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多元主义视域下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社会支持体系研究

随着我国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城乡居民的合理流动将进一步加快,作为常规化社会流动基本机制组成要素之一的流动儿童家庭教育问题相应成为学界关注焦点。针对流动儿童家庭教育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及其迫切性,应改变传统的家庭单一主体的支持模式,以福利多元主义为指导,并从支持主体、支持内容、支持方式等三个维度设计、构建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社会支持体系。     

中国的精英决策模式及发展趋势

概述了西方精英模式的基本观点,论述了中国公共决策模式为精英模式的理论依据与现实依据,分析了改革开放前中国精英决策模式的构成是政治权力精英主导的决策模式,具体表现为政治权力精英与一般政治精英的合作决策模式。阐述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精英决策模式演变的过程,指出随着社会精英的崛起,中国精英决策模式逐渐向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经济精英合作的模式演变。并从多角度比较分析了中国精英决策模式与西方国家精英决策模式的区别:指出我国的精英构成、社会精英的实际政治地位与西方国家的精英构成及社会精英的实际政治地位存在差异;我国精英决策不只代表精英的观点,也反映人民的声音;我国的经济精英影响政策的能力远逊于西方国家的经济精英;我国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的合作决策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精英合作决策。分析了中国精英决策模式的优缺点,指出了中国决策模式的发展趋势是精英决策与大众民主的调和。     

"精英决策"模式下的公民参与研究

自1949以来,"精英决策"模式一直是我国公共政策制定的基本模式.在改革开放之前,"精英决策"具有典型的"内输入"特征;改革开放之后,"精英决策"呈现出与大众民主调和的趋向.当前我国"精英决策"模式下的公民参与呈现出如下特征:一是参与主体、参与渠道和参与内容的广泛性;二是参与的整体有序性和局部无序性;三是参与中的"公意"性取向与"非公意"性取向并存;四是参与的非均衡性.     

以行动者为中心的制度主义——基于转型政治体系的思考

基于对西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制度中心观"普适性的反思和对低制度化政治体系的经验体认,试图建立一种适合分析低制度化转型政治体系的"以行动者为中心的新制度主义".为此,从行动者所掌握的政治资源、行动能力、利益和价值偏好等角度,把政治行动者分为精英(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和政治弱势群体,主要讨论了政治精英的特征及其内外部关系,及政治弱势群体的特征.从行动者的角度,分析初始制度的三种选择模式、制度的重要性与自主性、制度绩效、制度变迁与转型、观念与制度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认为制度的初始性选择取决于相关的不同行动者之间的博弈,最初的制度选择模式具有强烈的路径"锁定"作用,但这种作用是通过既得利益者的强制手段来维持的;不同制度的重要与否对不同的行动者来说是不一样的;制度的自主性来自其维持的行动者的政治资源与行动能力;制度绩效的评价不仅体现在它带来的绩效增长,而且还关系到绩效在不同行动者之间的分配公平与否,制度的变迁与转型实际上是行动者之间利益的调整与重新分配.     

“美国式民主”之我见

民主是人类社会的大势所趋,但不同国家可以选择不同的路径。美国式民主是当今世界最有影响力的民主模式。美国式民主的要义是人民主权。美国式民主的定位是以行政为主导、以权力制衡为主线的"精英民主"模式。美国式民主在总统选举和国会议事等方面存在缺陷。美国式民主的输出虽有成功范例,但也有失败的例证。     

教育获得及其对职业生涯的影响(1956—2009)

基于"中国大城市社会网络与求职调查"(JSNET2009)数据,本文重点研究了改革开放不同时期城市居民的教育机会获得状况变迁,以及教育对职业获得与流动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背景与个体属性特征对教育机会获得具有持续性的正向影响,其中父代教育水平、性别与地域因素的时代影响效应最为显著;教育对向上职业流动具有重要影响,但其时代效应存在差异,中等或大专学历对进入精英职业影响的时代效应逐渐减弱,而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影响效应则日趋增强;最后,教育水平对精英阶层自身地位的稳固及其阶层间的内部流动具有重要作用,优质教育获得已经成为精英阶层实现社会地位再生产的一个重要机制。     

流出精英与农村发展

农村精英大量流出是过去二十年中国农村的重要特点。精英流动成为资金、技术、知识、信息、观念向农村转移、促进城乡沟通以及村庄精英资源整合的重要机制 ,为乡村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精英流出也割裂了村庄的精英资源 ,对农村整体的发展 ,包括经济发展、政治改革、组织建设、文化承袭等都产生负面影响。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 ,农村精英大规模流出的机会成本越高 ,乡村更需要精英回归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乡村精英与村民自治研究的文献综述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村民自治实践不断发展,学界对农村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农村精英逐渐成为村民自治研究中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农村精英的定义、结构,角色、地位和功能变化,农村精英的更替和流动机制等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探讨,产生了丰硕的成果。但也存在缺乏关于中国村庄精英内部对资源掌握状况、对不同性质资源支配力传递机制及其对村庄选举与治理的影响的研究,对体制外精英,中西部地区乡村精英的缺少关注,如何协调精英博弈与村民实质性自治研究不深入等问题。     

从“嵌入吸纳制”到“服务引领制”:中国共产党基层社会治理的体制转型与路径选择

"嵌入吸纳制"解释模式能够揭示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及政党—社会关系形态,但却无法为"流动挑战凝滞"时代中国共产党继续领导基层社会治理提供新的思路。作为对"嵌入吸纳制"的承认、超越和提升,"服务引领制"强调执政党更多地以服务为核心,以满足基层社会公共服务需求为出发点,在服务中引领基层社会健康发展,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绩效。推进"服务引领制"的大方向是坚持精英—大众整合、服务吸引和存量管理。具体到当代中国,应当沿着政党去官僚化和党员群体管理两大基本路径前进。对于谋求长期执政的执政党来说,"服务引领制"体现了长期执政空间的另一种建构形式,即以"服务引领制"建构长期执政空间,并昭示了一种新的研究议题的确立。     

中国信息传输体制转轨问题探讨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信息传输体制逐渐步入转轨期,日益呈现出与传统单通道信息传输模式显著不同的发展特点。从政府过程主要参与者的信息意识看,"由封闭保守"趋向"开放包容";从传输主体看,由"一元担当"趋向"一元为主,多元共存";从传输过程看,由"二合一的线性传递"趋向"网络化的互动沟通";从传输技术看,由"单一人手人脑处理"趋向"高科技综合处理"。中国信息传输模式在转轨过程需要特别关注在保证"主渠道"畅通的同时,加大"副渠道"的建设;关注党政信息系统内部过度行政化问题;警惕党政信息系统主流话语权的弱化;重视信息管理的法制化建设;建设中国自己的"盖洛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