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历史演变刍议

“君子”历史演变刍议○傅荣昌“君子”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典籍文献中，首先是作为各级贵族的通称而出现的，后经春秋战国兴起的知识分子阶层的注解提升，特别是儒家的极力推崇和宣扬，逐步由统治阶级的专称演变为“有才德的人”，成为社会各阶层共同信奉的道德人格的化身。...     

“闻道”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李贽解,“说不闻道不可以死,非说闻道即当死也”。“闻道”是人生的追求,死而不得闻道,只是枉死。但并非闻道了就应当死去,而是即便死去,也不枉活过一场,可谓“死而无憾”也。 我想,“闻道”该当何解,还应当搞清楚。孔子所谓“闻道”,或则是“得到真理”,或则是“得到正道”,或则被理解为“掌握事理”,都落实在人生境界的修成上。以此而论,“朝闻道,夕死可矣”应当是没有疑问的。 但是,人有形形色色,对“闻道”又岂有统一的正解?你说“道”     

闲话“面子”

要“面子”,并不一定是坏事。面子者,人格、品性、尊严之谓也。因此,在骂街粗口里,“不要脸”常常是对挨骂者火力最猛的攻击。 “人有脸,鼠有皮”,对于丧失人格、尊严者的批判,早在二千多年前便已开始。《诗经》有云:“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便是对不要“面子”者的严厉而又比较文雅的批判。时至今日,这种“无仪”、“无礼”、“无止”的丢脸事,仍时时     

“不成功”的医改

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煮成了“夹生饭”:患者不满意,医院不满意,政府不满意;富裕阶层不满意,中等收入阶层不满意,低收入阶层更不满意。“看病难、看病贵”,“因病致贫、因病返贫”,老百姓甚至将“医疗、教育、养老”三大支出喻为“新三座大山”。所有这些停留在浅层次的感受,如今又得到了相关部门研究成果的证实。前不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合作课题组正式公布了课题报告,既在预料之中又出乎意料的是,报告对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基本评价是如此之低: “从总体上讲,改革是不成功的。”当《瞭望新闻周刊》希望就此结论求证、求教于权威部门时,却吃了一个“闭门羹”。卫生部新闻处有关人员称:“没有人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十年生死两茫茫”

看完史蜀君导演的新作《庭院深深》,不知为什么心里突然冒出来东坡居士记梦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何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待在照例的看     

“求全之毁”与“求偏之谬”

我们中国人有一种“求全”病,选美要凑够“十美图”,吃药要吃“十全大补丸,就连各地的人文景观也要凑成“八景”、“十景”之类.用这种思想对待人才,必然会演出一幕从求全责备开始,以摧残人才告终的悲剧.“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甘瓜苦蒂,天下物无全美”(《墨子》),“尺之木必有节目,寸之玉必有瑕疵”(《吕氏春秋》),“若指瑕掩善,则朝无可用之人;苟随器任援,则世无可弃之士”(司马光语).美国经济管理大师彼     

苏联举行“中国与社会主义”学术讨论会

据苏联《远东问题》杂志1991年第1期报道,1990年10月9日至11日,苏联科学院经济学学部当代中国综合问题学术委员会和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联合举行了第一次全苏“中国与社会主义,中国经济、政治、历史和文化研究中的迫切问题”学术讨论会,有100多位苏联学者、     

“杂书”有益

除反复阅读《水浒传》、《红楼梦》等古典小说名著外,毛泽东平时还广泛涉猎历代纪实性很强的历史演义和笔记小说这类“杂书”。 1937年1月31日,他专门给李克农一封电信:“请购整个中国历史演义两部(包括各朝史的演义)。”这是指近人蔡东藩所著的流传甚广的历代通俗演义小说。1944年7月28日,在给谢觉哉的信中,毛泽东告诉他到范文澜处寻找《明秀南北略》及其他明代杂史之类的作品,并说:“《容     

文化请上了“制高点”

2006年,中国文化与文化竞争力正处在更深的复苏过程中从“超女”热持续升温、文坛韩寒与白烨的“口水战”,到1700万国人加入到网络博客写作;从郭德纲的传统相声一炮走红,到刘心武式“新红学”、易中天“品三国”引发的街谈巷议;从小成本电影《疯狂的石头》创造票房奇迹、到《无极》《天     

拉瓦锡“罪有应得”吗?

18世纪末的法国在欧洲独领风骚,其缘故一是因为它还有一场政治革命,二是因为它有一场化学革命。拉瓦锡用氧化说推翻了燃素说,因此有“近代化学之父”之尊,在科学史上堪与牛顿、达尔文相伯仲。然而这位大学者却在政治革命中被送上了断头台,留下了一桩历史公案。 近读《世界近代科学技术发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下册专论拉瓦锡之死的一节,论及拉瓦锡被处死的原因,归之于在王政时期他曾充任过包税人(即向国王购买征税权,然后直接向百姓征税)这个颇具民愤的职业,并说拉瓦锡虽然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但政治上却“走到了法国大革命的对立面”及“与法国人民为敌的道路”,     

人应当有“耻辱感”

编辑同志: 我国是一个崇尚良好道德的国家,自古以来荣辱观念就存于人心。司马迁因替李陵辩护被处于腐刑(即宫刑),在他看来,“行莫丑于辱先,诟莫过于宫刑”。他要用事业的成就雪此大耻,正因他因耻发愤著书,中国历史上才产生了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清代学者阎若璩年轻时写下“一物不知,以为深耻”作为座右铭,正由于他把知识贫乏当耻辱,勤奋学习,而成为有名的考据家。这都是个人人格、品质方面耻辱感的行为表现。其实,人的耻辱感与对国家、民族应负的责任还紧密联系在一起。解放前旧中国的一百零九年中,国耻纪念日一个接着一个,割地赔款,洋货倾销,东亚病夫的处境,亡国灭种的危     

运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造企业

曾经获得“鲁班奖”等数十项荣誉、有着50年历史、近5000名职工的国有大型电力施工企业西北电建四公司,由于种种原因,1999年陷于困境。新领导班子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群众根本利益”的观点,进行企业整顿、改革、创新、再造,与追赶新科技革命、打造企业文化并举,使企业从脱困走向全面提高,实现了企业管理、经济效益阶梯式、跨越式发展。年均增长施工产值10％、劳动生产率16％、企业社会贡献率     

马志明:随机分析的“大家”

马志明当选为新一届国际数学联盟执委会副主席,是中国数学家首次担任这一职务“当选新一届国际数学联盟执委会副主席,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荣誉,更主要的是中国数学界的荣誉,是国际数学界对中国数学界的肯定。”面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马志明院士反复强调这一点。中国数学界正酝酿质变秋日的北京,天高云淡。记者按约定的时间走进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     

“中国梦”的多维审视

“中国梦”展现了中国历史、现实与未来的梦想传承,是对过去历史的深刻回顾,是对现实繁荣昌盛的生动写照,是对未来发展的热切期盼；“中国梦”体现了民族、国家、政党及个人的多维发展,即中华儿女的富民梦、中华民族的强国梦和复兴梦、中国共产党带领全体人民实现民族复兴强盛的政治梦；“中国梦”彰显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它不仅仅是对形而下的物质生活富足的向往,更是对形而上的精神、文化和价值等“超越的存在”的追求.     

当代中国“新诗潮”对话录

当代中国具有先锋意味的青年诗歌运动,萌发于“文革”后期的“地下诗歌”及其民间文学活动,1979年民办文学刊物《今天》的创办为其正式开端,至1989年告一段落。其间活跃着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连接的两代人。对前一代人的称谓有“朦胧诗派”、“《今天》派”等;对后一代人的称谓有“第四代”、“新生代”等,“代”的划分因起点各异,是否科学历来有所争论。名称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通过对两代诗人文化命运的透视,揭示出当代中国青年诗歌运动的内在精神,为更年轻的一代人起而越之提供食粮。以下的对话录为我们反思历史的足迹,又开辟了一个视野,值得一读。     

论青年思想教育中“左”的表现

1949年以后,“左”对中国造成的灾难远甚于其它。典型的如1957年的反右,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在十年“文革”中达到登峰造极。“左”的横虐和连绵,使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都饱受蹂躏。人文传统方面,中华民族数千年积淀而成的善良、诚实、正直人格,几乎被摧除殆尽。一段时间里,假话、大话、空话、废话、弄虚作假、口是心非等卑劣人格,成了不少中国人想正常谋生的必备方式,道德和心态被严重扭曲。这种     

李安宅对“礼”文化的功能主义分析——读《<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

《仪礼》、《礼记》是儒家的经典著作,两部书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产物,作为“礼”、“礼制”文化的承载体,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礼仪社会及礼乐文明本身.李安宅先生强调要客观地将《仪礼》和《礼记》这两部书用社会学的眼光来检讨一下,看看有多少社会学的成分.即用“内证的研究”(internal study),客观地审视书中对社会现象或社会事实及其对人们的行动产生了哪些方面的影响,批判性地对国粹主义赋予其之神秘性进行“祛魅”.     

说“关”

“关”，要塞也；《周利》注说是“界上之门”。无论怎样，“关”的位置大概很重要。所以，自古兵家就有守关、攻关、过关之说。守关难。守关是据险以拒敌。杨六郎的重要职责就是把守三关口，守住三关，即可拒故于国门之外。古代战争中有许多争夺关隘的实例。为夺关胜敌，甚至不惜种种手段打通改方内部，赚其“卖关”。因此，对重要关口的把守必用亲信将士。宋朝张载《剑阁铭》曰：“形胜之地，匪亲勿居”；李白《蜀道难》刚直道：‘斯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当年清兵复关不就因为吴三桂打开山海关大门么？没这档子事，历史很可能是另一种…     

从“两论”到“南方谈话”──纪念“两论”发表60周年和“南方谈话”发表5周年

今年是毛泽东的哲学名著《实践论》、《矛盾论》发表60周年和邓小平的《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发表5周年。缅怀两位伟人，重读“两论”和“南方谈话”，回顾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轨迹，深感“两论”与“南方谈话”虽然时间相隔达半个多世纪，但它们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会通”中的主体问题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是重大的理论问题.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真正传播开来逾百年之际,有必要深化认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会通”现象和问题.“会通说”是三十多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之谜”的主要解答模式,有合理性,也有局限性.从内在机理上看,“会通说”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解谜是不彻底的,文化客体间的“会通”只是基础,文化主体的“接受”才是关键.从文化观角度看,立足于狭义文化观立场的“会通说”,并不能完整系统地反映和建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逻辑.从广义即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可见,由文化的“会通”进到实践的“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矛盾运动展开的两个基本环节,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逻辑的主客体辩证法.“主体接受论”是对“会通说”的合理继承和深化,它更全面完整地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