,新刑事诉讼法需要从适当扩大适用范围与明确适用前提条件、建立听证程序明确听取意见的规则与效力、分情况决定犯罪嫌疑人行使异议权的后果、赋予犯罪嫌疑人对不适用附条件不起诉的异议权和增加对最终处理结果的监督制约与权利救济措施等方面进一步完善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措施。     

刑罚轻缓化的刑事政策基础

当代世界刑罚的整体发展趋势是刑罚轻缓化.一国的刑事政策会对刑罚轻缓化产生重大的影响,当代西方国家所确立的"轻轻重重"的刑事政策和我国所确立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刑罚轻缓化的刑事政策基础.     

认罪认罚制度中自愿性的判断标准及保障机制

认罪认罚是建立在被追诉人自愿性基础上的从宽处罚制度。该自愿性以被追诉人意志自由和知晓指控事实与法律后果为前提,因而应当坚持客观上是否具有影响意志自由的因素和主观上是否知晓有关事项的主客观相结合的判断标准。认罪认罚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仍然存在“非自愿”认罪认罚的风险,应当构建以权利保障和权力制约为内容的自愿性保障机制,使被追诉人的知情权、辩护权和反悔权得以顺利行使,并通过完善侦讯和录音录像制度、明确量刑建议标准和加强案件审查等方式实现权力制约。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刑事检察工作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继惩办与宽大相结合、“严打”刑事政策后的新发展,其核心是区别对待,当宽则宽,该严则严,宽严互补。在刑事检察工作中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目前重点要强调“宽”的一面。要通过树立宽严相济的执法理念,扩大相对不起诉的适用范围,建立繁简分流的办案机制,正确运用批准逮捕权和刑事和解制度等来实现“宽”的一面。通过区别犯罪种类和情形,依法从重从严打击严重刑事犯罪,从而实现“严”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