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时期的水利运动与粮食短缺——以皖西北临泉县河网化运动为例

1957年中央大力开展农田水利建设运动的号召,催生了"大跃进"时期全国水利建设的高潮。不过三年后的1960年又认为,这场水利运动在劳力占用及粮食浪费等方面加重了农村粮食危机。本文以皖西北临泉县的河网化运动为例,从地方实践层面讨论水利运动与粮食短缺的关系。文章认为,皖西北河网化不仅因占地减少了粮食播种面积,更因劳力占用导致农业丰产不丰收,同时水利工地上的过度消耗又加重了粮食短缺。产生上述情形的根源,一是水利建设的政治运动化,再就是跃进性的水利建设远超乡村社会实际承受能力,以致水利变"水殇"。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皖西北稻改运动的初步研究——以临泉县为例

20世纪50年代兴起于皖西北地区的稻改运动,揭示了新政权在农业生产发展上的理想化追求。通过对稻改的萌生及其在乡村实践中所遭遇的现实条件限制的梳理,表明了理想化追求与现实之间的距离。文章最后讨论了生产改革作为革命理想的内在化要求,即便遇到了一系列现实困难,也不会轻易发生改变,这是稻改在质疑声中不断推广的基本逻辑。     

新中国成立初期皖西北地区治淮运动的初步研究

1950年的淮河水灾催生了中央的治淮决策。历经淮河水灾影响的皖西北地区在这场治淮运动中,成为当然的主阵地。不过随着工程的不断延续,以及水灾影响的慢慢退却,皖西北民众的治淮态度由最初的积极转向消极。民众态度的转变并未影响政府的治淮决策,基层政府通过将治淮纳入政治轨道完成了所必需的人力物力动员。这一举措,在将治淮推向政治运动旋涡的同时,也弱化了工程的水利效益。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排水问题及其解决机制——以山东省为例

20世纪50年代,由于传统水利秩序业已崩坏,新型水利秩序尚未成形,排水问题间杂着具有历史性的老问题与水利工程起步时期的新矛盾,形成旧问题未除而新矛盾又生的过渡特征。在破旧立新的法制建设思维框架下,党和政府开始探索新的排水问题解决思路,重新建立一套别具特色的排水问题解决机制。同时,这一时期排水问题的解决实践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传统习惯法中的合理性元素,从而呈现出一定的过渡特征。     

解放战争中以诉苦会为中心的新式整军运动北大核心CSSCI

中共军队在解放战争中迅速击败国民党军队的根本原因是两者精神力量的差别,解放军是有信仰的军队,而国民党军队没有信仰,有信仰的军队即使装备落后、人数较少但仍具有强大的战斗力。大批解放军战士获得这种信仰的有效形式是以诉苦会为中心的新式整军运动,在改造数百万俘虏兵的过程中,这一形式的效果尤为显著。     

地方经济建设公债发行研究(1959—1962)——以安徽省为例北大核心CSSCI

1958年,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发行地方公债的决定》,标志着新中国步入了地方政府发行公债的年代。1959年至1962年,安徽省按照"合理分配、自愿认购"的原则发行公债,是新中国唯一一个连续四年计划发行地方经济建设公债的省份。在"大跃进"背景下,安徽省地方经济建设公债发行凸显政治色彩,财政计划与经济计划脱节,出现了摊派、官僚主义等行为,利用地方经济建设公债回笼资金、投资基建的预期目的未能全部实现。为缓解人民群众生活困境,1963年安徽地方经济建设公债全部提前兑付,体现了政府对民众生活的照顾,获得了人民的赞扬。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的构建——以革命戏剧为考察对象北大核心CSSCI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推动革命话语体系的构建和普及,抓住戏剧这一民众喜闻乐见的娱乐和教化方式,通过对其内容、形式的改造,将其逐渐发展为蕴含着革命话语的革命戏剧,在提高农民素质、动员民众参加革命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有意识地构建了以"民族""人民""阶级""劳动"等为关键词的话语体系,并运用革命戏剧的形式进行有效的传播。传统戏剧的改造与革命话语的输出统一于革命戏剧,革命话语通过仪式化运作、生活化叙事、情感化表达、英雄化导向的方式嵌入革命戏剧,让民众真正认可并实践革命话语,有效地推动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的构建和传播。     

20世纪50年代中国外贸格局的调适——以发展对资贸易政策为中心的历史考察北大核心CSSCI

20世纪50年代,中国在外交上贯彻"一边倒"方针,在对外贸易上也形成了对苏新国家贸易总额高、对资贸易总额低的格局。但在政策上,中国不仅从未关上对资贸易的大门,而且从1952年初就开始了对外贸格局的调适,努力发展对资贸易。如成立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以资本主义国家为工作重点推进民间贸易;扩大对港澳出口并转口东南亚,利用港澳的特殊地位发展对资贸易;创办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和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建立对资贸易平台。到1958年,在外贸国别政策的顺位上,相比于对资贸易,对苏新贸易已处于次要地位。作为一种外贸格局的"一边倒",并非中国外贸的政策取向,不能与"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混为一谈。中国发展对资贸易是由当时的商品结构等经济因素决定的,苏联方面对此也未予反对。     

“四清”运动中的基层整党问题研究——以甘肃省为中心的考察

四清运动的第二个阶段是组织建设,其最重要的步骤是整顿基层党组织。此次整党大致分为四个环节,即思想教育;审查、鉴定和重新登记党员;发展新党员;整顿和建设支部领导核心。四清运动中的整党,是中共中央利用政治运动的模式强力灌输政党意识形态的过程,起到了改进党的作风、纯洁党的组织、为党的队伍注入新活力等作用。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共农村的“政党下乡”——以安徽省潜山县为中心的考察(1950～1953)

20世纪50年代的农村建党,为中共政党权力扎根乡村奠定了组织基础。本文以皖西南潜山县为中心,主要考察1953年合作化之前中共农村建党政策的演变和地方的建党实践。1950年中共中央对农村党员发展的限制性规定,从1952年年中开始松动。此后,各地虽然根据中共中央渐趋积极的农村党员发展政策,普遍制定了较为激进的党员发展规划,但在党员发展实践中多数并未完成。农村党员发展在实践层面的滞后,主要源于中共中央有关新老区农村党员发展的政策区别、党员发展政策的非强制性约束以及党员发展的身份选择等,这些因素限制了农村党员数量在1953年之前的快速增长。     

哲学的解放与“解放”的哲学——重探20世纪50—70年代的“学哲学、用哲学”运动及其内部逻辑北大核心CSSCI

中国当代史上的“学哲学、用哲学”运动是在“大跃进”中出现的,是哲学领域“大跃进”的表现,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因主角是工农兵群众,也常被称为“工农兵学哲学”运动。严格地说,“学哲学、用哲学”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运动,没有具体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国家利益变迁与苏俄在中东铁路问题上态度的变化--以苏俄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为例北大核心CSSCI

《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应有无偿归还中东铁路的内容,但苏俄后来对此予以否认。苏俄在归还中东铁路问题上前后所持态度发生很大变化,主要动因是由这一时期苏俄对华政策的基本思想与具体实践所决定的。其一,苏俄政府关于中东铁路的政策实际上始终未变,即不同意无条件归还中东铁路。其二,《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关于无偿归还中东铁路的规定,是苏维埃政府两重性外交的结果。其三,苏俄政府宣布无偿归还中东铁路,是出于获得中国在外交上承认的需要。总之,决定苏俄对华政策的主导因素不是意识形态,而是现实的国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