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上市公司被强制退市的退市机制研究

上市公司退市是什么含义呢?其实,可以简单地说,公司退市是相对于公司上市来说的,它是指上市公司股份的名称,从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份名单中摘下来,从而失去了在该交易所的上市地位。由于股份名称要被摘下来,所以退市也被称为     

公司如何死亡?--公司退市监管政策的改革

现行公司退市监管无论在监管理念还是制度构造方面均存在问题 ,采行主体主义监管思维 ,动辄吊照的退市监管方式损害了公司的基本人权 ,背离了企业维持原则 ,是一种社会成本高昂的选择。市场退出应更多体现公司自治 ,退市监管权的设置应保持一定节制。现行立法和监管机关对企业强制退市关注过多 ,自愿退市关注不够。公司退市监管政策应当坚持企业维持原则 ,改采行为主义模式 ,在具体制度构造方面进行一系列改革 :限制行政主体关闭公司的权力、慎用退市处罚、取消“登记证一本主义”。同时 ,应重新配置监管权力 ,将部分监管权转移到法院 ,并重整退市程序 ,降低退市成本、采行营业执照托管制和依职权注销登记制、区别企业类型和规模设置退市政策     

主动退市背景下余股强制挤出制度的构建

余股强制挤出制度不是对余股股东股权的侵夺,而是将已缩小为财产性利益的股权转化为经济补偿请求权,故完全符合我国宪法的规定。余股强制挤出制度可更精准地平衡控股股东与余股股东的利益冲突且有效解决余股困境,应尽快引入我国法律。我国宜在要约收购型私有化退市中引入余股强制挤出制度,并遵循“或然关系模式”将挤出确定为私有化退市的特殊情形。应选择更为温和的“单一比例门槛”,并根据不同的股权分布情况设置差异化的挤出门槛阈值。在臂长交易情形,可直接将前序收购要约价格确定为挤出价格。在自我交易情形,宜制定整体主义视角下内外机制相结合的公平价格保障机制。鉴于挤出权与卖出权是互为镜像的一组权利,在引入挤出制度后,卖出权制度亟须进行联动修改。     

浅析成熟证券市场上市公司的退市制度及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我国的证券市场属于后起的证券市场,虽然近十年来发展较快,但与西方老牌金融强国经数个世纪累积发展的成熟证券市场相比,仍有相当差距。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上市公司退出机制,作为企业上市制度的重要一环,在经过长期的市场实践后,其退市标准已经相当完善。因此通过对国外成熟证券市场退市制度的分析比较,可为改进我国上市融资企业退市标准提供借鉴和启示。     

关于我国上市公司退市机制的法律思考

上市公司退市机制的引入是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证监会《亏损上市公司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实施办法》的出台标志着我国证券市场正式启动退市机制。但由于我国资本市场还很不成熟,配套的法律法规也不健全,因此有必要结合我国国情并对照和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相关立法,以建立和完善我国的上市公司退市机制。     

深圳市卢堡工贸有限公司诉深圳市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选举董事的决议无效案——兼论上市公司实行累积投票制的作用和意义

深圳市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系深圳上市公司，该公司于2003年6月27日召开了2002年度股东大会，因投票表决程序未采用累积投票制等原因，公司股东对公司提起股东大会选举董事的决议无效案的诉讼，该案先后得到一二审法院的支持，该公司2002年度股东大会依法被宣布无效，同年12月12日，重新召开股东大会选举董事和独立董事。     

浅论上市公司的强制收购制度

上市公司的强制收购,即我国《证券法》中所规定确立的强制要约收购制度,是起源于上个世纪60年代的英国,并且逐渐发展起来的为了保障上市公司收购中中小股东的利益而设立的一项制度。强制收购制度现主要流行与西欧和一些英联邦国家以及我国的香港地区,我国《证券法》虽然规定了强制收购的条件,对象和具体适用情形,但是在具体应用实践中,该制度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不过该制度在在规范上市公司的收购,保障中小股东利益,维护经济发展上具有其积极意义。     

非强制行政行为的功能评析

随着行政管理进入现代化,民主服务理念也开始进入以命令、服从占主导的传统行政领域。本文指出非强制行政行为的出现和逐渐兴起,正是现代化行政管理民主、科学、高效的标志,文中就非强制行政行为的功能做了简要的分析和探讨。     

论精神病人强制收治——从徐武被精神病案谈起

以徐武被精神病案为例,近些年媒体报道了许多不是精神疾病患者的公民被强制收治到精神病院的事例。被精神病体现医疗鉴定以及精神卫生立法中的问题。关于强制收治中央立法缺位,地方立法无法全面覆盖。一部完善的《精神卫生法》急需出台,避免继续出现被精神病。     

浅析上市公司并购中强制要约收购制度的完善

强制要约收购制度在上市公司收购过程中维护股东权平等和保护中小股东权益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我国现行的强制要约收购立法在要约主体、触发点及要约的撤回和撤销等方面仍存在不足,需要加以完善。     

关于医疗机构强制医疗权的审视与定位——对“李丽云案”和“广州强行剖宫案”的思考

本文拟探讨患者自决权和医疗机构强制医疗权之间的关系,检视和定位医疗机构是否应该拥有强制医疗权。首先从2007年1月发生的北京“李丽云家属拒绝手术死亡案”和2010年12月初的“广州医生强制剖宫产事件”入手,分析当前患者对自身身体健康的自决权和医疗机构基于人道主义考量而可能直接不经患者同意而采取医疗行为之间的关系。继而厘清强制医疗的概念、特征以及当前我国存在的强制医疗的类型。最后寻找患者自决权和医疗机构权利的平衡,得出以尊重患者意愿为主,以医疗机构具有有限度的强制医疗权为例外的结论。     

非强制行政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意义

非强制行政以行政主体依其职权主动做出,不以强制行政相对方服从、接受为特征,具体行为方式有行政指导、行政合同、行政奖励、行政调解等。非强制行政是政府行政定位的转化,是平衡行政主体与相对方之间权益的重要方式,对我国新时期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上市公司私有化交易的审查标准与利益平衡——主动退市的境外经验与启示

上市公司私有化交易是大股东或其关联人通过取得公司发行在外的其他股份,使得公司因股权集中而退市的一种特殊交易安排,通常采取合并或要约收购两种模式。从早期案例UOP,Pure Resourc黜,到最新的In Re CNX,IN Re MFW,以特拉华州为代表的美国法院系统不断反思和维护着保护中小股东与促进交易自由之间的平衡,审查标准从之前的结构主义二元化,发展为新近的功能主义趋同对待,超越了模式决定论的传统路径。在香港地区,人数验证(数人头)规则的存废亦争议颇多。涉及我国企业的私有化交易正在逐步从境外扩展到内地,围绕主动退市的法律制度,诸如董事义务、股东批准和司法审查等方面,需要更系统的研究和设计。     

国际班轮运输公司强制缔约义务否定论——一个案例引发的思考

在“马士基公司、厦门外代与瀛海公司国际海上货运代理经营权损害赔偿纠纷案”中,各级法院对于国际班轮运输公司是否应负担强制缔约义务有所分歧.对此,根据适用强制缔约的“递进武适用标准”,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我国法制环境的分析、参考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因素、基于对货方利益的保护,得出否定国际班轮运输公司强制缔约义务的结论,并进一步分析了此结论对于契约法中准确定位强制缔约制度的理论意义,以及保障我国国际班轮运输市场竞争环境良性发展的实践意义.     

精神障碍患者非自愿住院医疗与强制医疗概念之厘清——与陈绍辉博士商榷

将非自愿住院医疗与强制医疗概念相混淆的现象比较普遍。非自愿住院医疗与强制医疗是两个法律性质不同的概念,他们分别规定在不同的法律文件中;强制医疗包含于非自愿住院医疗之中;非自愿住院医疗与强制医疗在送治主体、实施条件、价值取向等方面存在着重大区别。廓清非自愿住院医疗与强制医疗的概念,能更客观、严谨的研究相关问题。     

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与非自愿入院治疗程序的衔接

2013年5月1日正式施行的《精神卫生法》规定了精神病人的送院治疗程序,其中关于“非自愿性强制入院治疗的精神病人”的规定和《刑事诉讼法》中强制医疗程序有几许冲突,为了更好的保障精神病患者的合法权益,防止因为法律冲突而出现的适用混乱。本文提供些许建议意图做好两法的协调和衔接工作。